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蒙古帝国的战争威胁，日本竟以不答复、不来往、不允许使节进京的高冷姿态回应。震怒之下，忽必烈两次发兵远征东瀛，却遭遇海上风暴，大败而归。日本将此风暴称为“神风”，这如何影响了日本人的世界想象和自我认识？
尽管两国遥相对峙，海上贸易热度竟超过唐宋时期。作为压舱物抵达日本的铜钱，为何让官民趋之若鹜？不畏风险、渡海求学的禅僧，归国后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与此同时，权力扩张的镰仓幕府，在战后加剧的国内危机中一步步走向崩溃。继起的室町幕府与天皇明争暗斗，权势地位渐趋逆转。日本进入动乱频仍的南北朝，李氏王朝崛起于朝鲜半岛，元亡明兴实施海禁，东亚国际秩序又将何去何从？
以海洋视角重新审视元日关系，环环相扣的历史联系一一浮现。

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师。复旦大学学士，日本大阪大学硕士、博士，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中世史，东亚海域交流史、日本宗教史·寺社史、南北朝·室町时代史，译有《应仁之乱：日本战国时代的开端》《中世日本的内与外》等，承担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海洋史视域下的忽必烈征日以后日本对元关系研究”等。

引言
第一章 史无前例的危机
“蒙古之号，于今未闻”
诡异的高丽牒状
匮乏的国际知识
最后通牒
消失的军队
第二章 变乱的海域
贸易港博多
高丽的局势
贾似道的计谋
南宋灭亡的讯息
“珍重大元三尺剑”
第三章 忽必烈的对手
并非“国家政权”的镰仓幕府
战时执权
公家政权的迷思
安达泰盛与平赖纲
都市镰仓的新空间
第四章 弘安之役
异国降伏祈祷
军事动员的扩大
暴风上波
圆觉寺开山
第五章 神国与异贼
膨胀的神国
失败的弘安德政
寺社营造热潮
神与神的内斗
伊势神宫的机遇
国信使愚溪如智
第六章 被扣留的元朝使节
江浙释教总统
普陀山与日本
镰仓禅林的沸腾
虎关师炼与《元亨释书》
大阿阇梨后宇多法皇
第七章 新安沉船的时代
回不去的贸易船
寺社造营料唐船
宋钱资本
“此方庸缁，噪然例入元土”
留学僧的牢狱之灾
第八章 扩大的元朝情报
八思巴的传说
两都之战
天历之变
元文宗与江南禅林
中峰明本的人气
第九章 镰仓幕府灭亡
朝廷的乱局
末路的武家政权
乱局下的入元僧
后醍醐天皇与元朝
室町幕府诞生
第十章 天龙寺唐船
宋船往来事，元弘以后中绝
天龙寺船
咳病谣言
蒙古之伴党
嗷诉的平息
第十一章 最后的东渡僧
庆元天宁寺住持
方国珍反元
四海不安
观应扰乱
来自元朝的“终战仪式”
第十二章 高丽来使
庚寅以来倭寇侵扰
倭寇巢穴对马岛
红巾之乱
最后的“元朝使节”
五山外交登场
第十三章 大元失国
元明鼎革的情报
最后的留学僧
五山之上
足利义满的难题
日本向何处去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 主要登场人物
附录二 大事年表

