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学史家曹道衡先生，作为新旧学转型之际成长起来的老辈学者，对读书与治学见解独到。本书是其学术自传。曹先生谦抑地说，回首几十年，有的只是在困而学之后所得的一孔之见，但相信读者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代大家于道德、文章两端的自励，及对后来者的殷殷期许之情。

曹道衡（1928－2005），著名学者，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编委。代表著作有《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等。

自序
第一章 来京以前
（一）家庭和童年
（二）初进中学
（三）重返私塾
（四）学医无成
（五）在无锡国专
（六）报考北大的前一年
第二章 在北大上学
（一）初到北京
（二）在北大学习
（三）初任课代表
（四）下乡“土改”
（五）补课和等候分配
第三章 在中央文学研究所
（一）第一天报到
（二）在大同煤矿
（三）再次分配工作
第四章 不平静的书斋生活
（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
（二）《红楼梦》研究批判
（三）不断的运动
（四）运动的间歇
（五）从1957年到1958年
（六）进城以后
（七）“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
（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二）“五七干校”的生活
（三）运动的继续
（四）在文化部“录音组”
（五）回到文学所
第六章 走上正轨
（一）领导班子的建立和几项工作
（二）南京之行
（三）访问日本
（四）右目失明和眼科手术
（五）繁忙的1984年
第七章 曲折的道路
（一）突如其来的改选
（二）走自己的路
（三）继续探索
（四）我的退休
（五）初次培养博士生
第八章 九十年代
（一）“文选学”研究会
（二）招收第二届博士生
（三）几项业务工作
第九章 我的退休生活
（一）退休之初
（二）移居西直门
（三）手术室外
（四）赴台讲学的设想
（五）退休后的乐趣
后记

当我开始执笔来写这本
小书的时候，思想里存在着
许多顾虑。首先一个问题是
我自问平生碌碌，一事无成
，把这些琐事笔之于书来告
诉大家，未免“家有敞帚，
享之千金”之讥，而且还会
浪费读者的时间。其次，长
期以来，我一直从事古典文
学的研究工作，虽然写过一
些文章，但都属考证或论说
之文，至于那些生动活泼的
文章，不但从未试过，而且
自觉也无此才能。因此动起
笔来，确有点像陆机说的那
样“兀若枯木，豁若涸流”之
感。所以有时甚至想就此搁
笔了。但我终于坚持写了下
去，总算把它写完了。因为
我觉得自己虽乏善可陈，却
也见到过许多大学者，亲自
受到他们的关怀和指导。自
问这几十年来，正是在这些
师长的循循善诱之下，才避
免了不少弯路，多少取得了
一些进步。至于我自己至今
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没有取
得什么成绩，那一方面是由
于我个人的努力不够和天分
有限，另一方面也多少有着
历史的原因。回顾当年师长
们对我的教诲，不光使我终
生受用不尽，而且对现在有
志于学术研究的人，同样也
会是大有帮助的。现在这些
前辈师长多数已经谢世，后
来的研究者已经不可能再受
到他们的亲炙，因此我更有
责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
比我年轻的人。因为这些师
长的教诲，本是治学的宝贵
经验，也是学术界共同的遗
产。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传达
给下一代，这应该是我无可
推辞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个
原因，我才不顾自己的谫陋
，记述了这些嘉言懿行。我
想这些师长对我的教诲，对
别人也是很有益的。除了这
些内容之外，在这本小书中
，自然也免不了要谈到我个
人的一些经历。这里有些可
能是一得之见，虽未必有多
大意义，也可供比我年轻的
同志参考，更多的应该说是
教训，这些教训，也许可以
供别人作为前车之鉴。当然
，对这些经验和教训，也只
是根据我个人的想法来评价
的，是否值得参考和借鉴，
还希望广大读者自己去作出
判断。
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一
点是关于前几年流行于学术
界的所谓“新方法”问题。尽
管有些提倡“新方法”的人认
为我是这种“新方法”的反对
者，但我至今不承认这种看
法。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
，每次重大的进步，都必然
有着“方法”的更新。宋人之
于汉唐是这样，清人之于宋
明是这样，“五四”运动和马
克思主义的传播更是这样。
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可
能反对别人去研究和介绍当
代西方的某些新观点、新方
法。问题在于当有些人在接
受某种新观点、新方法时，
不是认真地加以翻译、介绍
和阐释这些学说，让别人理
解它、接受它，而是板着面
孔责备别人“保守”，不知道
接受这种新说。其实他们不
想一想，像我们这一代人的
外文水平，是否能读懂这些
书的原文就很成问题（其实
有些热心提倡“新方法”的人
，其外文水平也未必比别人
强）。何况即使能读懂，也
未必找得到这些原著。再说
纵使我们见到了这些“新方
法”的著作，也要有个较长
的熟悉和理解的过程，才谈
得上接受和运用。看来这些
人对推广“新方法”实在过于
热衷了，竟要一些不知道、
不理解这些“新方法”的人一
下子变成这些“新方法”的信
徒。如果做不到，他们就会
棍棒交下，甚至追究别人的
“心态”，用勒令“停业整顿”
相威胁。这样，被批评者自
然很难心服。再说有些“新
方法”的宣传者为了证实自
己的新说，有时引证史料又
不甚严谨，甚至对史料的理
解也有错误。因此迄今为止
，我还不承认自己是“新方
法”的反对者，我所反对的
仅仅是某些借着“新方法”的
口号来整人的人。
本来，学术上有不同意
见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如
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学
术本身也不可能有所发展。
当不同意见出现的时候，只
能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来解
决，如果解决不了，不妨各
行其是，让历史去作结论。
如果因为别人一时接受不了
某一新说就视之犹同“张作
霖”、“吴佩孚”这些军阀，
请问这和中世纪欧洲的“异
端裁判所”又相去几何呢？
学术上有些问题本来是很复
杂的，即使多数人有了共识
，少数人也仍可坚持其不同
意见，何况有些新说，还远
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
受呢。这个问题在我思想中
存在很久，至今未得解决，
所以在书中也许谈得多了些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一点
即是此书的文笔颇乏生动，
这是我久已认识而始终不能
克服的毛病，在这里只能向
读者致歉了！
最后，我这本小书之所
以能写成和出版，首先应该
感谢韩雪博士的鼓励和推荐
，更应该感谢辽宁教育出版
社的不弃。如果不是他们的
大力支持，我是没有信心和
勇气去写这样一本自述性的
小书的。
曹道衡
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于
北京
时年七十有二

