本书在政治史、制度史之外另辟蹊径，立足关系思维，聚焦两汉时期上自朝廷，下至临湘侯国、西北边地的候官与各地传舍运作的日常形态，致力于揭示反复进行的事务中形成的不同位置的人与律令、制度、机构的错综关系，展示了国家日常运转与维持的内在逻辑与生动细节，也对涉及两汉乃至整个王朝时期的不少基本看法提出新认识，为作者倡导开展的日常统治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精彩个案。

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访问学人。
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兼及秦汉。先后从事东晋南朝经济史、北朝民众佛教信仰与乡村社会研究。近年关注简牍，尤其是新出土的湖南长沙三国吴简的研究，并致力于探索汉魏六朝的国家形态与统治机制。

序论
上编
传舍使用与汉朝的日常统治
一、《元延二年日记》所见西汉东海郡及其周边的“传舍”
二、《元延二年日记》所见传舍使用
三、官吏的外繇与传舍使用
四、外地官吏出差与传舍使用
五、结论
西北汉简所见“传信”与“传”：兼论汉代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
一、出土地点
二、传文书的分类与特点
三、传文书的分类考察
四、传文书事由所见君臣日常政务的分工与诏书、律令的作用
五、结语
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
一、汉代律令中涉及传舍使用的规定
二、汉代律令的演变与行用
三、结论
皇帝的无奈——西汉末年的传置开支与制度变迁
一、上计结束前的叮咛：皇帝牧民关切的转达
二、西汉末年传置年度招待开支的估算
三、皇帝的告诫为何失灵？
四、结论
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
一、前言
二、郡国邸的用途：从敦煌悬泉汉简说起
三、郡国官吏赴京师公干与郡国邸
四、从郡国邸到邸店
五、结论
下编
西汉“君相委托制度”说剩义：兼论刺史的奏事对象
一、引言
二、西汉武帝以后丞相作用再探
三、刺史奏事对象考
四、余论
西汉御史大夫寺位置的变迁：兼论御史大夫的职掌
一、西汉后期御史大夫府在宫外考
二、御史大夫寺外迁时间考
三、御史大夫寺出宫的背景与影响
四、结论
丞相、皇帝与郡国计吏：两汉上计制度变迁探微
一、西汉皇帝与上计
二、东汉皇帝与上计
三、上计活动变化的意义与东汉初年政局
四、结论
东汉《乙瑛碑》增置卒史事所见政务处理：以“请”“须报”“可许”与“书到言”为中心
一、背景：卒史与吏员
二、“请”与臣下的创议
三、“须报”与“待报”
四、“可许”与实施建议
五、“书到言”与司空的监督
六、余论
胡广/蔡邕“帝之下书有四”说的“显”与“隐”
一、被遮蔽的胡广与绕不过的蔡邕
二、胡/蔡四类说的“说”与“未说”
三、胡/蔡四类说与各方对尚书的争夺
四、结论
汉代西北边塞他官兼行候事如何工作？
一、兼行候事概观
二、兼行候事的开展
三、余论
附录 西汉张掖郡肩水候系年初编
兼论候行塞时的人事安排与用印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给吏与吏子弟——从汉代的“给事”说起
一、前言
二、汉代的给事与给吏
三、孙吴的给吏与吏子弟
四、结论
外编
天下秩序、八王之乱与刘渊起兵：一个“边缘人”的成长史
一、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
二、天下秩序的明暗：臣服、无所事事与失败的反叛
三、佐晋与反晋：天厌晋德与刘渊起兵
四、结论
后记

