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所要阐释的是，一个古代城邦政治体系的社会根基和内部运转。
作者将年鉴学派社会史的核心原则（重要的是理解普通人的“心态”），与当代文学理论的主要洞见（把文本视作必须根据与受众的关系来理解的象征体系）结合起来。得出的结果，是对一个古代城邦的政治发展做这样的解读：它更多的是与演说术、大众意识形态而不是和政治制度、风云人物、派系斗争或外交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作者希望以此说明：雅典人并非完全理性但却合乎逻辑的决策过程；有效的领导力与真正的人民主权的共存；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霸权，但至关重要的是，这种霸权并非有闲阶级的工具。
此外，作者还论证了，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形成、维持，并通过规则（法律和政治制度）和话语（尤其是公共演说）的生成来繁殖的。这对政治理论学者来说，应当有点意义。

约西亚·奥博，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政治系古典学和哲学康纳拉基斯讲席教授，“斯坦福古史学派”创始人，当代美西古典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国际影响，横跨历史、政治、哲学和古典学的为数不多的多学科学者之一。

序言
第Ⅰ章 问题与方法
A.民主：雅典的和当代的
B.精英与大众
C.社会稳定的解释
C.1 否定民主的真实性
C.2 宪法的和法律的解释
C.3 帝国
C.4 奴隶制
C.5 中产阶级的温和与阿提卡的资源
C.6 面对面社会
C.7 天才：团体的与个人的
D.前提与方法
E.修辞术
F.其他主要史料
第Ⅱ章 雅典“宪法”：一个历时性的考察
A.引言
B.梭伦之前：门第精英
C.梭伦：财富精英和大众
D.庇西特拉图与人民的理想
E.克里斯提尼的“平等”
E.1 公民、坊社与共识
E.2 议事会和公民大会
E.3 陶片放逐制
F.公元前5世纪
F.1 至约公元前440年的宪法改革
F.2 改革的背景
F.3 精英的领导权
F.4 伯里克利
F.5 人民领袖与将领
F.6 反革命
G.公元前4世纪
第Ⅲ章 公共演说者与普通受众
A.大众沟通
B.公共演说者的社会等级：政治家与普通公民
B.1 “RHETOR”和其他关于政治家的术语
B.2 演说家和普通公民的法律地位
C.公共演说人的精英身份
D.政治事务和政治组织
D.1 演说家和将军
D.2 政治集团vs.个人领导
D.3 政治家和角色分化
E.辩论和沟通的公共场所
E.1 人口构成和生存
E.2 公民大会
E.3 五百人议事会和战神山议事会
E.4 民众法庭
E.5 传闻
E.6 剧场
第Ⅳ章 能力与教育：劝说的力量
A.知识精英
B.群体决策和集体智慧
B.1 普通雅典人的天生能力和正式教育
B.2 政治实践中的教育
B.3 城邦制度的规范作用
B.4 群众的智慧
C.演说术的危险
C.1 演说术vs.大众智慧
C.2 修辞教育的不良影响：智术师和职业起讼人
C.3 天真、无知和戏剧性虚构
D.演说家对诗歌和历史的运用
E.政治家论精英教育的优点
F.矛盾和平衡
第Ⅴ章 阶级：财富、怨恨和感激之情
A.平等主义城邦里的经济不平等
A.1 定义和术语
A.2 对阶级革命的恐惧
A.3 再分配方式：公益捐助、税收、罚金
A.4 经济不平等的实际后果
B.嫉妒、怨恨和财富的罪恶
B.1 炫耀、奢靡和堕落
B.2 傲慢与骄横
B.3 社会关系的腐败
C.财富和权力不平等
C.1 通过拒绝捐助而获得的政治势力
C.2 法律优势
D.减轻对财富的负面印象
D.1 节制和努力工作
D.2 戏剧性虚构和财富意识形态的内在冲突
E.Charis：私人的慷慨和公共的感恩
F.政治家和财富意识形态
F.1 公益捐助和善意
F.2 作为耻辱的贫穷：暴富的罪恶
F.3 贿赂
F.4 无可非议地为财富自豪
G.以政治平等调节经济不平等
第Ⅵ章 身份：贵族出身和贵族行为
A.身份和社会声望
B.雅典贵族
B.1 世家子弟和贵族嗜好
B.2 贵族特权：事实和想象
C.出身特权的大众化
C.1 土生土长和爱国精神
C.2 公民身份和恩惠
D.奴隶制度和劳动者意识形态
D.1 奴隶身份和奴隶行为
D.2 奴隶职业和辛勤工作的美德
