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游牧帝国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本书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

袁剑，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历史学（专门史）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曾先后在德国、英国、俄罗斯、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国学习、访问，主要研究领域为边疆研究、内亚研究，兼及海外民族志。译有《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合编有《他乡是故乡：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三联书店2016年即出）等。

译者的话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代中译本前言
序言
致谢
导论 草原游牧世界
草原政治组织与边疆关系
权力周期
文化生态
内陆亚洲的游牧生活
部落组织
草原游牧制度的兴起
第一章 草原部落联盟：匈奴帝国
帝国联盟
外部事务——与汉朝的关系
匈奴内战
王莽：中原的新尝试
混乱时代的外部边界战略
第二次匈奴内战
第二章 中央秩序的崩塌：外族王朝的兴起
鲜卑“帝国”
外部边界战略的复归
汉朝的覆亡——两个帝国传统的终结
匈奴军事国家
东北边地——二元化组织的兴起
鲜卑国家
其他北方国家：前秦与凉国
拓跋氏：第三次征服浪潮
柔然：外族王朝与草原
北魏的汉化
第三章 突厥帝国和唐朝
突厥第一帝国
天可汗
突厥第二帝国的兴起与覆亡
回纥帝国
草原文明
第四章 东北的后起者
草原与中原中央权威的崩溃
契丹辽朝
女真金朝对华北的征服
草原的分裂
第五章 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的崛起
蒙古政治组织
蒙古的征服
蒙古的战略与政策
蒙古帝国的政治继承
权力之争：四位大汗
元朝
元朝的解体
第六章 草原之狼及森林之虎：明朝、蒙古人和满洲人
权力周期
元朝之后的蒙古地区
卫拉特人与明朝
东蒙古人的回归
俺答汗与明朝的议和
满洲人的崛起
早期的大清国
第七章 游牧帝国的尾声：清朝统一蒙古与准噶尔
满洲人对中原的征服
清朝的边疆政策
准噶尔——最后的草原帝国
结语 蒙古人的衰落
参考书目
译后记
新版译后记

中国的边疆属于中国
，但中国的边疆研究越来
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
不仅在于中国自身的悠久
历史与文明形塑了中国边
疆璀璨多姿的风采，而且
也在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
所占据的日渐重要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边
疆研究更应该受到国内学
术界的关注。在历史长河
中，在清代，曾出现了边
疆史地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指出
的：“边徼地理学之兴，
盖缘满洲崛起东北，入主
中原。康、乾两朝，用兵
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
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
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藉
。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
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
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
所集，域外地理学之兴，
自晚明西士东来，始知‘
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而
竺古者犹疑其诞。海禁大
开，交涉多故，渐感于知
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
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
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
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
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
趋外。”（梁启超：《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而
到了20世纪，对边疆的研
究更展现出新的光彩。
中国边疆研究，主要
以两条路径展开，其一为
本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这
方面的成果璨若群星，此
处无须赘言；其二则是国
外学者的成果译介，在这
方面，目前以对专门问题
的针对性研究居多，而理
论建构方面的著作则相对
缺乏。拉铁摩尔的代表作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是西方学界对中国边疆史
加以整体性解释的第一种
主要模式，以“边疆形态”
作为探究中国边疆史的切
入点，指出：“在中国历
史上，可以看出一个显著
的‘边疆形态’：或者是一
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
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
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
；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
王朝，然后向外推进，建
立其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
统治。”（拉铁摩尔著，
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
内陆边疆》，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2005年，
第264页）而在拉氏之后
，托马斯·巴菲尔德的这
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
国与中国》（1989）一
书，实现了从拉氏“边疆
形态”向“内部／外部边界
战略”解释模式的转变，
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
义。
最近几年，边疆史研
究在国内逐渐成为大家关
注的焦点，这无疑会令研
治边疆史的学者们感到欣
慰，但是，在这种热潮涌
动之下，有着诸多的浮光
掠影、人云亦云，如何真
正深入体验边疆的内在意
义，并激发出更多的问题
意识，这是摆在大家面前
的一道难题。而怎样“进
入”边疆，成为解决上述
难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
仅要在材料发掘上有新的
进展，同时也需要在视角
和观念认识上加以转化与
提升，正如王明珂先生所
言：“所谓边缘观点或边
缘研究，不一定是将边缘
视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
被忽略的边缘声音及其意
义，及造成其边缘地位的
历史过程，并因此让研究
者对自身的典范观点（学
术的与文化的）产生反思
性理解。”（王明珂：《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
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
京：中华书局，2008年
，新版自序，第3页）
秉持“从游牧社会发现
历史”的观念，作为译者
，我也希望，巴菲尔德教
授这部名著的翻译和出版
能够为我们思考边疆和民
族问题提供一种参照，但
更远的目的，则是让我们
对自己的边疆观念有新的
反思性理解，从而更好地
认识并建设我们共同的祖
国。

