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尹吉男关于顾恺之、董源、谢环及《杏园雅集图》等美术史上重要画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以及此前积累的多篇中国书画鉴定学研读札记，几乎每篇都引起相当的反响，并形成了某种写作范式。作者追问明清鉴定家的晋唐画概念、关于风格的类型标尺等问题，从图像的视角观照历史，引领艺术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在中国绘画传统的风格研究与主题研究之外，讨论了图像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由此带出了他对中国古代图像史的总体思考，即要“超越审美”“超越真伪”，尊重“物”的独特性，并且努力思考“物”的意义，别具方法论创见。

尹吉男，朝鲜族，辽宁丹东人。美术史学者、古代书画鉴定专家、当代美术批评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教育部“全国高校艺术学理论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专家，教育部“马工程”中国美术史第一首席专家，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策划“新生代艺术展”，1991年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2001年受英国大英博物馆之邀参加“顾恺之《女史箴图》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重要论文“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朝绘画知识的生成与作用”。2001年以来发表了关于“美术史知识生成”的系列论文，成为这一方法论的代表人物。出版个人文集《近观中国当代主流艺术》（1993年，三联书店）《后娘主义——近观中国当代文化与美术》（2002年6月，三联书店）。

总 序

绪　论

第一章　知识生成的人物图像史

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朝绘画知识的生成与作用

　——以“顾恺之”的概念为线索

第二章　知识生成的山水图像史

“董源”概念的历史生成　　

明代宫廷画家谢环的业余生活与仿米氏云山绘画　　

第三章　知识生成的政治图像史

政治还是娱乐

　——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　　

第四章　考古学研究途径的知识生成

东汉石祠堂的建筑形制与画像的基本组合　　

关于考古学与鉴定学问题

　——美术史基础研究断想　　

第五章　鉴定学研究途径的知识生成

关于淮安王镇墓出土书画的初步认识　　

古画鉴定学中的时代风格与标型　　

明清鉴定家的晋唐画概念　

人物小传

图版目录

索　引

参考文献

文章出处

后　记

当一本书即将面世的时候，绪论或引言如同一部完整歌剧的序曲，它不能代替一本书，同样全书也不能代替绪论或引言，二者功能无法互换。从阅读习惯来说，绪论是全书完成之后才写出来的，在写作时间上是最晚近的，但为读者着想，不能写成一个全书的总结报告。在一部电影放映前就向观众提前透露了结局，多么乏味。其实，学术阅读也是一个审美历程。

先从书名说起。当代的著述以自名为主，与以往美术史或艺术史的用法有别，我在此使用了图像史这个概念，这是书名的第一个概念。自然，图像史这个概念包含了传统的美术史和艺术史，也包括了一般图像的研究，它们的研究对象也包括在其中。同时，也希望今后的研究能突破原有概念及其范围的限制，将历史与现实事物的视觉性研究深入下去。人类精神的创造物不仅有审美视觉性，也有文化或政治的视觉性，以及其他视觉性。这些创造物都以图像的形态呈现出来，一体多面。即使是一幅确定的绘画作品，也具有多重功能的视觉性，何况一座城市及其建筑，本身就联系着复杂的情境和语境。本书在写作之初，曾计划要做，但没有完成的两个个案研究，都不属于过去意义的美术史研究——其中一个是《泰山概念的知识生成》，由于曾经翻读过法国汉学家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1941年版的《泰山》，萌生过讨论泰山图像的想法；另一个是《杜甫草堂的知识生成》，草堂作为“物”的不同的存在状态，的确衍生了各种后续的写作，它们又与杜甫的诗人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都具有图像的多重视觉性，其中涉及巫术、宗教、政治以及文学（其实这些功能分类都显得很滞后）的视觉性，仅从审美视觉性入手无法延伸至那些重要的讨论。从2005年开始，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主编的丛书——“开放的艺术史”，强调的是艺术史的开放性，而不是艺术史的线性延续。从丛书收录的众多著作来说，诸如美术考古研究（如巫鸿的《礼仪中的美术》、雷德侯的《万物》等），书法与绘画的社会史研究（如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柯律格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等），已经溢出了以往艺术史/美术史的研究范围，更倾向于图像史的研究。但我希望图像史研究仍以图像为中心，解决图像自身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源自图像，经过延伸讨论又回到图像，不是现今流行的“图像证史”，或者“图像证文”“图像证理”（后两者是我造的词）等研究方式，那些研究仍以文字为中心。书名中的第二个概念是“知识生成”。这和我以往使用这个概念的方式不同，我此前经常把“知识生成”作为特定名词来使用。值得一提的是，书名中的这个“知识”是名词，而“生成”则是动词，知识具有着动态形式。我在这里强调的是知识对图像史的生成作用。这个理念在本书的研究实践中充分体现出来了。我不太喜欢“知识生成说”或“知识生成论”这类提法，明显地具有一种固化的价值观，我希望“知识生成”仅仅是一个可以运用的朴素的方法。

我的所谓“知识生成”方动的例子。我们今天所有的图像史和历史写作都参与到了不断的生成过程中。最近黄小峰教授完成的关于展子虔《游春图》的研究，是关于这幅图像的最新的知识生成。耿朔教授不久前出版的讨论六朝的墓室拼接砖画的著作《层累的图像》，也是知识生成图像的另一个例证
。当代学者都参与了古代知
识的生成。所有过去的知识
，不论正确与否，清晰还是迷幻，都有自我生成的能力，像生命或病毒一样充满生机。

最后，我想说的是：警惕范式的模式化！也警惕范式本身。无论是前人的，还是自己的方式方法都要警惕。这一句更想说给自己听。

2021年3月初稿于广州

2021年6月完稿于北京法有些明确的来源，紧密地与我的考古学、书画鉴定学的研究过程中的思考与实践缠绕在一起，特别是对历史学方法的困惑，会倒逼出一种别样的路径。我至今都怀念当年考古学专业设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之内的时段，从1978年到1982年正是我亲历的时段——通过历史学充分认识考古学；同样，通过考古学更清晰地理解历史学。曾经教过我的俞伟超和宿白教授都是对美术史有着深入理解的考古学家，特别是俞伟超先生又指导我写了毕业论文《东汉石祠堂的建筑形制与画像的基本组合》（这是当时俞伟超给我提供的原始题目，这次借本书出版之机，为了纪念俞先生，我又恢复了原始题目）。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考古和历史，是我后来进入艺术史和古代书画鉴定学的最为宝贵的学习经历。通过历史学
和考古学去认识艺术史和书画鉴定学，最终会走向方法论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