这是一本关于“蒙古袭
来”（元日战争）以后日
本与元朝关系的小书。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
学者关注蒙元这个横跨欧
亚的大帝国，重新评价蒙
元帝国给世界历史带来的
整体性影响，把蒙古时代
视作世界史的一个分水岭
，认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是
推动欧亚一体化的最重要
的力量。日本史研究学界
虽然大多只关注日本列岛
社会内部，但也难免受到
世界史学科整体动向的影
响。
相较于将朝鲜半岛纳
入蒙元帝国视野的研究（
譬如鲁大维《帝国的暮光
：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将日本也吸收到蒙
元帝国治下的欧亚大环境
里面更为困难。在整个蒙
元时代，日本从来不曾接
受过蒙元帝国的统治，也
不是元朝的朝贡国，日本
的朝廷或幕府甚至连一次
正式的外交使节都不曾向
元朝派出过。与后来中国
明朝与日本的封贡关系相
比，对于元朝来说，日本
只是一个偏居海外的“不
臣之国”。两国之间最激
烈的对抗，发生在元世祖
忽必烈执政的初期，也就
是日本所谓的“蒙古袭来”
。这场战争无论从持续的
时间、战事的规模还是给
日本造成的破坏来说，都
是非常微小的。日本列岛
几乎游离在蒙元帝国的政
治影响之外，在整个欧亚
大陆及周边地区，都算是
一个异类。那么，日本是
蒙古时代的例外吗？这就
是本书试图回答的最重要
的问题。
采用海洋视角可以帮
助我们比较容易地分析蒙
元帝国对日本的影响，也
是我们跳出民族国家的束
缚，寻求更广阔的叙述框
架的手段。蒙元帝国既是
一个陆上帝国，也是一个
海洋帝国，这一点已经为
众多的研究者所证明。关
于蒙元时代东亚海域与日
本社会的关系，得益于榎
本涉的精彩研究（《东亚
海域与中日交流：9—14
世纪》），我们的认识已
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
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元代
中国与日本仍然保持了极
为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
虽然战争一度中断了中日
间的航路，但两国的跨境
贸易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
。
此外，当时大量的日
本留学僧搭乘这些往返于
中日之间的商船，渡海到
元朝去求学，入元留学僧
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宋代，
这一点极其重要。相较于
海商们在元朝的短时间滞
留，入元留学僧们在元朝
生活的时间更长，短则数
年，长则数十年，他们对
元代中国社会有着更为深
入的了解，足迹也更为广
泛。回到日本以后，留学
僧们往往能够接触到日本
社会和政治的上层，进入
贵族和武士社会内部。有
了这些跨越国境的海商和
僧侣，日本各界可以更为
便捷地接触到元朝的信息
，元朝也通过他们给日本
社会和政治带来更为深刻
的影响。这样一个越境的
过程是更为持久、深入的
，是一次经济和文化上的
“蒙古袭来”，它的重要性
甚至比“蒙古袭来”战争本
身还要大。
本书所关注的时间从
高丽使节潘阜抵达日本开
始，到明朝实施海禁并且
与日本断绝往来为止，覆
盖了大半个蒙元时期。之
所以在明朝初期搁笔，是
因为这时候东亚海域的秩
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这是东部亚洲国际秩
序重新调整的时期（参见
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
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
关键时期（1368—1420
）》）。这次剧烈的变动
同样给日本带来了震动，
称得上是“蒙古袭来”以后
又一次强烈的冲击，使得
日本室町幕府不得不做出
新的调整，以应对明朝建
立起的东部亚洲新秩序。
这是蒙元时代的尾声，也
是蒙元时代给日本所遗留
的。如果没有蒙元时代中
日两国的密切联系，当时
的室町幕府也许不需要如
此迫切地在新秩序面前做
出自我调适。
此外，本书还试图通
过叙述“蒙古袭来”前后的
史事，为大家呈现一幅日
本中世政治、宗教、社会
的整体面貌，特别是关于
镰仓、室町幕府和公家朝
廷的内容，也是本书着力
描述的。希望大家读过之
后，能够对日本中世国家
的政治形态和社会样貌有
一个大致的了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本书虽然以“神风”为题，
但“神风”在第四章就已经
刮完了，关于元日战争的
部分其实只有前四章。本
书所重点着墨的时间段是
元日战争的“战后”而非“
战时”，因此对战争场面
的描述并不多，对战争过
程也只是一笔带过，如果
是只对军事史感兴趣的朋
友可能会感到遗憾，在此
只能说声抱歉了。

跳出战争叙事，多维度呈现“蒙古袭来”前后日本的危机与变局：大兵压境的威胁，权力膨胀的幕府，南北对立的天皇，深入人心的神国幻象，捉襟见肘的财政，穿梭往来的禅僧……
钩沉中日史料，揭秘历史的巧合、胜败的代价以及鲜为人知的史实：“战时体制”对日本中世政局造成了哪些冲击？来自中国的铜钱为何让日本官民的趋之若鹜？规模超过唐宋的日本留学僧热潮，将如何影响后世的室町文化？

