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计收录夏鼐致友朋书信311通，另附他人致信11通，合计322通。现将这些书信分为三编。上编收录1935～1949年书信，即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在中研院史语所任职至离去，主要是从事西北考察和代理所务一年。中编收录1950～1985年的书信，即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任副所长，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所名誉所长时期。下编收录1950～1985年致其他方面人士的书信，涉及语言学、科技史、历史地理、中外关系等多种学科，以及乡土人文情况，体现了夏鼐博学多能、交游广泛、一丝不苟的风范。

上编 56通
致 李济或兼 致傅斯年3通（1935年，1939年）
致 梅贻琦（附梅贻琦、傅斯年、李济复信。1936年4月）
致 李光宇（1936年7月）
致 胞姊（1936年9月）
致 傅斯年、 李济22通（含 致傅8通， 致李3通，兼 致傅、李11通，附阎文儒 致傅信1通。1942年10月～1945年4月，西北
考察时期）
致 傅斯年21通（1945年6月～1948年5月，西北考察结束后）
致 常书鸿（1944年10月）
致 李小缘2通（1947年8月）
致 胡适（1948年1月）
致 王重民（1948年8月）
致 王振铎2通（1949年10月、11月）
中编 153通
致 郑振铎、梁思永10通（含单 致梁1通，附郭宝钧 致郑、梁1通。1950年10月～1951年1月，辉县发掘时期）
致 梁思永25通（1951年4月～7月，豫西调查时期；1951年10月～1952年1月，长沙发掘时期）
致 曾昭燏6通（1951年～1952年2月）
致 商承祚2通（1952年1月、3月）
致 刘节（1952年4月）
致 郭沫若7通（1953年11月～1972年11月）
致 安志敏11通（1955年11月～1956年7月，黄河三门峡水库区调查时期）
致 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转科学工作处（1956年11月）
致 陈梦家4通（1958年7月～1959年1月）
致 《文物参考资料》编辑部（1958年3月）
致 牛兆勋、靳尚谦（1958年10月）
致 王世民2通（1958年10月）
致 刘敦愿（1960年6月）
致 徐森玉（1960年9月）
致 黄文弼3通（1961年8月，1964年7月）
致 李仰松（1964年7月）
致 马得志（1964年8月）
致 方壮猷2通（附陈梦家 致方信4通。1966年1月）
致 傅振伦（1973年12月）
致 李作智2通（1975年5月，1977年3月）
致 石兴邦2通（1976年1月，1977年7月）
致 罗宗真4通（1977年1月～1981年6月）
致 杨锡璋2通（1978年1月、3月）
致 曹锦炎（1978年3月）
致 苏秉琦（1978年8月）
致 穆舜英（1979年8月）
致 赵青芳3通（1981年3月～1984年8月）
致 高至喜3通（1981年9月～1982年5月）
致 赵振华、朱亮（1982年1月）
致 宫大中（1982年4月）
致 唐云明3通（1983年10月、11月）
致 赵丰（1984年10月）
致 吴铭生（1984年11月）
致 张光直46通（1974年1月～1985年6月）
下编 102通
致 游寿（1951年6月）
致 沙孟海（1955年7月）
致 夏承焘或杭州大学2通（1962年2月，1963年3月）
致 梅冷生4通（1962年12月）
致 商务印书馆《辞源》编辑部（1964年12月）
致 方介堪8通（1965年10月～1978年9月）
致 董朴垞3通（1972年5月～1980年7月）
致 王栻2通（1972年8月，1982年2月）
致 叶永烈9通（含 致《科学爱好者》编辑部1通。1972年12月～1983年5月）
致 蒋猷龙（1974年10月）
致 俞天舒2通（1975年5月、6月）
致 柯俊2通（1977年4月，1978年5月）
致 汤象龙（1978年12月）
致 《中国史研究》编辑（1979年8月）
致 韩儒林5通（1979年9月～1980年11月）
致 蔡孔耀8通（1979年9月～1982年11月）
致 谭其骧6通（附谭其骧文2篇及复信2通。1979年10月～1984年11月）
致 胡道静10通（1981年3月～1983年2月）
致 戴家祥6通（1981年10月～1985年3月）
致 《晋阳学刊》编辑部2通（1982年1月，1985年1月）
致 魏忠或校庆筹委会2通（1982年1月、7月）
致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1982年3月）