本书力图通过将部落与国家发展的人类学模式运用到那些紧邻中原北部边界的部落民众当中，对其可资利用的历史数据加以分析，以揭示内陆亚洲的某些历史概况。
巴菲尔德这本意义重大的书为普通读者带来了对中原与其北邻关系的具有挑战性的新解释，引人思考，具有说服力。
认知反转，从草原发现中原。

前段时间接到江苏人
民出版社康海源编辑的来
电，告知准备新版此书，
欣喜之余，突然发现时间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自己
也从一个学生成为一名教
书育人的老师。从一开始
自己在老师指点下读书，
到后来变成自己带着学生
一起读，在教学相长的过
程中，去共同理解和认识
关于中国历史及其内部结
构的故事，那些其中生活
过的人的故事——从这个
意义上说，这是我们与书
共同成长的十多年。
十多年来，国内对于
中国历史与文明中游牧一
农耕关系的讨论，有了更
多学科的参与，也取得了
诸多更为深入而丰富的共
识。但有一点依然需要强
调，那就是在复杂变幻的
历史情境中，作为一个兼
容多民族的伟大文明，中
华大地上虽然曾经有过游
牧与农耕力量之间的纷争
与战乱，但自古以来各个
群体的共生关系始终是中
华文明结构的重要基础，
也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
连续性的关键要素。这种
共生关系不仅贯穿过往的
漫长历史，而且维系着当
下与未来，成为我们面对
百年未有之变局而团结奋
进的基础所在。
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
础上，本书新版修订了之
前中译本中的部分讹误，
调整了部分细节性的译名
，以便后续更好地阅读与
理解。新版的顺利面世，
离不开江苏人民出版社一
如既往的信任，感谢王保
顶社长的关怀以及“海外
中国研究丛书”系列主编
刘东教授的首肯；本系列
主管康海源编辑以及本书
责编汤丹磊编辑为新版费
力良多，在此一并致谢。
还要感谢我所在的中央民
族大学郭广生校长、李俊
清教授等的大力支持；感
谢一如既往鼓励我、帮助
我的各位师友，以及始终
在身边督促我的方老师。
没有你们，我的努力就会
缺少很多的意义。

托马斯·巴菲尔德承担
了一项关于公元前3世纪
至公元1757年中国与边
境游牧民族之间关系的艰
巨研究。更不寻常的是，
他挑战了一些对游牧民族
的行动和目的的标准解释
……巴菲尔德的人类学方
法常常具有启发性。
——罗茂锐（Morris
Rossabi），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
在一个综合和解释性
作品很少的领域，《危险
的边疆》是对文献的一个
最受欢迎的补充……它及
时提醒我们，通过将人类
学和历史学明智地加以结
合，我们可以取得多么丰
硕的成果。
——托马斯·爱尔森（
Thomas Allsen），美国
著名蒙古史学家、内陆欧
亚历史与文化专家，美国
新泽西大学历史系名誉教
授
可看作是在本领域内
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
“边疆范式”的形成这个“
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
——姚大力，复旦大
学文科资深教授
巴菲尔德教授的著作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
与中国》，可说是续拉铁
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
疆》一书后，研究中国北
疆各种游牧与定居人群政
治体之互动最宏观且最有
体系的著作。
——王明珂，著名历
史人类学家，北京大学历
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
巴菲尔德的研究内容
丰富且具有挑战性。
——格雷厄姆·约翰逊
（Graham E. Johnson）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巴菲尔德编织了一幅
迷人的精细织锦。作为专
业研究，本书是重要的。
对于那些对当前解释趋势
和历史之间的互动感兴趣
的人来说，本书是必不可
少的。其方法论提示我们
跨学科研究的持续重要性
。最后，这部优秀的著作
提醒读者留意19世纪新兴
世界体系的另一层面的影
响。
——《国际历史评论
》
对有关前现代时期中
亚的帝国与中国关系的文
献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欢
迎的补充。巴菲尔德为我
们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解
释。
——《美国历史评论
》
这是一部相当优秀的
作品。巴菲尔德行文清晰
，令人欣喜的是完全没有
社科术语……他的案例具
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服力
。
——《皇家亚洲学会
杂志》
这本书的出现是值得
欢迎的。它打破了传统的
模式。
——《亚洲事务》