D.3 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劳动
E.身份意识形态的内部紧张
E.1 政治家的贵族标榜
E.2 品格与成就
F.对贵族精神的颠覆
第Ⅶ章 结论：辩证法与话语
A.政治平等与社会平等
B.自由和一致
C.法治和拥有最高统治权的人民
D.意识形态和大众与精英的平衡
D.1 普通公民和社会平衡
D.2 政治家和政治平衡
D.3 平衡的起源
E.演说家的政治作用
E.1 舆论喉舌
E.2 人民的保护者
E.3 提供建议者
E.4 领袖、批评者和人民意志的反对者
E.5 身为精英的重要性
F.对政治家的约束
F.1 法律控制
F.2 品性与政策
G.民众的意识形态霸权
G.1 雅典与寡头统治铁律
G.2 民主的话语
附录
演说的分类和演说引文索引
部分参考文献
索引
译者附言

感谢被题献者的影响，
我很早就开始思考民主社
会中精英的作用和平等主
义的制度了，那时我还没
有开始读阿提卡演说家。
在对那些演说家做了相当
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德
摩斯提尼在《论金冠》中
议论埃斯基涅斯时流露出
的精英主义腔调，引起了
我的注意——那是十年前
的事情了。考虑到这段“加
长”了的酝酿期，难以避免
地，我写作雅典大众与精
英的目标与意图应该会是
多方面的。首先，我希望
这本书能对希腊史有所贡
献，它试图阐释一个古代
城邦政治体系的社会根基
和内部运转。我希望， 那
些像我一样，认为公元前5
至前4世纪的雅典历史与文
化内在地就很有意思的人
中的大部分，在形成或反
思他们自己关于古典希腊
的评价时，会认为这本书
是有价值的。
我写作本书的另一个主
要目的，也许就没有那么
不言而喻了。许多研究古
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学家
，包括我在内，对当代社
会科学家设计的模型，欣
然采纳，以之作为解释古
代史的辅助工具。当那些
模型被粗暴地或机械地应
用时，得出的结果就很难
令人信服。我认为，对古
典学的研究者来说，对方
法论和理论采取发展变化
的理解，现在是时候了。
相对而言，古代史研究面
对的文本有限，却吸引了
太多的学者，其中必然会
有交叉学科的作业。这样
的领域，正是生产、改进
、检验各种批判理论和社
会模型的理想环境。而这
些理论和模型的意义，远
远超出古希腊罗马世界及
其文化作品的研究。因此
，本书打算成为运用激进
方法研究古典历史的样本
。我将年鉴学派社会史的
核心原则(重要的是理解普
通人的“心态”)，与当代文
学理论的主要洞见(把文本
视作必须根据与受众的关
系来理解的象征体系)结合
起来。得出的结果，是对
一个古代城邦的政治发展
做这样的解读：它更多的
是与演说术、大众意识形
态而不是和政治制度、风
云人物、派系斗争或外交
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我希
望．能够说明：雅典人并
非完全理l生但却合乎逻辑
的决策过程；有效的领导
力与真正的人民主权的共
存；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霸
权，但至关重要的是，这
种霸权并非有闲阶级的工
具。最后，我希望能够论
证，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
是如何形成、维持，并通
过规则(法律和政治制度)和
话语(尤其是公共演说)的生
成来繁殖的。这对政治理
论学者来说，应当有点意
义。
判定什么样的条件能培
育出稳定的民主政体、繁
殖出民主的政治文化，对
民主国家的所有公民来说
，都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
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家
争吵不休的问题。但是历
史上很少有独立演化出民
主的政治文化的例子。用
当代民主制度来做理论检
验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多
数民主国家都太年轻，最
终会成为什么样子，没人
知道。当代政治领导者倾
向于在理论构想的基础上
设计政策，使得检验更复
杂了。例如，对凯恩斯主
义经济学有效性的分析，
由于政策制定者尝试着实
行它的努力，可以说，就
很困难了。由于古代雅典
人并没有受到当代政治、
社会和经济理论的影响，