致 陈宣崇（1982年11月）
致 杨仁恺2通（1982年12月，1983年1月）
致 罗慧生（1983年3月）
致 李德清2通（1983年5月、12月）
致 罗荣渠7通（1983年5月～1984年5月）
致 叶常青（1983年5月）
致 黄兴龙（1983年8月）
致 王尧2通（1983年11月）
致 郑德坤（1984年1月）
致 何丙郁（1984年1月）
致 林寿晋（1984年1月）
致 吴德铎（1984年1月）
致 王利器（1984年7月）
致 张宪文2通（1984年11月，1985年1月）

夏鼐书信集的资料积累
和整理编纂，经过较长时间
。最早是在1997年，我正
编辑《夏鼐文集》三册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时，台湾“中研院”史
语所为筹备建所七十周年纪
念活动，约请石兴邦先生撰
写关于夏鼐与史语所的文章
，向他提供该所傅斯年图书
馆藏历史档案中夏鼐致傅斯
年、李济书信的复印件。事
后，石先生将这批复印件转
赠给我（后来我三次访问史
语所，承邢义田等先生好意
做了补充）。不久，我与夏
鼐先生子女一道着手整理夏
先生日记，刚接触1936年
日记，便发现抄录在日记本
末为恳求清华大学准予延长
留学年限致梅贻琦校长的长
信，以及粘贴在日记本中的
致胞姊信。从此我便开始有
意识地收集夏鼐先生致友朋
书信。
广泛收集夏鼐致友朋书
信颇为不易，数十年前的许
多书信没有保存下来。据《
夏鼐日记》记载，他在燕京
、清华大学读书时和留学伦
敦大学学院时，写给父、兄
和友朋的信是很多的，这些
早已无处寻觅。二十多年以
来，我未能遍访有关单位。
许多学者由于历史的原因，
未能将所存夏鼐书信保存下
来。有的学者虽存有较多夏
鼐书信，由于年事已高，难
于从所存大量资料中找出。
但有许多人主动提供复印件
或原信，如谭维四、高至喜
、吴铭生、李德清、杨锡璋
、曹锦炎、赵丰、朱亮等。
南京大学历史系陈得芝教授
代为恳请韩朔睽教授，提供
了致韩儒林信复印件。提供
复印件的还有葛剑雄（致谭
其骧）、韩汝玢（致柯俊）
、叶永烈（致其本人），以
及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藏品
部（致胡道静）和温州市图
书馆卢礼阳（致温籍人士多
人）。更为难得的是，我本
人查获或王兴、裴世东等青
年朋友转发，若干旧书网上
拍卖的夏鼐书信，例如
1935年10月夏鼐刚到伦敦
尚待入学时写给傅斯年、李
济的信（这类拍品偶或羼杂
个别赝品，须注意剔除），
是本书收录年代最早的书信
之一，弥足珍贵。另外，夏
正炎先生提供了夏鼐自存部
分信的原稿、生前友好亲属
存信的复印件。至于致美籍
人士张光直信46通，承主要
编者陈星灿同意，全部从《
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
、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
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5）一书中转
录。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今
年2月，本人致函台北“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
贞德所长，恳求获得傅斯年
图书馆所藏档案中44通夏鼐
书信的出版授权，迅速得到
慨允，并承核校。近日更提
供其中李38-4-1号档致傅斯
年函的彩色图档用于出版。
凡此，我深表感谢！
值得庆幸的是，汤超女
士在2021年9月以后，参加
编辑《夏鼐书信集》最后阶
段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
她在整理考古所学术档案资
料时，发掘出1950～1951
年夏鼐致郑振铎、梁思永和
致梁思永的36通书信；细心
参与对后获书信的补行录入
、全部书信的核对原件，以
及全部书稿的复校等，进一
步保证了本集文稿的质量。
本书共计收录夏鼐致友
朋书信311通，另附他人致
信11通，合计322通。现将
这些书信分为三编。上编收
录1935～1949年书信，即
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在
中研院史语所任职至离去，
主要是从事西北考察和代理
所务一年。其中，西北考察
时期全部书信，与《夏鼐西
北考察日记》（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8）一书相
表里，生动地反映西北考察
的艰苦经历和重要贡献；代
理所务一年选录有代表性的
