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阿斯伯格于1944年提出“自闭性精神病态”，形容儿童身上某些社交退缩的特征，成为首批引入“自闭症”作为独立诊断术语的内科医生之一。他因提倡为精神缺陷儿童提供个性化照护，认同他们的潜能和独特性，而被誉为“仁慈，富有同情心”。
不过，能得到精心照料的儿童必须对纳粹第三帝国声称的“民族共同体”有“价值”。被阿斯伯格和同事认定为“缺陷严重”“无可救药”的孩子，将被关进收容所严加看管，甚至被送往斯皮格朗地——帝国时期第二大儿童谋杀地，有789名儿童在此遇难。
本书引用最新披露的战时档案，配合冷静却扣人心弦的叙事语言，逐渐揭开纳粹的“诊断式统治”是如何塑造阿斯伯格对自闭性精神病态的定义。这段历史将动摇我们对自闭症的固化想象，这个诊断并非一经提出就完全成形，而是在国家、社会、医学的价值判断中，一步步演化而成，了解这一点将帮助我们反思自闭症在21世纪的衍生文化现象。

伊迪丝·谢费尔（Edith Sheffer），历史学家，研究德国和中欧历史。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欧洲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凭著作《焚桥：东西德如何筑起铁幕》获2014年美国历史学会保罗·伯德索奖（Paul Birdsall Prize）。

序章
第一章 走近研究者
第二章 疗愈教育诊室的诊断
第三章 纳粹精神病学与社会精神
第四章 将生命登记造册
第五章 致命理论
第六章 阿斯伯格与杀人体制
第七章 女孩们，男孩们
第八章 死亡阴影下的日常生活
第九章 服务于民族
第十章 清算
结语
致谢
缩语表
注释

蝴蝶和苍蝇的区别是什
么呢？“蝴蝶不像苍蝇那样
在房间里长大。”哈罗回答
。这个问题是哈罗的智力测
试题，他选择谈谈自己对苍
蝇的看法：
苍蝇的成长经历完全不
同！苍蝇妈妈在地板缝中生
了好多好多卵，几天以后蛆
就从卵中爬出来。我在书里
读过这个，书里的地板会说
话，我一想到这就笑得要死
，是什么在从这小管中向外
张望啊？一个大脑袋连着小
身体，还有和大象一样的大
鼻子？再几天，它们把自己
裹在茧子里，突然间就从茧
子里爬出几只亲爱的小苍蝇
。
哈罗和一些其他的孩子
也在房间里长大，像在茧子
里一样困于汉斯·阿斯伯格
在维也纳大学儿童医院的疗
愈教育诊室(Curative
Education Clinic)。他们和
那些奇形怪状的幼虫一样与
众不同，可他们的与众不同
在纳粹第三帝国受到了更加
强烈的排斥，有医生和护士
在病房中负责他们的教养工
作。阿斯伯格认为，只要给
予这些儿童适当的“理解、
关爱和引导”，他们能够找
到“他们在社会系统中的立
足之地”。
阿斯伯格自言很重视受
治儿童的独特个性，会根据
各人需求量身制定治疗策略
。他采取的是一套整体治疗
方法。在高雅宽敞的维德霍
费尔馆(Widerhofer
Pavilion)中，孩子会参与运
动、戏剧、音乐等一系列活
动。阿斯伯格同孩子们坐在
一起，身材颀长的他弓背前
倾，使自己与孩子在同一视
线水平下交流。阿斯伯格细
致专注地观察他们行为的方
方面面，记录在他的博士后
论文中。他由此得出一个全
新诊断——自闭性精神病态
(autistic psychopathy)，而
哈罗正是他的案例研究中的
一例。
哈罗就读的学校把这个
男孩带到阿斯伯格的诊室接
受测验评估。关于哈罗的报
告中说，这个8岁半的孩子
