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改变了以往以民族主义概念观察历史问题的视角，将10世纪燕云地区部分汉人官员和将领依附契丹政权的史实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从唐灭亡至宋辽“澶渊之盟”间这一复杂时期内人们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以及族群间文化冲突与认同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该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专注于界定一系列概念并探讨相关观念的变化，包括边界、族性、忠诚的意识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通过对不同时期越境入辽的代表人物李澣、韩延徽、张砺、赵延寿、王继忠的个案分析，揭示了特殊历史阶段人们的不同选择。

史怀梅(Naomi Standen)，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研究博士，现为英国伯明翰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目前，她主要致力于欧亚北部边疆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古时期东北亚越境者、边界、边疆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执笔《剑桥中国史五代宋史》“五代”部分，出版《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一书，发表论文《五代时期的劫掠与边疆社会》《游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与947年辽的征服行动》等数十篇，在学界影响巨大。

前言
导言
第一部分 边界、分界线与越境者——概念与背景
第1章 你不可由此及彼——概念反思
民族主义的概念范畴
一些定义
边界：领土与权力
与族性相关的问题
忠的问题
史书编纂中的边界与10世纪的文献
第2章 生与死——忠的概念和运用
一个新概念：公元前1000年忠的概念
汉代的选择方式
汉代以降的理想与现实
唐代对忠的一系列解释
五代时期忠的思想
北宋的史书编纂：一个实质的变化
结论
第3章 跨越边界与边界的移动——第一批辽南人
越境的类型
10世纪早期的分裂与选择
10世纪中叶的联盟与战争
10世纪后期的战争与国家的形成
其他的越境方式
文化类型
第二部分 为辽效力——人生
第4章 边疆地区的忠——缔造者与儒家
为辽效力
在辽的早期成就
离开与返回
为南朝效力
对选择的描述
第5章 边界概念的出现——两种为辽效力的方式
来自朝廷内部的观点
辽与晋：联盟与战争中的忠诚与边界
边界与忠：文化或政治
第6章 画一条线——对忠的重新定义
忠贞至死？947年辽征服以后的李澣
变节：王继忠的越境与澶渊之盟的影响
效力于辽
不确定性
结论 边界的确定——从古至今
10世纪对忠的理解的变化
从实用主义到永恒真理：史书编纂中的辽南人
南方文献与《辽史》对“心系南朝”情感的描写
超越族性与民族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再版后记