研究视角独特，以小
中见大的方式展现了元史
研究的新进展，值得一读
。
——刘迎胜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元史
研究会会长
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
东亚古典世界秩序与文明
的根源，双方在意识深处
有着近似结构，因而不同
于一般意义上彼此不同的
“他者”。认识日本，可以
说就是认识“中国”。
——李永晶 华东师范
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一部讲述中世日本与
元朝关系的力作。将学界
蕞新研究成果以生动的语
言、别致的体例娓娓道来
，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跳出国别史的局限，以大
视角纵观、小细节切入的
方式，为我们描绘了13至
14世纪的东亚风云激荡的
大时代。
——沙青青 上海图书
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
《东亚观察局》主播

第一章 史无前例的危机
“蒙古之号，于今未闻”
日本文永四年（1267）十一月，高丽王国的使节潘阜一行乘船渡过了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而后在日本九州岛西北岸的筑前国（今福冈县西部）博多湾登陆。九州岛是日本当时对外交流的前沿，因而高丽使节访问日本，对于当时的九州岛居民来说并不算稀奇。就在四年前，因为半岛沿岸倭寇肆虐，高丽曾派遣使节到日本交涉。而潘阜此行却并非为倭寇而来。潘阜手中所持的，除了高丽国王元宗王植致日本的书信外，还有七年前在开平（后改名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即合罕位的大蒙古国君主忽必烈写给“日本国王”的国书《蒙古国牒状》。
关于这个在接下来一百年里将给闭塞的岛国带来巨大压力的草原帝国，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尚一无所知。1268年开初，九州地方行政机构大宰府的统辖者武藤（少贰）资能收到国书，大概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即快马加鞭，将国书送到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交幕府审议。国书送抵后，镰仓幕府又连忙差人将其送往京都朝廷。当年二月六日，忽必烈的国书抵达日本的首都京都。由当时担任关东申次。的公卿西园寺实氏上奏朝廷。这样一来，朝廷和幕府都获知了国书的内容。
这一年，日本的天皇是龟山天皇，但龟山年纪尚轻，实际上的执政者是其父后嵯峨上皇。后嵯峨在天皇的位置上仅仅待了四年，退位后却以“治天之君”的身份，作为天皇家族的大家长，长期把持政权，这就是日本常见的政治形态“院政”。1246年。后嵯峨将皇位传给自己的第二皇子久仁（后深草天皇），但后来因为更宠爱久仁的弟弟恒仁（龟山天皇），在1259年将恒仁推上皇位。国书到来的这一年，龟山天皇仍未及弱冠之龄。
文永五年（1268）二月八日，后嵯峨上皇将前关白二条良实、一条实经和关白近卫基平等公卿重臣召集到自己的居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是否应该对国书做出答复。公卿们惊呼“此事国家珍事大事”，令“万人惊叹”（《深心院关白记》）。接下来的二月九日、十日、十二日、十四日、十七日，三月二十七日又接连举行了会议。习惯了按部就班执行公务的公卿大臣们对于这种没有先例的事件毫无头绪，吵吵嚷嚷了许久也没能讨论出个结果。关白近卫基平当时表态，坚决不应该给蒙古回信，但并非每位公卿都如此认为。既然没有办法，二月十四日，朝廷索性决定就是否回信一事进行祈祷，让天上的神明来代替犹豫不决的朝廷做出决断。于是十七日。佛教天台宗圆满院圆助法亲王。进宫登坛作法；二十五日，朝廷向级别最高的二十二座神社奉币（奉献币帛）询问神意，揭开了后来轰轰烈烈的“异国降伏祈祷”的序幕。
究竟是怎样的两封国书，竟然把日本的朝廷搞得手足无措了呢？蒙古国书开头是“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上天眷命”四字就是蒙元圣旨常见的开头蒙古语“长生天气力里”的汉译，到了明朝时改为影视剧里常见的“奉天承运”四个字。主语“蒙古国皇帝”的称号是第一次出现在日本人的眼前。国书中将日本国王称作“小国之君”，要求日本与蒙古“通问结好，以相亲睦”，看上去是要与日本友好相处的意思。整篇文书的大部分内容也还算分寸得当，但文书末尾有一句“至用兵，夫孰所好”却触动了日本人敏感的神经。日本的朝廷和幕府从国书中读出的是大国对小国以武力恫吓，逼迫臣服的意味。
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