常常不尊教导。他会顶嘴，
不做作业，抱怨课程“太过
愚蠢”。他遭受同学嘲笑，
还会因一些小事起冲突、打
伤其他男孩。据说哈罗甚至
会在课堂上四肢着地爬行，
或做出“同性恋行为”。他的
老师们认为“只要这个孩子
想”，他是能取得成绩的，
但哈罗几乎每门功课都不及
格，正在留级重读。
要对哈罗进行测评是很
困难的，因为他常常不愿意
配合，以致常规测验无法完
成。而哈罗却在某些领域展
现出超乎年龄的技能。拿数
学来说，哈罗能够想出自己
的解题方法。47减15是多
少？32，因为“要么加上3，
要减的数也加上3；要么先
取走7，再取走8”。阿斯伯
格在很多男孩身上都看到这
样展现他们“特殊能力”的“
非凡独创性”。
在阿斯伯格看来，哈罗
的问题在于他不具备社交情
感。他说，哈罗在群体中自
行其是，在病房中“从不表
现出热情、信任和活力”。
哈罗对“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社交习惯”表示抗拒。他不
与其他孩子一同玩耍，反而
长时间待在某个角落独自阅
读，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
当他被人取笑时，阿斯伯格
认为他表现得“缺乏幽默感”
。他眼里流露出“失神的目
光”，“极少有面部表情和身
体动作”。
阿斯伯格诊断哈罗患有
自闭性精神病态，但是因为
他智力超群，哈罗在自闭症
的“谱系”中处在表现较“理
想的”一端。这意味着哈罗
能够接受治疗和矫正，而后
融人群体。像哈罗这样的儿
童能通过教育接受“社会统
一群体”(social integration)
的概念，在一些专业的技术
岗位发挥“社会价值”。阿斯
伯格写道，这些有前途的孩
子需要的是个性化的照护，
使他们在认知和情感方面获
得成长。阿斯伯格对这些孩
子面临的困难表示同情，他
认同他们的潜能，称赞他们
的独特性。
这是今天我们在阿斯伯
格身上看到的“仁慈的”一面
，但这仅仅代表他工作的一
面而已。阿斯伯格确实会为
他认为可教育的孩子提供支
持，为他们的身心缺陷辩护
，然而，阿斯伯格对他看来
缺陷较严重的儿童则不屑一
顾。持否定态度的诊断在第
三帝国可能意味着宣判死刑
。而事实上，阿斯伯格的部
分判断确实是死刑判决。
……
其他有计划的杀戮行动
遍及帝国各处。关押非理想
人口的纳粹营遍布德占欧洲
，总计超过4．2万个。其中
有980个集中营，1150个犹
太隔坨区，500个囚犯妓院
，1000个战俘营，3万个劳
动营。此外还有数千个不知
名的拘留和运输中心。计算
一下，其结果令人心惊：假
使这4．2万个纳粹营分别有
100个人参与运作和维持(只
是最低的估计值)，那就有
超过400万人牵涉其中。本
书要展现的正是这凶残嗜杀
的思想和行为悄然蔓延至医
学界和社会中的过程。追随
阿斯伯格及其同行的工作，
每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向层层
叠加，揭示历史发生的过程
。
阿斯伯格如第三帝国其
他人一样，随机地做出各样
决策：他能够坚定地维护他
认为可以融人民族共同体的
青少年，即使他把另一极表
现的儿童送进斯皮格朗地。
将帮扶和伤害行为关联起来
，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普通大
众身上这貌似矛盾的身份和
意图，也确证了诊断有权力
决定纳粹帝国中的个人命运
。
本书追本溯源，讨论第
三帝国所持价值和其统治期
内发生的事件是如何塑造阿
斯伯格对自闭