本书致力于重新描绘
一个部分是因距离，但主
要是被历史涂抹得面目全
非的世界。全书主要讨论
的是选择：对忠的选择、
对认同的选择、对解释的
选择，以及人们面对纷繁
变乱的时代所做的选择。
本书试图为一系列特殊人
群所做的特殊选择确立一
个参照物，并且力图考察
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选择
，反过来又是什么影响了
参照物的变化。同时，本
书还探寻了文献中对于这
些选择的解释的变化过程
，并将之作为从后世文献
中获取10世纪真实情形的
一种主要手段。
这里呈现出来的研究
结果，一开始并非如此。
我的博士论文从最初以越
境者(frontier crosser)为
主题发展到现在以边界
(border)为主题，这使我
必须重新思考现代某些重
要的概念在过去是什么样
的。在这一似乎永无止境
的重新思考过程中，我的
一些新的假定贯穿了本书
始末。因此，作品的成形
实际上是这一探索历程的
结束，虽然这无法解释我
为何会到那儿，但这使我
以另一个视角和另一种语
言，开启了一段领略不同
风景的旅程。
同样，也是一次旅行
激发了我对边疆(frontier)
这一主题的兴趣。20世纪
80年代初，我骑行穿越仍
笼罩在冷战阴影下的东欧
，近距离观察到诸多在边
疆与边界自相矛盾的情形
。我不仅注意到东德人被
围于柏林墙内，而且发现
奥匈边界虽壁垒森严，却
日常往来自由。在乡间路
上，只有通过边检站时才
能感知边界的存在，四目
所及根本没有栅栏将边界
两边分隔开来，反倒是景
移境迁成为进入另一个国
家的标识，比如在捷克和
斯洛伐克是肤寸狭田、草
垛矗立，而到了匈牙利则
是沃野千里、阡陌交通。
同样，在波兰，簇新闪亮
的教堂铜顶展示了人们对
天主教的虔诚。那次旅行
使我开始实际关注现在的
边疆：边疆是什么，边疆
是如何确立的，又是如何
被打破的，或者说当地民
众是如何忽略它的存在的
？果真这样的话，中央政
府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
的角色？为什么不同形式
的越境(frontier crossing)
成了政府与当地人斗争的
舞台？中国历史上也有与
之相似的问题，这就使我
们能以一种同样的方式重
新理解边疆问题
(frontierissues)。在我开
始这项研究的很多年里，
汉化(sinicization)的概念
从广遭质疑到被普遍接受
，从1990年柯娇燕
(Pamela Crossley)具有深
远意义的论文《思考现代
早期中国的族群性》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到2002年宿迪塔·森
(Sudipta Sen)在《亚洲研
究》(Asian Studies)上宣
布同化模式
(assimilationist model)已
死亡。彼时，族性
(ethnicity)成为除汉化
(sinicization)以外的一种
主要叙述方式，然而现在
族性本身作为一种分析框
架已遭到质疑——至少对
于前现代来说是这样的—
—在此，我试图提供另一
种分析模式，以便能够更
好地分析并非是由族性建
构起来的世界。
当然，在此要感谢的
人太多，原谅我无法一一
胪举，只能铭记于心。吉
尼提·纳尔逊(Jinty
Nelson)不仅让我领略到
编年史是如此令人着迷，
而且教会了我阅读它们的
方法。安妮·达根(Anne
Duggan)不遗余力地打磨
我的文稿。傅海波
(Herbert Franke)积极鼓
励我阅读古代文献。与其
他人一样，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耐心和一直
以来的支持，使我获益良
多。他慷慨的鼓励，我将
永生不忘。柯娇燕不断给
予我灵感、支持、批判，
以及学术良知。感谢威斯
康星大学苏必利尔分校与
纽卡斯尔的同事们以及那
些志同道合的学生们，是
他们给予了我温馨的工作
环境和切实的帮助。
本书能够完成，得益
于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
金会(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博士论文奖学
金的资助。随后的工作、
奖学金以及参会邀请在很
大程度上给予了我从不同
角度探索相关问题的机会
，这些是埋头写作此书无
法获得的。虽然由此延缓
了写作进度，但我受益匪
浅。
在此，同样要感谢鲁
文·阿米塔伊(Reuven
Amitai)与彭晓燕(Michal
Biran)，特别要感谢狄宇
宙(Nicola DiCosmo)的宽
容。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
给他们带来哪怕一丝半点
的安慰。另外要感谢的是
，英国大学中国委员会
(Universities’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提
供的出版津贴，减轻了出
版的负担。
狄宇宙和柯娇燕通读
了样稿(柯娇燕校读了两
遍)。我力图全面采纳他
们的建设性意见，可惜的
是我却辜负了他们的期许
，未能全部吸收他们的真
知灼见。尤锐(Yuri Pines)
和戚安道(Andrew
Chittick)对于“忠”(loyalty)
在某些重要历史时期的讨
论拓宽了我的视野。凯文
·格林(Kevin Greene)、格
雷姆·米尔恩(Graeme
Milne)、鲍勃·穆尔(Bob
Moore)与萨姆·特纳(Sam
Turner)阅读了未成形的
导言和第1章。艾利森·哈
迪(Alison Hardie)仔细审
订了书中的翻译，蒂姆·
柯克(Tim Kirk)为书名提
供了建议，龙沛(Peter
Lorge)在最后时刻给出了
至关重要的批评意见。迈
克(Mike)仔细审读了每一
稿，值得欣慰的是现

一部海外汉学经典，填补辽宋史研究的空白之处；
一种全新研究视角，打破后世忠理念的传统理解；
一幅文官群像图卷，展现特殊历史期的不同选择。
全书主要讨论的是选择：对忠的选择、对认同的选择、对解释的选择，以及人们面对纷繁变乱的时代所做的选择。

浦江先生有一习惯，
凡已发表论著，后续觉察
研究瑕疵或发现学界新进
成果皆落笔卡片以备修订
。言传身教下，我们坚守
如一。拙译枣梨八年来，
虽不知修订本何时付梓，
但每有所获或师友赐教，
我皆贴条标识。感谢康海
源、张欣二位老师让我等
来了修订再版的机会，使
我能够全身心地纰缪改误
。
改误之际，彻底治好
了我的普信。八年前，译
著甫一镂版，我笃定做不
到“信、达、雅”之“雅”，
但自信可以做到忠实原文
之“信”。虽说同样做不到
“达”，但也已极力避免西
式翻译，努力向“达”靠拢
。幸而，我从未将如此普
信之辞当众说出，现在想
来仍心有余悸。
诚然，先前自查自纠
与师友指正已让我略有心
理准备。不过那些贴条多
是吸收原书所引论著新译
译名或炼词改讹的标识。
全面系统修订后，我惊恐
地发现确有不少误解原文
、句式西化等“信”“达”问
题。幸赖姚江、姜可人、
李木石、李季娴、田野、
钱逸凡六位学友，在癸卯
新春夙夜不懈为我纠谬勘
错，修订本才得以向“信”
与“达”更进一步，只是难
以为报，惟道一声谢谢。
在此，需要特别感谢李浩
楠兄阅读初版时点点滴滴
的指正，以及张达志兄对
译名人名的及时赐教。
“校译犹如扫落叶，旋
扫旋生；四十知三十九非
，有误即改。”只是希望
此番修订能减少下一次的
纠谬，让责编张欣女士不
再像这次那么劳神费心。