在公元前800年前后，欧亚草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而这形塑了之后2500年的世界历史。南方的文字文明第一次开始遭遇那些随其畜群穿越内陆亚洲草原的游牧骑马民族。将这些民族与其祖先相区别的是其所发明的骑兵：骑马而行、机动灵活的牧民们运用各种弓箭在远处就能轻易地将箭排山倒海般地直接射向他们的敌人。他们尽管人数很少，但是在几个世纪中统治着草原，建立起周期性威胁其定居邻居的强大帝国。游牧力量的顶点是13世纪，此时，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军队征服了欧亚的大部分地区。到18世纪中叶，随着技术与运输革命的到来，双方力量间的军事均衡开始决定性地有利于周边的定居文明，而游牧力量被统一进俄国与中国那日益拓展的帝国之中。
进入近代，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依然令人着迷并时时引起争议：野蛮人的刻板形象既令人害怕又让人轻视，或者被那些仰慕他们的人看成纯朴而自由的浪漫形象。然而，大多数的历史记载都未能清楚解释这一地域及其民众的情况。这些记载由那些按年代顺序编排的、各个不起眼的部落所发生的看似偶然的事件构成。当游牧民族攻击其邻居，进而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展现身影时，这些事件经常被视作自然史的一种形式，就像蝗灾一样。例如，一些汉朝的学者认为中国从不能与那些如禽兽般游移不定的民族建立起适当的关系。后来的基督教与穆斯林评论者认为诸如匈奴或蒙古人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仅仅只是神对犯有过错的社会所进行的惩罚。到了更近的时代，人们则认为游牧民族对定居文明所在区域的入侵是对干旱气候的一种反应。可以说，形成一部贯通性的内陆亚洲历史的主要障碍总在于缺乏一种适当的分析性框架以解释那里发生的事件。就算是那些将内陆亚洲作为其研究重心（而不仅仅是作为伊朗、俄国或中国史的附属品）的学者们，也经常在论述历史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时手足无措。专家们对内陆亚洲文献加以狭隘地理解，几乎从未用现代历史或社会科学方法加以探究，而将其局限于对历史文本或叙述的解释、语言学问题、艺术史以及历史上部落方位的确定等方面。
这种狭隘理解是不应该的，内陆亚洲研究本有可能阐明历史学以及人类学观念上的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内陆亚洲是一块有着强烈彼我观念的两个相互对抗的文化之间长期互动的区域。两千多年来，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面对着世界上最大的农耕国家而免于其政治上的吞并或文化同化。其中的一方是中华帝国，它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将自己视作其他民众与国家的历史优胜者。它的真正名称“中国”（中央王国）表明这是所有文明的中心。在历史上，当中国将其边疆南推至东南亚之时，它直接将一些紧邻的外族吸收到其文化统治之中。在整个东亚，甚至诸如朝鲜、日本和越南这样高度独立的邻国也全都采纳了中国的国家机构与对外关系、表意文字、饮食、服饰与历法模式。在整个东亚，中国最大的对手位于北方的草原地带。在那里，骑马的游牧民族不仅拒斥中原文化与音调卿令．雨糟牲的具．除了汩＾昕台鬯掉枇的物南声旦舶耵1而田妯无视其中的任何价值。其经济建基于游移不定的游牧生活之上，这种经济特征在于这些民族散布于广阔区域之中，在苍茫蓝天下搭帐而居，以奶、肉为主食，崇尚军事冒险与英雄般的个人成就，可以说，谀些骑马民族与其汉人邻居截然相反。
当然，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都保持着自身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的优势，这对那些将种族中心主义视作一种生活的历史事实的人类学家而言几乎习以为常。然而，在内陆亚洲的中国边疆沿线，两个社会经常接触并在彼此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新近的人类学理论强调了对社会与政治关系中时刻发生变化的结构性问题加以分析的重要性，这些结构性问题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而不是完全由当地因素所导致的。最早出现的各种“世界体系”直接影响到那些看似偏远的民众。①假如我们还不甚了解的话，内陆亚洲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就提供了一个运用这种广阔视角的经典事例。孤立地看，内陆亚洲政治的兴衰几乎是随机性的，但是当将之放到区域背景下在一个长时段中加以检视时，它们就揭示出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规律性，而这规律性与中原政权的集权化周期有关。
互动的问题也产生了更难解的文化交流问题。不同的文化彼此碰撞时所导致的事件的意义经常以不同方式被予以解释。两个陌生社会出于何种原因而相遇？在何种程度上他们能意识到彼此的强弱？游牧民族与汉人之间世界观的不同使他们的关系尤其成为问题。在一个部落社会机制中，其理想领袖是一位受到天佑且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勇士，他给他的随从们礼物，这与汉人的观念截然不同，在汉人的观念中，天底下所有的皇帝都应在深宫中通过批阅奏章管理复杂的官僚体制。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