首次将自闭症的诊断与纳粹政权的历史联系起来。
揭露社会和政治力量对病症诊断的影响，真正看见每一个儿童。
美国历史学会保罗·伯德索奖获奖作家伊迪丝·谢费尔作品。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2018年度最佳书籍，入围2019年马克·林顿历史奖决选名单。

第三帝国覆灭之后，阿
斯伯格远离了他在纳粹时期
从事的自闭性精神病态研究
。尽管他在战后写作逾300
篇文章，但其中极少篇目是
讨论这一使他后来成名的诊
断。阿斯伯格似乎不曾就该
疾病进行另外的系统研究，
至少他在三十五年的时间里
不曾提及，直到1979年他
发表了论该主题的最后一篇
文章。浏览阿斯伯格一长串
论著发表目录，你很难猜出
自闭性精神病态是他对精神
病学的最主要贡献。
1945年后，阿斯伯格重
拾两篇自闭症精神病态相关
的论著，在少量出版物上再
次发表。第一篇是他306页
厚的教材《疗愈教育》中一
个长达27页的章节。。教材
出版于1952年，该章节的
绝大部分内容是逐字照搬他
的1944年论文，尽管他重
新做了调整，删去病例分析
中男孩的姓名。《疗愈教育
》于1956年、1961年、
1965年、1968年的后续版
本中也大体保持不变。
阿斯伯格的诊断在他直
接的职业关系网之外鲜为人
知。他的文章以德文发表，
阿斯伯格也没有广泛参加国
际性会议。英语世界中采用
的是莱奥·肯纳对自闭症的
定义，该定义在1943年发
表于美国。精神病学家将肯
纳自闭症诊断运用于被认为
带有明显认知障碍的儿童与
成人。与阿斯伯格所描述的
儿童相比，这类患者的言语
表达能力和社会性交互能力
较差。
阿斯伯格论著的国际认
可姗姗来迟。阿斯伯格写作
了第二篇论自闭性精神病态
的文章，该文篇幅更短，载
于国际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
学及相关专业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Allied
Professions)官方刊物《儿
童精神病学学报》(Acta
Paedopsychiatrica)1968年
的特刊。该卷特刊收录了10
位投稿人的文章，论及有关
自闭症的研究现状。莱奥·
肯纳以一篇论述详尽的文章
开启讨论。随后是阿斯伯格
，其文仅有肯纳的1／4篇幅
，文中概括性地将自闭性精
神病态的概念与其他人的研
究进行比较。在之后十年时
间里，阿斯伯格将这一文献
做了精简，拆为5篇短文重
新发表。其中两篇刊登在时
事通讯，一篇是在弗里堡对
瑞士自闭症儿童家长协会
(Swiss Association of
Parents with Autistic
Children)发表的演讲。
在他1977年对瑞士家长
协会的发言中，阿斯伯格承
认自己没有继续从事——更
不要说思考——有关自闭性
精神病态的研究。他告诉听
众，受邀演讲“给了我机会
再次仔细考虑这一令人着迷
问题，使我本身获得更清晰
的认识，也帮助别人将之阐
明清楚”。
然而，阿斯伯格后来讨
论自闭症精神病态的文章与
他在纳粹时期的研究确实有
所不同，体现在两个主要层
面。第一，阿斯伯格使自己
与纳粹精神病学的情感力概
念保持距离。1962年，他
甚至对他称之为“施勒德学
派关于‘情感力之贫乏’的概
念”提出批评，认为其太过“
简单”。战后，他再也没有
引用保罗·施勒德，也没有
引用儿童安乐死计划的领导
者、《关于情感力的现象学
》一文的作者汉斯·海因策
，尽管这两人的研究对他
1944年论文起着突出作用
。。
同样地，阿斯伯格在
1968年后的文章中论及被
他诊断患有自闭性精神病态
的儿童时，远远没有像他在
第三帝国时期的论著中那样
带着批评的姿态了。在描述
儿童的障碍时，他的写作口
吻亲切和蔼得多，较之于从
前有着几个数量级的差异，
绝大多数都在强调儿童表现
出的特殊技能。假若在第三
帝国时期，为了保护自闭症
儿童免受儿童安乐死计划的
残害，阿斯伯格曾重点强调
这些技能，那在战后，当自
闭症儿童的生命不再处于险
境，阿斯伯格愈加夸张的赞
扬就显得不同寻常。
或许对于阿斯伯格个人
而言，有些事情确实正处于
险境。阿斯伯格在论自闭性
精神病态的文章中，试图将
自己的诊断与肯纳更为所人
知的“早期幼儿自闭
症”(early infantile autism)
区别开来。阿斯伯格所研究
的儿童比肯纳描述的更为优
秀。尽管阿斯伯格也同意两
组儿童表现出某些共同特征
，即非典型的社交接触，但
他反复重申：“肯纳的早期
幼儿自闭症近乎精神病，甚
至或许就处于精神病状态”
，然而“阿斯伯格的典型病
例均为智力很高的儿童，带
有卓越的思想原创性和行动
自发性”。
阿斯伯格还淡化了自闭
性精神病态作为一种精神病
态这一纳粹时期的概念。现
在，他称该疾病为一种“性
格反常”或“性格变异”，他
说任何人都可能“出现自闭
性表现”——特别是如果正
处于沮丧或“一种强大创造
力和精神活动的状态下”。’
与之相反，肯纳的自闭症是
一种“严重的病理状态”。
虽然阿斯伯格在这几篇
文章中没有引用更多的实验
性研究，但他
……
同歇斯底里一样，符合
自闭症诊断的个体在彼此之
间可能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围绕自闭症的公共争论似乎
也着眼于应对性别、文化、
代际、社会规范，而这些讨
论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歇
斯底里症是一个针对所谓过
于情绪化的女人的诊断，那
自闭症可被看为一个针对所
谓情感冷漠的男孩的诊断。
尽管被划归

关于汉斯·阿斯伯格医生
和他治疗的儿童的故事将演
变成对恐怖机器芜杂档案的
梳理。
——《纽约时报》
一部极其丰富详尽的著
作，扣人心弦……这项研究
早该进行……读了谢费尔这
部冷静分析，令人不安的书
后，很难相信谁还会认同“
阿斯伯格综合征”。
——《卫报》