史怀梅在深入阅读和
分析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
，完成了一项令人印象深
刻的研究，阐述了一些重
要的思想和概念——主要
是关于唐宋过渡时期的边
界和忠诚，而它们在过去
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是一部极好的著作，所
有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尤
其是研究唐、辽、五代和
宋时期的人，都应该读一
读。
——《亚洲历史杂志
》
史怀梅对相对被忽视
的辽朝和五代的研究为理
解前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
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是
必不可少的。
—《选择》杂志

第1章 你不可由此及彼——概念反思
现代社会对历史的认知已经不可抗拒地被民族国家的概念框住。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统治者、将领、僧侣和政治家恐怕并不认为现今重要的
问题在当时也同样重要。
——邓如萍（Ruth Dunnell)，《白高大夏国》(The GreatState of White and High)
10世纪的很多事物，用后来才有的词汇去理解，会妨碍我们对它们的认识；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在此只取与本研究相关的概念，它们可以被概括为三个词。第一，边界：本文开始逐渐关注宋为何未能成为像唐那样扩张性的帝国。五代和宋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是强还是弱？具体地说，五代和宋是如何将辽以降的北方征服者抵御在外的？第二，族性：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宋在澶渊之盟以后兴起了一股强劲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统一意识，这样一股趋势则被假定为指导那些10世纪先辈的行为准则。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变为了：五代时期的族群意识(ethnic consciousness)发展到了什么程度？①第三，忠：北宋后期与南宋后期皆以其忠臣义士而著称，为何五代那么多人频繁易主？五代人是道德沦丧、民族败类(ethnic turncoat)，还是想去开化那些夷狄？他们的行为到底该对任由异族挑战宋朝负有多大的责任呢？
这些问题，都被用澶渊之盟以后才有的标准来解释，或许更确切地说，是用可以在宋代找到根源的现代标准来理解这些问题。正如德里克（Arif Dirlik)所言，“指引重写过去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原文如此]现代认同（identity）的需要”①。田浩（HoytTillman)将这些12 世纪和现代的标准陈述为诸如“华夷大防、效忠朝廷和强国驱虏的实际方案”②。正如田浩注意到的，族性、忠和边界的概念虽然源自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概念本身成了理解像10世纪那样处于过渡和动荡时期的一个主要障碍，因而越来越遭到诟病。③
民族主义的概念范畴
发端于19世纪的民族主义基本理论，通常认为边界是界定一个主权国家与其他相似政权之间疆域范围的标志。而这些政权所辖，至少有一个不管是通过血缘还是人为构建的“族性统一”(ethnically coherent)，文化占主流，并且对这个政权的忠诚高于对任何个人，随时肯为之誓死效忠的核心人群。现代学者为了彰显民族主义在理解宋代中国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将陈亮坚定的宋朝疆域观、中国永为夷狄所犯的民族中心主义观，以及对官员爱国与叛国的评判，都作为民族主义在宋代出现萌芽的标志。①
虽然大多数的分析并没有直接使用民族主义的概念，但分裂与统一的叙述模式在这些分析中占据主导，为这些分析奠定了基础。这种叙述模式假定“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国家，它不仅存在于意识和文化范畴内，而且存在于一块永恒的疆域内[即“中国本部”（China Proper)]。这种叙述将整个“中国”的历史囊括在内，这表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术语中。秦始皇被描述为“第一位统一中国的帝王”，这意味着统一是“中国”的常态，那些前帝国时期的国家一直等待他来完成统一。汉的扩张获得了人们的赞许，但3-6世纪则被贬低为“分裂”时期，这意味着它偏离了人们对统一的期待。隋唐得到肯定是因为重新统一了汉人坚守的土地，而安史之乱造成的藩镇割据自然伴随着哀叹。宋代“重新”统一了“中国”，而这个“中国”再度分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蒙古人再次统一了“中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种统一的状态都“未曾改变”。将这种叙述与用来构建这种叙述的术语以及相应的分析整合在一起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虚构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中国”是存在于时间与空间、有思想和行动的实体，在一系列概念与实践上与“非中国”是相对立的。①
因此，现代学者倾向将10世纪视为“中国”首次内部分裂的时期，可悲的是此时不再将忠作为道德标准，这为异族侵犯铺平了道路。②在英文中，道德要求通常更容易被隐含在一些常见的词语中，如“变节者”“叛国者”和“不忠”。所以一俟宋重新统一，正式结束了内部纷争（尽管仍有内乱），那么“中国”很快就要被迫保卫它的边界，抵御被认为再次来自异族的外部威胁。大量的汉文文献认为，整个10世纪，大多数汉人是被迫人辽效力的。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继续扩大自己的汉化实践。③
P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