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日本鲁迅研究学者丸尾常喜撰写的鲁迅传记，结合鲁迅的原著文本和生活轨迹展现了鲁迅一生为国家、为民族甘于奉献的精神和形象。全书共分九章，以鲁迅生平移动轨迹为章节，沿绍兴—南京—日本—杭州、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叙述鲁迅生平及思想文学的变迁，对鲁迅各个时期的重点作品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同时，书中也介绍了鲁迅所处时代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丸尾常喜（1937—2008）：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曾在大阪市立大学师从鲁迅的及门弟子增田涉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硕士课程。历任北海道大学助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文学部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等。著作有《“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鲁迅〈野草〉研究》等，译著有《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丸尾常喜是日本战后第二代鲁迅研究者，也被誉为日本战后鲁迅研究的集大成者，开辟出了与竹内好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研究。他对鲁迅的研究，被誉为竹内好“竹内鲁迅”、丸山升“丸山鲁迅”之后的“丸尾鲁迅”。

序章
绍兴
故乡
家族
读书
变故与没落
南京
“洋务”之学
“变法”之风
日本
思想的熔炉
仙台与医学
结婚
《新生》
杭州、绍兴
归国者
辛亥革命
北京之一
“辛亥”之死
《新青年》
《狂人日记》
《故乡》前后
《阿Q正传》
北京之二
《彷徨》
1925年
“三一八”事件
厦门、广州
孤岛
革命的策源地
上海
“且介”文学
死
后记

本书叙述简练、语言流畅，提出了诸多今天已经获得国内外鲁迅研究界广泛认可的论断。本书于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推出，将有助于广大读者对鲁迅乃至中国文化史的认识与理解。沉浸式跟随鲁迅脚步走过两国九城，体味时代氛围，细致展现动荡年代的文人处境，深刻分析鲁迅名作诞生的客观背景与主观心境，揭示创作背后的炽烈情感，不仅瞩目伟大的写作者鲁迅，也观照普通的生活者鲁迅，还原一个立体而真实的斗士形象，弥补阅读鲁迅的先验盲点。

鲁迅逝世于1936年10月
，翌年(1937)7月中日战争
全面爆发。那篇用日语写
成的文章《我要骗人》中
的“血的预感”，被不幸言中
了。
说来也是我马虎，此次
写作之前，我一直觉得鲁
迅生活的时代与我生活的
时代多少有些重合。然而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那
一年我才出生，所以其实
毫无重合之处。按我的记
忆所及，我第一次接触的
鲁迅作品是1956年出版的
12卷本《鲁迅选集》(岩波
书店)。这是由增田涉、松
枝茂夫、竹内好编译的版
本，“新书开本”丛书的黄色
布面装帧令人喜爱，封面
白纸上印刷着一幅幅黑色
的中国现代木刻画，给人
清新、刚健的印象。朋友
手头拮据，把这套书卖给
了古书店。我不知为何买
了回来，就这么放在身边
。之后遭逢水患，书虽然
被水浸过，但如今仍在身
边。不知是托了这书的福
还是遭了它的祸，我最终
学习了中国文学。我至今
忘不了自己升入中国文学
科后购买1958年版十卷本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经历。当时
在日本卖的中国书非常便
宜，现在贵了一些。这套
书也遭了水患，除了当时
从箱子里拿出的一本，其
余还能用，如今也留在身
边。
因此，虽说那时还是个
年轻人，但我从很久之前
就开始读鲁迅了。其间两
年，我受教于已故的增田
涉老师。成为大学教师后
，在大约七八年的时间里
，我每年都会以某种方式
和学生们一起阅读鲁迅的
作品。我还加入了一个名
副其实的“鲁迅读书会”，在
里面读鲁迅的作品。尽管
如此，受命承担此次写作
，让我再次深感自己的阅
读是多么贫乏。若问是否
能写出一部令鲁迅本人和
各位读者勉强满意的作品
，说实话我感到诚惶诚恐
，一时之间竟无从下手。
本书就是由这样一个不成
熟的人写的。如今写完，
我的感觉依旧没有变化。
在有限的时间里，虽然给
周围的人添了麻烦，但总
算完成了写作，心里的一
块石头姑且落了地。 我试
着提醒自己这是一本通俗
读物，所以不自觉地做了
削减，大幅简化了最后一
章“上海”的内容——正是在
这一时期，鲁迅的文章显
示出成熟的一面——这个
关键时期在本书中显得非
常仓促，但也是因为我自
己的研究未延伸至此。此
外，我认为鲁迅的思想到
广州时期已经基本成型。
或许是因为鲁迅度过了一
个封闭的青春，我感到他
在广州时的确充满活力。
他的这种活力或许在本书
中会显得过于张扬，所以
我还是希望读者们能够亲
自去阅读鲁迅的作品。鲁
迅作品的日译本已出版齐
全，包括上文提到的《鲁
迅选集》、竹内好独译的
六卷《鲁迅文集》(筑摩书
房)，以及目前正在发行的
新的全译本——20卷《鲁
迅全集》(学研)等。
本应以附注形式标明参
考文献，但此次请允许我
省略所有注解。本书得益
于众多前辈和同行学者的
研究成果，我在此表示感
谢的同时，还想事先说明
本书的特点，即作为大众
读物，姑且做了上述处理
。
最后，本书的出版为编
辑和印刷的各位着实增添
了许多不便，在此表示歉
意和诚挚的感谢。
丸尾常喜
1985年4月

