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对当事人口述笔录的形式，还原武汉改革开放的重大事件，讲述武汉改革开放的生动故事，追忆武汉改革开放的风流人物，多角度全方位展现武汉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序
第一篇 汉正街：改革开放的先锋
第二篇 早期的武汉农村改革
第三篇 突破传统的江大高教模式
第四篇 拨乱反正的岁月
第五篇 “两通”战略的形成
第六篇 重大决策的最高咨询机构——武汉市政府咨询委员会
第七篇 武汉市的第三次计划单列
第八篇 对外开放：武汉八九十年代的故事
第九篇 不找市长找市场——“陈启发小组”的改革岁月
第十篇 “荷花模式”的改革创举
第十一篇 蔬菜市场是怎么放开的
第十二篇 中国第一位洋厂长威尔纳·格里希
第十三篇 全国第一家技术市场——武汉技术市场
第十四篇 武汉地铁梦
第十五篇 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市场
第十六篇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创立与发展
第十七篇 武汉科技企业孵化器

武汉改革开放40年
杨卫东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最繁
荣的时期之一。习近平同志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演
讲中宣布：我国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武汉改革
开放口述史》正是我们夜以继日精心制作的一份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的贺礼。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从1978年到
2017年，中国的GDP从3679亿元增长到82.7万亿元，年均
增长9.5％。武汉发展更快，1978年GDP只有39.91亿元人
民币，到2017年则达到1.34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为
11.7％，绝对额是改革开放前的335倍！改革开放是中国
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取得的辉煌成
就令世界瞩目。
武汉是我国改革的先行区之一，有许多改革举措创造
了全国第一。例如：从改革时间的脉胳看，开风气之先的
汉正街，成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先锋；武汉洗衣机厂首创
外协件公开招标，打破了计划经济中的重重行政壁垒；江
汉大学突破传统高校的教育体制，开创收费走读不包分配
的办学道路；武汉计划单列，作为我国首家经济体制综合
改革试点省会城市，为探索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做
出了贡献；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全国城市中最早
建立的决策咨询机构，对政府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产生
了深远影响；改革之初，武汉确立的敞开三镇大门，实行
“两通”突破的战略对冲破计划体制樊篱，探索市场经
济，在全国具有率先与示范的作用；此外，在我国国企中
第一个聘请外籍厂长；全国第一家企业兼并市场；全国第
一家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全国第一个商业上市公司；以
及享誉全国的武汉国有资产管理新模式、国有资本营运经
验、“883行动计划”、“农村家园行动计划”、“三
车”整顿工程、“电视问政”、武汉“四大资智聚汉工
程”等在全国有影响的改革，如果细数，不下百项。
武汉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
位，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思想放飞的年代，那是敢
闯敢干的故事，那是奋发图强的历史。那是武汉人的精神
财富，那是武汉人的光荣与梦想。如实记录武汉市改革开
放的足迹，认真总结40年不断探索的经验，坚定“不坚持
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的信念，对于武汉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汉大学武
汉研究院都曾计划开展武汉市改革开放口述史的编研，发
改委主任许甫林先生本身有较强的改革意识，且改革为部
门职责所系，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自然要为之鼓与
呼；党史研究室主任郑水平先生更是从单位职能的需要，
早已将此事纳入了2018年党史研究室重要的工作计划；江
汉大学武汉研究院以研究武汉为己任，且在口述史方面有
一定经验，也拟将此课题列为今年的重要工作。为了避免
重复工作和资源浪费，大家主动走到一起，发挥各自优
势，举三家之力，共同编辑《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史》。这
种合作本身就是一次改革，以改革的精神共著改革开放口
述史尤为有意义。
通常史学家是不修当代史的，历史需要沉淀，需要有
一定的距离才能较客观地分析判断。所谓“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史学家身在当下的环境中，会有
许多主观因素，使其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当代史。但是，
今天的一切就是明天的历史。历史不应该只是故纸堆，只
是一些被正统机构筛选过的文件、档案和资料。历史更需
要那些活生生的细节，需要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参与
者、决策者的所见所闻，这些鲜活的故事是历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对今天的活史料进行收集，往事就会像烟一样
消散，后来者就难以真正明了历史的所以然。因此，当下
需要口述史，历史更需要口述史。
其实，人类对历史知识的积累最早都是来自口述。在
人类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他们的知识，他们对过去的认知
都是靠口口相传。即使有文字之后，很多历史也源于口
述，如《荷马史诗》，既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西
方历史学者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重要史
料。口述史从古到今一直存在，但真正成为一个学科，是
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成立“口述史研究中心”开始
的。所以，它既是最古老的又是最年轻的学科。最古老意
味着源远流长，最年轻意味着它很青涩，有旺盛的生命
力，它需要在实践的探索中成长，需要通过不断地创新去
完善、去丰富。
口述史的编撰通常有一定之规，但也会因口述者的不
同，方法和要求有所不同。《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史》，重
点采访的是武汉改革开放中的决策者、参与者，大部分都
是市委、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针对这一特定的群
体，我们注意在编撰过程中正确处理以下几个问题：
一、努力求是求真的问题。口述史应该是一部信史，
这是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唐德刚先生是口述史大
家，可他说，他的《战争与爱情》“也是口述史”。因为
这部小说是有原型的，其中很多故事是根据口述而来的，
我以为这样的泛口