曹道衡，著名学者，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编委。代表著作有《中古文学史论文集》、《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等。
本书记录了作者从上海来到北京及在北京的经历。语脉井井而间生波澜，笔触平实却不乏个性。

这本小册子记录了我从
上海来到北京及在北京的经
历。我自问是一个极平凡的
人，不但无德可述，无功可
记，而且连一些足以让人感
到有趣、提供茶余酒后以资
谈助的笑料也不多。再加上
我拙于文笔，更难使读者对
这些平凡的事产生兴趣。坦
率地说，要我来写这样的书
，确实很难胜任。因此当我
拿起笔来时，总觉下笔极为
困难，正如陆机说的“兀若
枯木，豁若涸流”。尽管这
本小册子字数不多，而在我
来说，则比写学术论文不知
要艰难多少倍。看来对这种
文字，我还是以藏拙为好。
在着手写这本小书前，
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考虑：我
既非作家，又无任何不同寻
常的经历，因此只能着重谈
谈自己的治学经过。然而，
这亦非易事。回首几十年来
，我虽然也写过几本书，发
表过若干文章，却很难说有
什么重大的发现和创见。有
的只是在困而学之以后所得
的一孔之见，这些看法能否
成立，还有待于大家的匡正
。尽管我至今为止，仍在学
术上无所成就，而在这方面
我倒也不是无话可说。我常
对一些年轻同志说：“我这
个人虽无学问，却见过不少
真正有大学问的学者。”这
不是谦虚，也不是夸大。说
实在的。像我这样的人，稍
稍读了几本书，发表了几篇
文章，就被有些人看做“有
学问”了。其实完全不是这
样，比起我的师辈来，我觉
得自己还差得太远。这就使
我想到，对于比我年轻的一
代来说，面临着这样的任务
：即继承我们先辈的优良传
统，加以发扬光大，把我国
的学术推向一个新的辉煌阶
段。应该承认，许多年轻同
志处在今天这样可以安心治
学的时代，在学术上应该能
远远地超过我们这一代，而
且事实上亦已在不少方面超
过了我们。不过，超过我们
这一代，还是不难的，而真
正要继承和发扬先辈的优秀
传统就不这样容易了。我深
以为遗憾的是，我的许多师
辈，大多已归道山，他们对
我的教诲至今记忆犹新。由
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未能
好好地去做，而只能寄希望
于比我年轻的一代。所以我
觉得有责任把许多师辈对我
的教诲记下来，让年轻一代
有所遵循。这对我国的学术
事业当有裨益。“桑榆之光
，理无久照”，对我自己来
说，已难有所成。我所期望
于年轻一代的倒是杜甫的两
句诗：“窃攀屈宋宜方驾，
恐与齐梁作后尘。”希望他
们真正能以先辈大师为榜样
，吾侪碌碌，不足道也。