故乡
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农历八月初三)，鲁迅于浙江省的绍兴降生。清朝光绪七年，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十四年。
绍兴旧时以“会稽”之名为人所知。据《史记》所载，夏王朝的开创者大禹治水成功后，曾在此地的苗山会见诸侯，评定众人功绩，这座山因此也叫作“会稽”(稽，为计量之意)。传说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失败被舜诛杀，大禹对此深感悲痛，东奔西走13年，奋发治水，即使经过自家门前也不曾踏入半步。相传大禹殁于此地，如今在会稽山北麓仍留存着大禹陵和大禹庙。春秋时期，这里曾作为越围的都城名留史册。传说越国是大禹的后裔建立的国家。越王勾践在与吴王夫差的战争中失利，被围困于会稽山，他忍辱负重向吴国投降，与妻子、臣子一同成为囚奴，服苦役三年。勾践获得赦免并回到祖国之后，早晚舔尝苦胆，体味耻辱，韬光养晦20年，终于达成了复仇。如今这个故事演化为“卧薪尝胆”“会稽之耻”等成语。
“绍兴”之名始于南宋初年。宋高宗遭到女真族的金军追击，一路南下经过这个自唐朝以来被称为越州的地方，沿海路从宁波逃至温州。金军一撤退，宋高宗便立即折返并将此地作为行宫（建炎四年，即1131年）。1此时，宋高宗从“绍祚中兴”（继承大统，再度振兴）中取“绍兴”二字改元为“绍兴”，越州之地也因此改名为绍兴。尽管此地作为行宫的时间十分短暂，宋高宗不久便移居杭州（临安），但此地“绍兴府”的名称基本上一直延续至清朝，成为统辖会稽、山阴、余姚、萧山等八县的行政区。绍兴城的东半部属于会稽县，西半部属于山阴县。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府制，会稽、山阴两县合并为绍兴县，这便是今天的绍兴市了。
然而，南宋的绍兴年间（1131一1162）正是北上抗战派将领岳飞遭求和派的秦桧所杀的时期，南宋与金缔结屈辱性和约，宋朝势力被牢牢封锁在中国南方。或许是基于这个理由，鲁迅并不喜欢绍兴这个名字，而是常用会稽、越等古称替代。鲁迅在晚年书信中提到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一句（《致黄平荪》，1936年2月10日），便是例子。信中引用的是明朝末年绍兴人王思任的一句话。明末，南京落入清军手中时，明朝宰相马士英逃至浙江，王思任写信给马士英谴责其怯懦，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也。”绍兴沦陷后，王思任拒绝投降，绝食而死，是一位刚毅不屈的读书人。鲁迅在其文章中曾数次引用这一句。自古以来，绍兴诞生了诸多才俊，譬如后汉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唐代诗人贺知章，宋代诗人陆游，明代画家徐渭，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画家赵之谦和任伯年，等等。其中，黄宗羲、朱舜水二人的出现，格外体现出大禹和勾践的风度气派。在明末清初的动乱时期，浙江东部，即整个宁波、绍兴地区是抵抗清军的一个据点。明朝兵败后，黄宗羲和王思任等一样没有屈服，而是作为明朝遗民，著成了批判封建制度及思想的《明夷待访录》。朱舜水（同时也是余姚人）则流亡日本，对日本水户学派的形成影响至深。清朝末年，绍兴革命家辈出，下文提及的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蔡元培等均来自绍兴，这与此地的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绍兴城的东、西、南、北四面开辟了九座城门。运河自钱塘江口的西兴流经西北的西郭门入城，西南的水偏门通往兰亭，那里因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广为人知，东南的稽山门连接着去往大禹陵的水路。被称为航船的大型船连接着村庄和城镇，农民们或是驾着田舟，或是驶着以足运桨、往来迅捷的乌篷船。绍兴农民活动范围广，见闻也较为丰富，自古以来他们的语言生活中便充满了幽默与辛辣的讽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行船生活。虽说绍兴城内四通八达的航道已被填平、化为道路，但至今仍有许多船只往来交错，妇人们会在房前屋后直通航道的石阶上淘米洗菜、清洗衣物。绍兴素来以铸铁、铜镜，以及被称为越窑的瓷器著称。但到了清朝末年，社会凋敞，除了有名的绍兴酒，制造用于作纸钱祭奠死者的锡箔勉强算是主要产业，因此又被叫作“锡半城”。据说那时城中满是锤打锡箔的声音，不绝于耳。鲁迅出生时，绍兴天上回荡的恐怕就是往来交错于航道上的划桨声、摇橹声、船夫们的吆喝声，中间还夹杂着那些锤子的敲击声。谈到声音，鲁迅说他喜欢深夜听到的犬吠声。“我生长农村中，爱听狗子叫，深夜远吠，闻之神怡，古人之所谓‘犬声如豹’者就是。”（《秋夜纪游》，1933）
P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