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注重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返其旧心，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全书跨越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学科藩篱，通过探讨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中西文化竞争与民族主义的特异，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等各层面的多元互动，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丰富特性。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经典的隐退，出现了民国之中“国进民退”的倾向。这些演变既产生了众多问题，又遮蔽了不少问题，当时就造成读书人的困扰，迄今仍在影响我们。

再版序
修订版序
原序
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责任
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
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
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

本书修订本是2014年出版的，今又再版，特别感谢
读者的厚爱！与1999年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
、社会与学术》相比，修订本其实有很大的更动，旧文
仅存三篇，而新增六篇。如《修订版序》所说：“所留
所增者，都是偏重于通论的文字，希望能从稍更宏观的
角度认识近代中国的权势转移。”这是当时的整合思路
。唯《修订版序》相当简短，只有一些技术性的说明。
初版的《自序》仍在（更名为《原序》），可了解全书
的基本立意。今借再版的机会，略说新增各文的意旨及
其与旧文的关联，希望能对认识近代中国的权势转移有
所助益。
要说近代中国最大也最显著的权势转移，当然是共
和取代帝制的巨变。不过任何权势转移都是动态的，充
满能动的活力。如郭嵩焘所说：“上而朝廷士大夫之习
尚，下而草野之风气，其所由来渐矣。”辛亥革命多少
有些事出突然，却能迅速而轻松地取得“成功”，正因
方方面面的权势先已在转移，聚沙成塔，遂可一蹴而就
。然而革命虽速成，变革并未停步。在很多方面，权势
仍在继续转移。本书所论，既侧重辛亥鼎革之“所由来
”，也考察革命后思想、社会权势的进一步转移。
吕思勉曾提出，现代史学异于过去的一个主旨，是
“求状况非求事实”。状况当然要“靠事实然后明白”
，而事实的意义有不同——现代史学所求的，是“足以
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修订版
更突出通论，也是想在厘清事实的基础上展现近代中国
的“一般状况”，以见权势转移的趋势。并希望在“论
世”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有些超越一时一地的“论道”
性认识。郭嵩焘说过，习尚皆有其时代性，“知其习尚
之异同出入，而后可与论世；不为习尚所眩而一揆之以
义，而后可与论道”。
修订本最大的不同，是删去了原有的学术部分。在
近代中国，学术和思想几乎密不可分。复因“世运之明
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学术转变处
处表现出权势的转移，是整个权势转移的一个关键部分
。然初版印出后与学术变易密切相关的新作较多，纳入
则全书篇幅太大，故不得已而略去。拟另编一本《权势
转移（续编）：近代中国的学术》（暂定名），或许可
以视为本书的“下册”。
全书既然偏重于通论和宏观，就没有严格拘泥于分
门别类。各文的编次，大体有一个“知所先后”的时序
在。近代中国最早也最具根本性的权势转移，是入侵的
西人改变了许多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方式，所以把侧重思
想之《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放在第一。此后连续四文都在探讨从科举制废除开始
的社会权势转移，其间影响甚大的是读书人本身的巨变
。而读书人的经历也使我们对思想的演变有更为亲切的
体会，故再后的三篇又更偏重思想，却比所谓“思想史
”文字要更宏通一些。最后一篇是思想、政治与社会兼
顾的论述，虽不像普通认知中的政治史和社会史那么具
象，却也并不抽象，只是稍更虚悬一些，以见脉络的通
达。
若更具体地看，原来的《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
的解体》与新增的《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是一组。前者借一位在今天看来并不“先进”的内地乡
绅之眼看四民社会的解体，所据较单一，所现却广阔，
毕竟废科举冲击最大的，就是像刘大鹏这样的“失语者
”。后者仍多注重那些反映趋势或倾向的现象，主要探
讨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乡
疏离、乡村中士绅成分的转换等重要面相。可以说，
1905年的废科举是20世纪一系列“斯文扫地”活动的开
端，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广泛社会后果。乡村知识人与所
谓“边缘知识分子”密切相关，我最近有进一步的申说
。
读书人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人的兴起是近代中国社
会权势转移的典型表征，也是本书第四篇的主要内容。
特别要说明的是，今日一般史学论著中，是以“知识分
子”来表述以前所说的“读书人”。我过去也从众使用
“知识分子”来陈述新教育系统培养的人（后因“分子
”往往带有负面的色彩，故改称他们为知识人），而对
此前的读书人则多称为士人。盖废科举后的新学堂以灌
输各种知识为己任，培养出来的确可称为知识人。而以
前想要养成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并不特别看重所谓
知识。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
行为方式，而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学习
技术相关的行为；它更可能是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
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持续学习（所以为官者需要聘
请专业化的师爷），而“知识”，尤其专业化的知识，
不是他们学习的主要目标。这样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
用的努力，可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可以改变经济
对人的支配性影响。用孟子的话说，一般人有无“恒心
”与其有无“恒产”直接相关，但士人就可以达到“无
恒产而有恒心”的层次，后者也是传统读书人的特别之
处。
近代本是过渡时代，很多事物并不那么黑白分明。
若涉及前后两个阶段的读书人，而又从字面意义理解称
谓，则用“知识

本书在对世纪初中国社会与思想编号的历史追
踪中，改变了过去的简单思路，更深一层地讨论一
种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复杂性，重新描绘了20世
纪初的思想文化地图。作者在讨论关于“新”与“
旧”的权势转移中，把思想与社会史联系在一起，
体现了近来研究的新趋势，其中特别是在对近代社
会和思想的分析中，加入了“边缘知识分子”的概
念和因素，使得近代很多复杂的问题可以有一个更
合理、更深刻的解释。
——葛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