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有名古典文学专家刘跃进先生的回忆性散文。上编六篇，以作者个人成长经历为线索，说到知青生活、求学经历、两代人对清华大学文科建设的记忆，以及作者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点点滴滴；下编九篇，是对俞平伯、王伯祥、傅璇琮等前辈学者的追忆和纪念；附录一篇，记述了与后辈学人交往的一段经历。

刘跃进，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77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任教于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1984年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姜亮夫先生、郭在贻先生研习古典文献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8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师从曹道衡先生研习汉魏六朝文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兼任《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出版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等论著。

引言
上编
“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
黄湖的记忆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从师记
记忆中的水木清华
好诗不过近人情——谈谈文学和文学研究所
下编
《王伯祥日记》中的俞平伯先生
记汪蔚林先生二三事
“小室无忧”——记古籍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
来谕惓惓，亲如促叙——记复旦大学王继权老师
斯人已逝，德音未远——傅璇琮先生印象
致辞一束
积厚流光，触类旁通——纪念王伯祥先生诞辰130周年
专精与宏通的境界——纪念吴世昌先生
双棔书房的学术天地——纪念吴晓铃先生
裴斐先生的傲骨与逸情
附录
求其友声三十年——由一场学术讲演说起

引言
一个学者在成长过程中
，能遇上好老师，往往会影
响到他的一生。我心目中的
老师大体有三种：一是直接
授业的老师，二是间接师承
的老师，三是衷心私淑的老
师。在《从师记》的结尾，
我写道：“韩愈《师说》曰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
、解惑也。’杜甫《戏为六
绝句》说：‘别裁伪体亲风
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
我过去四十多年的求学经历
中，老师们的影响既广且深
。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
惑，那种坚忍不拔的人格魅
力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
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的不竭
动力。”过去几年，我写了
若干纪念前辈业绩的文章，
评述了范文澜、梅兰芳、潘
天寿、郑振铎、姜亮夫、钱
锺书、逯钦立、孙犁、柳青
、曹道衡、樊骏、沈玉成、
邓绍基等人的贡献。我很景
仰他们，也很感念他们，很
希望有更多机会将这种感念
之情表而彰之，让更多的读
者从不同侧面了解前辈学者
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这
些文章，多已收录到我的论
文集《走向通融——世纪之
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
究的多种可能性》以及《跂
予望之》中，有兴趣的读者
不妨参看。
过去一年，疫情肆虐，
我困居家中，有更多的时间
整理资料，于是又撰写了若
干新篇。《传记文学》编辑
胡仰曦女士鼓励我开辟专栏
，畅所欲言，这极大地激发
了我的写作积极性。人民文
学出版社杜广学博士看过我
为俞宁教授《吾爱吾师》所
写的序言，深表赞赏，盛情
邀约编辑此书。对于他们的
高情雅意，我心存感激。在
书稿编辑过程中，我又选择
几篇不曾在上述文集中收录
的文章，也有敝帚自珍之意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是为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
年而作，2008年底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
，已收在《跂予望之》中。
此后，我对文章作了较大的
修订充实，实为重写，很有
时代色彩，故不揣谫陋，收
录本集中。这是唯一重收的
文章，请读者谅解。
上编六篇以我个人成长
经历为线索，说到知青生活
、求学经历、两代人对清华
大学文科建设的记忆，以及
我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点点
滴滴。下编九篇则是对前辈
学者的追忆和纪念。
本书原拟名“闻斯行之”
，想与我另外一本随笔集《
跂予望之》相呼应，表达对
学术的仰望之情、对前辈的
追随之意。“闻斯行之”语出
《论语·先进》。孔子希望
恭谦的弟子做事要大胆一点
，听到就做，不要犹豫。我
为人处世向来胆怯，时常退
让，但求学问道却很积极，
颇近于“闻斯行之”的风格，
故取作书名，给自己壮胆。
交稿后，编辑建议我选择一
个更通俗的书名，便于传播
，这也不无道理，于是便想
到“从师记”三个字，简洁明
快，既是书中的一篇，也与
全书弥漫的情思一致。
刘跃进
辛丑年端午节记于京城
爱吾庐