收在本书中的14篇论文，
是近二十年来从事历史上日
常统治研究的主要成果，按
照内容大致分为三编。上编
的五篇围绕汉代传舍（当时
官方设立的招待所）的使用
展开。下编的八篇，内容最
为庞杂，涉及朝廷到郡县、
边塞候望系统中的候官，既
有常见的问题，如皇帝与丞
相的关系、刺史的作用、御
史大夫的职掌、郡国到朝廷
的上计等，也包含自下而上
的陈请、儒生在描述皇帝所
下文书中的心曲、朝廷与郡
县官吏工作中抽调其他机构
或下属机构的做法（给事）
以及候官的负责人候在外出
巡视辖区（行塞）时如何安
排代理者，及这种安排的后
果。外编只有一篇，讨论的
是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起
兵问题，在他与晋廷共享的
天下秩序下，他的经历与八
王之乱的契机，如何被刘宣
等所捕捉，推动刘渊走上反
晋的道路。刘渊打着继承汉
高祖的旗号，不妨亦放在汉
朝的延长线上思考。天下秩
序的雏形在汉代已出现，嵌
入其中的“蛮夷”首领有意无
意地利用它来建立自己的政
权。“蛮夷”推翻中原王朝，
这是第一遭，开启了中国史
上的新篇章。这篇尽管时段
略有溢出，但是对于更完整
地认识秦汉以降的王朝史，
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同时，
对于理解日常统治研究的可
能性，也是有裨益的。
这些论文，除了上编是围
绕一个问题展开之外，其余
各编之间看上去并无直接的
关联。这些散漫的论文除了
解决具体问题，汇集在“汉家
的日常”名义下，如何从不同
角度呈现出日常统治研究的
特点，在《什么是日常统治
史》一书的第七章有所揭示
，即便该章没有提及的论文
，对照该书第六章与论文本
身，也不难捕捉。这里仅就
其对于认识汉朝乃至中国历
史有什么帮助，略加申述。
上编五篇围绕汉代传舍使
用的研究，一方面通过引入“
使用”的视角，将研究彼时的
传舍从制度史的孤立分析中
解放出来，重建它在当时的
职能，也展现了“关系视角”
产生的化旧为新的作用。另
一方面结合不同类型的出土
资料，从律令规定、诏书的
作用、传舍运行以及运行中
产生的问题与应对，及其未
预期的结果等角度揭示了这
类在各地县级及以上的治所
和交通线上普遍存在的机构
如何发挥作用，既包括对王
朝而言的功用，也包含这类
机构如何实际运行，尤其是
处于王朝不同位置的人上至
皇帝，下到传舍的管理者、
使用者，如何围绕其使用过
程开展争夺，及这种争夺与
制度变动、王朝命运问的关
系。还有更长程的对比观察
，即当时的技术与管理方式
下，广土众民的王朝统治中
所面临的无法摆脱的困境。
这些论文既是对一类不起
眼的机构如何发挥作用的分
析，是不同位置的人与此类
机构的关系史，而非通常所
说的制度史；又因其揭示的
是无数次具有高度重复性的
接待事务，也非研究者所熟
悉的事件史。这种人与机构
的关系史也有助于认识王朝
是如何维系的，两种观察并
置，形成“互观”，可以从运
行机制角度加深对汉朝，乃
至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的认识
，涉及律令的作用、律令与
皇帝诏书的关系、皇帝作用
的多样性，官吏自身牟利活
动的意外后果等。
下编与外编的论文看似零
散乃至琐碎，但如罗志田教
授一篇论文的标题“非碎无以
立通”所言，这些论文的立意
本身，以及将它们合观并置
带来的相互映照，不只对具
体问题提供些新见，同样期
望会对学界长期接受的一些
宏观性论断或思路产生新的
思考。关于前者，过于具体
，不宜在此详论，下面仅就
后者略做说明。
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启了
帝制时代，持续了两千多年
。从秦到清历代皇帝作为最
高统治者，是史书中的主角
，有关记载连篇累牍，学界
中，无论是个别皇帝的专题
研究或传记，还是总体分析
，都相当丰富，再加上各类
影视剧与小说，皇帝的面貌
看起来并不陌生。细究起来
，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
渐成形的关于整个帝制时代
的认识的影响，关于皇帝的
总体认识也在具体研究广泛
展开之前便定型化，且深入
人心，成为研究者心中从事
研究，筛选史料建构“史实”
的筛子，让我们的认识不免
趋于片面与极端化，失去对
复杂面貌的把握。现在有必
要一方面反思近代以来形成
的种种基本认识，另一方面
从更多面向认识皇帝及其作
用。上编中至少两篇涉及此
，下编利用传世文献与出土
简牍，分析丞相在武帝以后
的西汉统治中的作用，揭示
了史书中“皇帝制度叙述”（
甘怀真语）对丞相实际作用
的遮蔽。
关于西汉御史大夫的研究
，不只是考证其办公地点的
变化，更是关注从秦到西汉
后期其职掌的前后变化，借
助出土律令与文书简牍，揭
示秦与西汉王朝律令不断积
累与御史大夫职责侧重点转
变之间的关联，并提示《汉
书·百官公卿表上》中有关记
述的时代性。
关于两汉郡国上计朝廷时
是否面见皇帝的考察，将以
往不太关注的变化纳入一般
被视为制度史的问题中，揭
示了东汉光武帝与明帝个人
执政风格带来的变动与后果
，提示皇帝个人在历史中的
作用，同时也提醒读者注意
，这种作用与皇帝个性有关
，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