第一章 来京以前
（一）家庭和童年
我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据说我家从事医术已有七八代历史，可是到我手里，却失传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可以称为曹家的“不肖子孙”。
曹家虽说是苏州人，但祖上原出安徽歙县，移居苏州已经很久，以致我现在已说不清这个家族迁居苏州的时间了。听老人们说，曹家的祖先刚到苏州是从事商业的，后来亏了本，就改习医术。那时的境况也并不算好，直到我的曾祖父手里，才成了当时的名医，发起家来。我曾祖名叫曹元恒，医号沧洲。因为他的医术在清末的江浙一带很有名声，所以有一次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有病，就叫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到苏州召他入京为皇帝治病。关于我曾祖父为光绪治病的事，近年来常有人提到，但我对此事却所知甚少。我只是早年曾听到老人们提起，说给皇帝治病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我曾祖父开的处方都是些平安药，并没有使出他的真本领来。但通过切脉，他已经多少预见到光绪帝的病难于治愈，在一度减轻之后，就很快南归。后来光绪的病再次发作，又曾征召过他，但他装病推辞，没有进京。那次为皇帝治病，大约对我家的社会地位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在清末，我家也算苏州的名门。
我的祖父叫曹岳昭，字融甫，他是我曾祖的幼子，他在苏州行医，有了一定声望以后，就移居上海。因为当时上海有着所谓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那时正值北洋军阀混战之际，江浙一带发生了齐燮元和卢永祥之战，很不太平，因此要在租界中找一个安身之地。我祖父到上海后，先是在租界里租一处房屋，开业行医，后来赚了些钱，就在威海卫路一个里弄中买了一所房子，既作住宅，又作诊所。后来我祖父也就是在这所房子中去世的。那已经是抗战中期的事了。
我父亲叫曹凤来，字泰吉，也是中医，一直在上海行医。我的母亲姓潘，是清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潘世恩的玄孙女。潘家是世族，文化教养很高，我对古典文学发生兴趣，主要是受了舅家的影响。近年来，有一些朋友常常说我继承了“家学”。他们大概是说我受了曾叔祖曹元弼先生和从曾伯祖曹元忠先生的影响。其实，曹元忠先生一直住在北方，而我家一直在南方，我从没有见过他，只是幼时在家里见过他的文集叫《笺经室集》，那时年纪还小，看不大懂。曹元弼先生我倒见过几次，他住在苏州，直到解放后才去世。他最有名的著作是《礼经校释》，是一部研究《仪礼》的专著，在清末民初很有影响。他是清代的“遗老”，到晚年时已双目失明，所以从不出门。我年轻时到苏州，曾去拜见他，他已经八十高龄，自然也不会向我这样的小孩子讲什么学问。
我是1928年出生在上海的。据说出生的地方叫“茂德里”，在现在人民公园附近的新昌路。对此我已全无印象，因为大约在我两岁左右就搬到了威海卫路。这大约是1930年的事。搬到威海卫路时，我还什么也不懂，但到1932年初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我还多少有些印象。首先是那次我家忽然来了许多苏州亲戚，都是逃难来的，威海卫路的房子本来不小，这时却住满了人；还有是从家里向北望去，可以看见闸北一带到处冒起黑烟。这就是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的结果。总的来说，那些印象都很零碎和模糊，因为那时我还很幼小。
我的曾祖父就是那次避难来上海时病逝的。去世后家里办丧事的情况，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见到大人们都穿起白布的衣服，还常有些和尚来敲敲打打，有时大人也领我去磕几个头，这些事，我自然丝毫不理解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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