其行为和话语为关于民主
政治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型
提供了一个来自经验的试
验场。因而，当我写这本
书的时候，我假想的读者
，包括古典学家、历史学
家、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
家，也包括关心民主作为
一种自治方式和生活方式
之可能性的公民。尝试拥
有更广泛的读者群体，需
要对古典学术的传统写作
方法做一些变通处理。在
脚注里，我引用了各方面
的研究，以帮助古典学家
圈子之外的读者(这些研究
在书后所附的“精选书目”中
，以星号标出)，也引用了
一些相当技术性、专门化
的研究。为了便利那些不
谙古希腊语的读者，我译
出了所有的希腊文段落，
对希腊文术语做了解释(在
它们第一次出现时)。索引
里收入了出现频率较高的
希腊文术语，它们的定义
所在页码用黑体字标示。
为了让这本书看起来不那
么令人生畏，我转写了所
有的希腊文用语。我对阿
提卡演说家的翻译，通常
是以一般而言比较好读的
《洛布古典丛书》为底本
的。
在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
程中，很多人给了我物质
上、智识上的帮助。格莱
恩·比尤[Glenn Bugh]，威
廉·德雷[William Dray]，摩
根斯·汉森[Mogens
Hansen]，卡罗尔·劳顿
[Carol Lawton]，卡恩斯·
洛德[Cames Lord]，保罗·
雷[Paul Rahe]，戴维·斯莫
尔[David Small]，巴里·施
特劳斯[Barry Strauss]，罗
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还有杰克·温克
尔[Jack Winker]，帮我获
得了许多未刊文章和论文
稿，这些材料大部分后来
都出版了，但提早知道它
们的结论，省去我很多麻
烦和时间。蒙大拿州立大
学慷慨的休假政策，连同
来自科研副校长办公室、
历史系、哲学系的经费支
持，使这个课题成为可能
。最主要的研究、假说构
想和写作，是在1983--
1984年进行的，当时我是
国家人文研究中心的研究
员。在那里与来自多个学
科的学者的讨论，成为呈
现在这里的许多看法的萌
芽。在一起工作的研究员
中，迈克尔·亚历山大
[MichaelAIexander]，威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国际古典学界最负盛名的古德温奖获奖作品。
2.本书中讲述的雅典的大众参与机制从本质上将城邦变成了一个知识生成和知识聚合的机器，并且也支持有用知识的有效部署。雅典的机构和文化发挥作用，使正确的有用知识在恰当的时间里传递给正确的人，从而产生始终优于平均水平的决策……各个领域的政治科学家都应该关心奥博的工作。
3.中国著名学者秦晖倾情作序：向雅典的经验和教训学习。

奥博利用有关古代世界
的经验证据为规范政治理
论服务，这一工作不仅说
明了雅典，也阐明了民主
制度的创建和运作机制。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
学教授梅丽莎·莱恩：
奥博的书值得古典学者
、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研
究者一读。他对雄辩和说
服力这一雅典民主重要的
方面的分析，观察入微，
论证严密，令人振奋。
——丹麦皇家科学与文
学院院士，兼英国国家学
术院和德国考古学院通讯
院士M.H.汉森：
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
，有望使古代和现代的民
主辩论更加丰富多彩。
——德·圣·克瓦尔学派
传人保罗·卡特利奇

政治演说者的精英言论，应该放在人民需要一种方便委托其权力的非宪法机制背景下来看待。演说家的精英属性使他能够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能。为了能正确地分析城邦问题并制定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他必须有头脑、受过良好教育。为了把城邦面临的复杂问题清楚地告诉人民，并为自己的建议争得支持，他还必须是技艺娴熟的演说家。演说家的财富为他提供了闲暇来研究城邦面临的挑战，并可能使他不受贿赂的影响（起码雅典人是这样认为的）。高贵的出身会使他在雅典精英中获得广泛联系，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公民祖先遗传给他天生的爱国意识和对民主的热爱，这是他从政的先决条件。此外，雅典政治家只有具备了与城邦敌人旗鼓相当的实力，才能成功地打击雅典内部和外部敌人，从而成为“人民的保护者”。因此，他必须像他反对的坏人一样受过良好教育，一样能说会道，一样富有，一样有高贵的出身，才能保护人民。简而言之，对想在公共舞台上争夺人民关注和尊重的政治演说家来说，精英属性是必不可少的。出身不是精英的演说家，永远不过是个“取悦人民者”罢了。