第一章 走近研究者
汉斯·阿斯伯格认为自己拥有深入儿童内心的独特洞察力，同时还拥有一份塑造儿童性格的使命感。他试图定义他所说的青少年“内心最深处的本质”。他的女儿说，阿斯伯格常常自比林克乌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创作的《浮土德》中的守塔人。守塔人林克乌斯俯瞰着眼前的一切，在深夜独自歌唱：
为观照而产生，
为守望而受命，
我向塔楼委身，
世界使我欣幸。
如守塔人林克乌斯一般，阿斯伯格也在维也纳大学儿童医院的疗愈教育诊室里端详着这个世界。阿斯伯格出了名地喜欢引经据典，频繁引用德国文学、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还有他自创的格言。他的说话风格谨慎而正式，往往以第三人称的方式，用姓名指代自己。他拥有林克乌斯的智慧，笃定而富有洞见，能够看穿他周遭的“宇宙”。
1906年2月18日，阿斯伯格出生于哈布斯堡帝国的中心。他的出生地是豪斯布伦的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位于维也纳五十英里之外，坐落在摩拉瓦河附近的小型河谷。这条摩拉瓦河是多瑙河的支流，后来奥地利东线国土以其为界。阿斯伯格是家中三个孩子里最年长的一个，二弟出生后便夭亡，三弟卡尔比他小四岁，在二战中死于苏联。
据阿斯伯格说，孩提时的他是在“来自母亲的疼爱，甚至是自我牺牲，和父亲的极度严格”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约翰·阿斯伯格——出生于一个祖上几代都是农民的家庭，曾去维也纳接受职业训练成为一位簿记员，因无法继续接受教育而感到懊丧。阿斯伯格感觉到，父亲要求他成绩优异、表现完美是想在他身上实现自己破灭了的梦想。尽管阿斯伯格没有辜负父亲的过高期望，但他后来也表示反对严苛的家教方式。“我和我的孩子们的关系，以及和我任何一位病人的关系都不曾如此。”阿斯伯格之后反思时如此说道。
与他的父亲不同，阿斯伯格以一种更浪漫的方式看待人生，他少时称自己为“狂热读者”，在语言、文学、古典学、历史和艺术等方面有特殊天赋。成年后，据他自己说家里的书房中收藏了一万册图书。长期以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使阿斯伯格“逐渐精神成熟”。久而久之，语言“发散着自身的意义，或许也可以说，语言降临到某人身上，或者说它占有了某人，抑或说某人占有了它”。
德国青年运动使阿斯伯格摆脱了家庭和学校生活的苦闷压抑，使他体会到男生团体在户外漫游活动中的同志情谊，这也对他产生了一定的精神影响。阿斯伯格很享受和新地社(Bund Neuland)*的云游学者(Wandering Scholars)”成员一起，参加远足和爬山等活动，该社团是由政治保守的天主教青年团体形成的组织，阿斯伯格自始至终都很支持这个社团。热切的团体情谊形成了后来他对童年和社会纽带的观点。后来他回忆道：“德国青年运动的精神塑造了我，那是德国精神最崇高的兴旺期之一。”1959年，阿斯伯格还赞扬希特勒青年团，认为他们“富有成效，影响重大”。 阿斯伯格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户外远足的喜爱：有短途，有长途，或攀登马特洪峰，或做童子军的向导，在旅途中还常常将他的想法记录在短笺上。他甚至在爬山途中邂逅了他的妻子汉娜·卡尔蒙(Hanna Kalmon)，后来他们育有五个子女。
然而，据说阿斯伯格到了室内就变成一个社交困难、冷漠而疏离的人。今天，大家讨论阿斯伯格是否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即他是否具有这一以他的姓名命名的综合征的症状表现。我们会发现，以阿斯伯格在1944年定义自闭症的标准来评估一个人是否患有自闭症，这其实是存在问题的，更何况是给阿斯伯格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人下诊断。即便真要这么做，考虑到阿斯伯格的诊断评判之严厉，他似乎也不太可能会用自己的诊断来定义自己。不过阿斯伯格的确表示说他至少表现出其中一个特点，他坚称科学领域的成功需要“一点儿自闭症”。
阿斯伯格声称自己年轻的时候即感受到了科学使命的呼召。他曾用第三人称描述了一段他在学校里解剖老鼠肝脏时的经历：
表面上有个白色的小小突起。学生切开它，出乎意料地看见一只两厘米长、蠕虫似的寄生虫在缓缓爬行。但令学生——即本人——着迷的是……生命是如何在另一个生命中生存的，它们是如何在相互间如此亲密的关系下共生。要是其中一方没有开启这段关系呢？……那时一切就很清晰了，即你必须追求科学研究，且一直追求下去。一个还在文理中学(Gymnasium)*念二年级的人就知道他未来将要学习医学，这在那时并不寻常。 于是在1925年，19岁的阿斯伯格胸怀远大志向，离开了豪斯布伦小镇，前往维也纳大学进修医学。那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长着张有棱有角的脸，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头浅色卷发梳向头顶，两侧的头发削得很短。居住在维也纳的阿斯伯格将会面临一个正在发生巨变的大都市，同时他也会深受其影响。奥地利在一战战败以后，这座城市成了一口大乱锅，充斥着社会巨变、政治冲突、经济灾难。阿斯伯格对儿童发展的研究正是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下成型，他的故事开始于维也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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