《从师记》是一部记忆之书。作者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届大学生，又先后师从著名学者姜亮夫、曹道衡等先生攻读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阅历丰富，成就卓著，在新时期的学人中颇具典型性。在本书中，作者以朴素自然的笔墨，记述了数十年来个人求学与从师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
《从师记》也是一部打开学术之门的启蒙之书。作者是古典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还总结了颇多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作者把这些深造有得之言融汇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片段中。

“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
我们那个时代，激情澎湃，如同我的名字，一直在“跃进”中。
我的文学梦想之树，也在一天天长大。
我叫刘跃进，1958年11月出生。1976年底，我年满十八岁，在文学梦想中结束了中小学生活。
我的名字很有时代色彩，介绍自己时，我通常会说：我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年龄写在脑门上。早些年，大家都心领神会，哈哈一笑。现在，这种会心的回应是越来越少了。
我对自己的名字也有腹诽，觉得激进色彩较重。四十八岁那年，我用陶渊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的诗意，给书斋起名叫“爱吾庐”，是取法自然之意。六十岁以后，自号“缓之”，意思是想让生活节奏慢下来，品味平淡之美。
我老家在山东潍坊寿光县（今寿光市），曾祖那代闯关东，到了吉林。父亲早年在白城团地委工作，1964年调到团中央，后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学生》杂志当编辑，全家移居北京。
我生日较晚，是在11月，按照当时北京规定，9月1日前年满七岁的孩子才能入学。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在1966年上小学。父母想让我和1958年出生的孩子一起上学，就在1965年夏天把我送到白城农村老家入小学。我的第一个老师叫什么，今天已全然不记得，只记得一个教室里有四个班级，四个班级就是四个年级，一个老师给四个
不到半年，我转学回到北京，到了东城区后圆恩寺小学。茅盾就年级轮流上课。住在这条胡同，现已辟为茅盾故居。我们小学比邻文天祥就义的北兵马司（当时是交通部所在地），马路对面的府学胡同有文天祥祠。南边是隆福寺、中国美术馆，北边是安定门城楼，还有很长一段城墙。城外是护城河，看得见清澈的流水。我在后圆恩寺小学加入少先队，入队仪式非常隆重，是在鼓楼上举行的。课后，我们常到这些地方玩，比试胆量，就沿着错落修筑的城墙往上攀爬。“文革”中，安定门城楼给拆了，儿时记忆的地标也变得模糊起来。
“文革”开始前，我转学到朝阳区的幸福村第一小学。班主任叫戴翠茹，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样子，齐耳短发，是当时最流行的发型。她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揪出来，以后就没有给我们讲过课。大学毕业那年，我在路上好像见过戴老师，只是不敢确认，就没有打招呼。此后多次搬家，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戴老师了，很后悔当初没有喊一声老师。——人生常常是这样，很多事，一旦错过，就是永远。
“文革”正酣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很难置身事外。周振甫先生是老开明书店的，那时还不算很老，个子不高，稍胖，略微驼背，肤色白皙，戴着圆圆的眼镜，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你。走路的时候，身子随着手臂的摆动微微晃悠，在孩子眼里，像个老太太。他不善言辞，“大批判”时，用浓重的湖州话念批判稿，声音很小，结结巴巴的，一副迁腐的样子，成为众人笑料。我也随着大人傻笑。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战火好像马上就要燃起，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毛主席发出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很多大工厂、大企业迁往西部大后方城市。那些日子，每隔几天就搞防空演习，演练如何卧倒以防机枪扫射，如何披上白床单以防核辐射。有时，深夜睡得正香，防空警报会突然拉响，所有人都要迅速跑到地下室躲起来。母亲从干校托人捎来花炮，我很神气，就在大楼里燃放，招来很多小孩围观。工人纠察队以为是特务投放的信号弹，就把我们扣起来。在那种紧张状态下，我们都想尽快离开北京，河南信阳潢川县的团中央“五七干校”自然是我们首选的避难所。
从1969年到1971年底，我在河南信阳潢川黄湖农场生活了三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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