雅典的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公共讨论之后的大众决策基础上的。一场典型的公民大会有6000—8000名参加者，根据法律，其中每一位都有权利积极参与公共讨论。但是，如果每次会议上有1%的参加者选择行使他的自由辩论权，投票前的大量辩论就会使制度崩溃。每年都要做出许多重大决定；在每次公民大会结束时，必须做出一些决定。古代和现代的民主批评者指出，公民大会进行审议的时间非常短。很明显，需要一些具有过滤作用的程序，以确保在公民大会就重大问题发表演说者真的值得聆听，而不是废话连篇。演说者的精英地位提供了这样的机制。演说者在演讲中提及自己的造诣，并指出对手缺乏类似的造诣，以此证明自己作为提供意见者和辩护者的“专业资质”，也检验对手的资质。这种过滤程序取代了使现代民主社会的精英得以合法地承担政治领导作用的更正式的代表制度和选举制度。
通过在公民大会演说和公共审判中反复表明自己的精英身份，并鼓吹受欢迎的方案，政治家在听众中树立了一种他有能力给民众提供建议的信念。公民大会成员们讨论重大问题时愿意听完他的意见，没有行使集体辩论自由、起哄把他赶下台，这表明他取得了值得信赖的提供意见者地位。获得这一地位的政治家被非正式地授予了批评和谴责的权威，甚至在民众反对的情况下，也有权要求他们采取自己的政策。有时他的想法不能令人民信服，也能得到体谅。因此，他可以继续倡导（至少是暂时地）被投票者否决的政策。由于演说者的提议未能在公民大会通过而体现出来的“不信任投票”，因而未必会扼杀他的声音，雅典人仍可改变其政策。
认可过程需要时间。它需要未来政治家的毅力和技艺，以及对他被要求扮演的角色的周全理解。德摩斯提尼本人，早年向人民发表演说时，就未能引起公民大会的注意。他的困境，对初出茅庐的政治家来说，无疑是一种常态，因为雅典人负担不起太多的精英职业政治专家的角逐。公民大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对人民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必须在几个小时内就把可用选项提出来。太多的演说会把问题搅浑，因此一点都不奇怪，任何时候在雅典活动的“全职”政治家，只有寥寥几位。
演说者的精英身份也方便他在城邦治理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他论证了自身的优秀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这就合法化了他对领导地位的要求，若非如此，这种领导地位很有可能就显得太反民主了。用德摩斯提尼的话来说就是，演说家在危急时刻“展现了自己作为领袖的身份”。前面用过的戏剧表演的比方有助于清晰地说明这种“展现”的性质：通常扮演双重角色、用平等主义观点来平衡每一种精英主义主张的演说家，脱离了他的角色（而精英平民从未如此做过）；他摘下了“既平等又优秀”的面具，向听众显示自己更优秀、更适合统治。这样，他不仅是站在人民前列的，而且是高于人民的，因此，他主张自己应该得到人民的授权。一旦出现紧急状况，城邦的所有事务都可以安全地交给他处理。德摩斯提尼、莱库古，或许还有特拉叙布鲁斯、卡里特拉图斯和埃乌布卢斯等人，因此能够推行稳定的政策，使雅典人得以渡过难关。从提供意见者到领袖，这种地位的提升总是暂时的，人民的权力委托不过是权宜之计。危机结束时，受委托的领袖被要求回归正常的提供意见者角色。这与罗马的独裁官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人把紧急状态下的领袖变成了宪法职位；雅典人则从未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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