本书是夜以继日精心制作的一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贺礼。
本书注重挖掘史实和那些客观、真实、生动、鲜活、不为人知的事例，这对现有历史文献的补充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每一篇都衍生出感人的故事，每一个口述者都是值得感谢的，他们不仅是对我们的支持，他们留下的记忆、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惠及武汉大地，惠及中国历史。

第一篇 汉正街：改革开放的先锋
题记：1979年改革开放实行之后，汉正街作为第一批全国示范市场经济的试点，在全国率先恢复个体经营的小商品市场。至20世纪80、90年代，其交易额稳居全国十大批发市场之首。但是进入21世纪，随着电商的兴起，汉正街在物流、仓储等方面的不足日益凸显，亟待转型。在新时代汉正街面临发展瓶颈之时，市政府以及汉正街的基层管理者审时度势，积极推进汉正街产业格局的提档升级，使其恢复往昔的风采。
一、野火烧不尽的小商品市场
汉正街作为汉口“正街”，其商品市场的发展已有五百余年。明万历年间，便已是繁荣闹市。至清康乾时期，汉口已发展为商业重镇，汉正街更是形成了上至斫口、下至集家嘴的商铺集合区，商贾云集，熙熙攘攘。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汉口开埠，至民国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汉正街上各式作坊、商铺林立，涌现出“汪玉霞”“老风祥”“戴春林”“叶开泰”等知名老字号，有些至今仍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即便在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汉正街的商业一定程度上受到战乱与经济管制，但是仍未中断发展。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经历了数次战乱、水火灾祸，但是汉正街的商业依旧得以存续。
新中国成立初期，汉正街实行公私合营，汉正街上的个体经营被严令禁止，此后加之“文化大革命”风潮，汉正街的个体经营几乎被取缔，商业发展陷入了低潮。但是无论是在汉正街，还是在其他城市、农村个体经营的商品市场并未彻底断绝。著名经济学者、武汉大学伍新木教授认为，商品经济之所以“野火烧不尽”，是因为它符合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不可能被彻底禁止的，在20世纪70年代初武汉便有恢复发展商品经济的土壤：
我们当时是积极推动恢复汉正街的商品经济的。我在1971—1973年连续带三个年级的工农兵学员，到随州——那时候还是随县——安居镇去做教学实习，安居镇也有省财办的工作人员在此蹲点考察，他们和我有很多的沟通和交流。当时直接跟我沟通交流的是省财办的政治部主任，他建议我带着学生把随县的小商品市场做一个系统的调研。我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便带着我的学生重点调研唐县镇。唐县镇是一个农村里小集贸市场，在湖北在全国都是非常典型的，所以我在1972—1973年对这个小商品市场做过一个系统的调研，并于1974年初在《湖北日报》用笔名发表一篇文章，主题就是要积极利用小商品市场的积极作用②，我们要正确利用它的积极作用、限制小商品市场的消极作用。所以在1974年我就从理论实践的角度对小商品市场就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这个认识就是生产决定流通，因为在生产领域里有小商品，农民的家庭它自主生产了很多农产品、农副产品、手工加工的产品，编制一些篮子、筐子、帽子等，你禁止不了它的流通，它必须要找一个通道强行地去实行交换。开始我们割资本主义的尾巴，首先把集贸市场、自由市场关掉，但这是关不掉的，因为我发现最后这样的集贸市场被到处赶，街这头赶到街那头、正街里赶到背街里，最后它被赶到树上去了。为什么赶到树上去了，那是因为农民要出售自家生产的这些农副产品，可是国家不允许他们卖，于是他们便在公路旁边放牛，把鸡蛋、猪肉、鸡或者是农副产品挂在路边的树上。城里的武汉市的司机要过年了，春节都要买年货，挂在树上东西就是卖的，车一停下来，双方谈好价格付了钱就拎着走，它这个现象就表明生产决定流通。当时这种极左的思潮把它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但是事实上它一定要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汉正街的小商品市场也是关不掉的，应该让它复活，它有着城乡商品的交流、特别满足广大农民的小商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作用，很多农副产品需求需要有一个大流通的渠道。这就是我们最早发现和最早地思考，因此积极推进汉正街要复活。
在此期间，汉正街上的很多社会闲散、无业人员生计无着落，他们没有资格、机会进入公立企业，甚至很多人有着生理上的残疾，可谓“身无长物”。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冒着被“抓”的风险私下进行小规模的商品交易，那个时候他们为的只是养家糊口，绝没有发家致富的理想。汉正街著名的企业家、改革开放以后汉正街第一位“万元户”、人称“盲侠”的郑举选便有着这样一段“偷偷摸摸”做生意的经历，郑举选先生回忆道：
1958年汉正街实行公私合营，我用150块钱在三曙百货合作商店入股，同时还在做一些推销的工作。到了1961年，国家出台新政策“三自一包”，要恢复汉正街的市场。我就在市管委登了记，起初还有店铺，生意做得还好。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汉正街也受到了影响，我们这些商户被认为是投机倒把，不是牛鬼蛇神，就是残渣余孽。但是迫于生计，我还是偷偷摸摸地做点小生意。“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卖点五角星、纪念章给到武汉串联的学生，后来又制作柜子上的钩链销售。1969年底，有人把我做生意的事情告发了，我被带到学习班里去学习。1971年我被放出来，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