几通书信，则反映了当时夏
鼐的远见卓识和办事能力。
中编收录1950～1985年的
书信，即从中国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成立、任副所长，到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
考古所名誉所长时期。除收
录致直接与考古所和考古研
究相关人士的书信外，将
1974～1985年致张光直的
46通信置于中编末尾，体现
了夏鼐对新中国考古工作的
卓越贡献，谨严、谦逊的工
作作风，以及考古学上的中
美学术交流情况。下编收录
1950～1985年致其他方面
人士的书信，涉及语言学、
科技史、历史地理、中外关
系等多种学科，以及乡土人
文情况，体现了夏鼐博学多
能、交游广泛、一丝不苟的
风范。
编辑《夏鼐书信集》，
始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先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首席编
辑周丽女士的关怀和支持。
责任编辑李淼先生，精心打
造本书，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本书书名，集录夏鼐生前
友好顾廷龙先生手迹。书中
失误、不足之处，概由本人
负责。
王世民
2022年8月5日校后记述
时年八十又七

本书收录了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重要书信300余封，时间跨越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
本书中收录信件多数为首次刊布，集中反映夏鼐先生的个人生活、工作中的人际交往情况，对中国现代学术史、新中国考古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致 李济或兼致傅斯年 3通
（1935年，1939年）
一 元545—2
1935年4月3日
济之先生：
来示已悉。承先生代生熟筹出国计划，无任感激。生对于此事自无异议。惟所顾虑者，恐生对于考古学根柢极浅，即基本科目尚有须出国后再补习者。而留学期限仅定二年（延长一年固为生所渴望，但能否办到，权在学校，殊难预定）。如每校仅住一年，虽可得广聆诸大师之伟论，然在学无根柢之人，恐漫无统绪，所得反少。若专在一校攻读二三年，从一名师游，依其指导，比较有系统的由读基本科目进而深求特殊研究，似反合宜。此系生之愚见，如 先生认为无此种顾虑之必要，则即依先生来示之计划，作为定论，即请径行函达清华，告以拟人学校及所以改赴英国之故。如 先生亦认为专读一校为佳，则请于伦敦、爱丁堡、剑桥三校，代为选定一校，亦即请径行函告清华，惟无论如何，望决定后，除函达清华外，同时请即行示知，以便生亦通知校中，托办入学手续。梁[思永]先生意见，以为可以在伦敦大学攻人类学，以造成根柢，然后赴爱丁堡从Childe[柴尔德]习考古学，并云此种计划，乃求广涉考古学范围内之各种学识，如欲作有系统之研究，则以从学一校为佳。故梁先生亦未能作确定断语。
梁先生又云：赴国外习考古学之目的，在于(1)学习田野工作及博物院保存古物之技术；(2)浏览西洋考古学之成绩，以便作比较研究，并须注意人类学，以养成远大之眼光；(3)参观流人国外之中国古物。并谓如研究中国之Historical Archaeology[历史考古学]，最好先有相当根柢，然后出国，得益较多。所虑者在于世事莫测，夜长梦多，在中国今日之局面，似以早出国较为安全。此事关于个人前途颇大，他人殊难代为决定云云。生现颇有意留国多预备一年；就常情而论，自以出国愈速愈佳。但为“实事求是”起见，似应先在国内有充分预备，对于国内需要，认识较清楚，然后出国，较为适宜。预备功课之地点，或在清华研究院，或在中央研究院，均无不可。前者优点，在于可以听课（拟选读地质学、人类学，及第三外国语等）；后者优点，在于接近导师，可以随时请教。此点将来再定。所预备者，一方面继续阅读西文考古学书籍，一方面对于中国金石学及文字学等与考古学有关者，加以学习（如有机会，或再参加田野工作，或学习整理材料之方法），同时注意汉时文献，因生将来或即专从事汉代方面之考古也。此项计划，一年之期间内，或许不能皆行达到，但至少比今夏即行出国，似乎较胜。且阅读较多，或可得一特定问题，以为将来出国后研究之对象。不知关于此事，先生能予以忠告否？即请示知，以便生作最后之决定。先生阅历较深，见事较切，谅必能予以忠告。（延长留国预备年限，依定章须由导师提出。）
以上二事，烦先生代为筹思。渎扰清神，抱歉之至。
专此奉达，敬请
近安
学生 夏鼐 上
四月三日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