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伴侣凶杀案在全世界导致大量女性死亡。
在英国，每周有2名女性被伴侣杀害；在美国，每天有3名受害者；而在墨西哥，每天大约有5名。2020年，在新冠疫情导致封控后，英国的亲密伴侣凶杀率翻了一番，全球各地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在亲密伴侣凶杀案中，女性构成了受害者的82％。对于女性，危险极有可能来自与她保持或曾保持过亲密关系的男性。
凶手不会突然失控，家庭暴力是理解亲密伴侣凶杀案的核心。
犯罪模式学家简·蒙克顿·史密斯教授通过研究400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构造出凶手的画像以及他们杀害妻子、伴侣甚至孩子的动机，并从中发现凶手往往遵循情感操纵的模式。然而，情感操纵往往难以察觉、令人费解，或隐蔽至深。
任何人都可能落入情感操纵的陷阱。
如今在英国，情感操纵已经是一种刑事犯罪。史密斯教授的工作致力于找到帮助个人、慈善机构、警察部门和司法机关指认和识别情感操纵模式的方法，追踪潜在受害者的风险是如何逐渐升级的。她将这种逐渐升级的风险分为八个阶段，即“凶杀时间轴”。

简·蒙克顿·史密斯（Jane Monckton Smith）教授是一名犯罪模式学家，专门研究凶杀、情感操纵和跟踪骚扰等案件。作为该领域的专家，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出版了多本有关凶杀和刑事调查的学术专著。她还设计有一种可了解、评估家庭暴力案中凶杀风险的新模型。她的成果被广泛地用以改进警察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实践工作。除了研究以外，她还参与调查凶杀案的相关工作，为英国内政部审查案件，就引发社会关注的复杂谋杀案向警方和审查小组提供建议。

前言：凶杀时间轴
绪论：激情犯罪的神话
1 第一阶段：操纵和跟踪的历史
2 第二阶段：旋风般的承诺
3 第三阶段：生活在操纵之中
4 第四阶段：触发
5 第五阶段：升级
6 第六阶段：想法的改变
7 第七阶段：计划
8 第八阶段：凶杀和/或自杀
9 凶杀之后
后记：最后的话
译后记

凶杀时间轴
她为什么不愿意上救
护车？
当我们到达指定地址
时，刚好是晚上八点，天
黑透了，这是一幢维多利
亚风格的建筑，被分割成
了几套公寓。救护车闪烁
的蓝色警示灯亮晃晃的，
穿透雾蒙蒙的夜雨，照亮
了房子敞开的前门，给静
谧的郊区街道带来了一股
令人不适的惊疑气息。
我那会儿是一名刚获
得资格的警员，还在执行
头几个礼拜的巡逻警务，
与我的主管警长一起接警
了一个999电话。我们就
快要结束漫长而艰苦的轮
班，预计在当晚十点左右
下值。我们走进那幢大楼
时，唯一所知的就是有人
报告了一起袭击。我清楚
地记得一位经验老到的探
长对我的告诫，我会接到
的最危险的电话是所谓的
“家庭暴力事件”。这位探
长就在接了此类电话后受
了重伤，我一边想着这件
事情，一边死死地盯着光
线昏暗的电梯间。
我们爬上二楼，步入
了一间清冷、整洁公寓的
起居室。对我而言，与这
位年轻的红发姑娘那空洞
、直勾勾的眼神相比，家
具与装潢都有点儿模糊不
清。她很有可能不到十八
岁，一言不发地坐在一张
椅子上，被救护车上的医
护人员包围着。她被一把
可以碎石子的重锤砸到了
头。她的男朋友——也就
是袭击者——在我们所有
人抵达之前，逃离了现场
。这位姑娘一个劲儿地望
着地板，沉默，一动不动
。鲜血顺着她脖子后面滴
落，流到了地毯上。医护
人员正试图说服她和他们
一块儿去医院就诊，可是
她无声地拒绝了，没有什
么能劝得了她。
身为一个年轻女子—
—我自己刚刚二十岁，才
从警察培训学校新鲜出炉
，我就站在那里听着，困
惑不已。我没法明白为什
么有人会拒绝医学治疗，
尤其在生命正处于危急关
头时。
我们的对讲机发出静
电滋扰的噼里啪啦的杂音
，打破了我们好像可以一
整晚站在那儿劝说她去做
点儿什么的假象。我们看
得出来，她没有丁点儿打
算帮我们去投诉那个袭击
她的人。因此，我们把她
留在那儿了，孤身独坐，
注视着血迹斑斑的地板。
我们去处理那些愈发急迫
的事情——我，警长，还
有医护——都无能为力，
沮丧不已。
“为什么？”我记得我
问了警长，“她为什么不
愿意上救护车？我理解不
了。”
“习惯吧，”警长叹息
着答道，“她们就是这个
样子的。”
他所说的她们，是指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他不
是一个冷情冷心的人：家
暴受害者的行事做派和“
正常”人不同，这种看法
并不是由于缺乏同情心，
而实在是他拥有太多次家
庭暴力接警的经验。他习
惯了看到受害者拒绝救助
，太多了，一次又一次。
他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
人一样，假定作为一个成
年女子，她有能力也可以
选择站起来离开。他很可
能还以为，站起来离开会
使她从家暴和施暴者那里
解脱出来，使她获得自由
与安全。所以他认为这个
这本书描述了这八个
阶段。如果你对其中一些
感到熟悉，这就是关键所
在了。我们往往倾向于为
实际上是以情感操纵为特
征的种种行为寻找理由或
者使其正常化；在各个方
面，我们都被训练得看不
到危险。我所确定的阶段
是：
第一阶段 历史：操纵
和跟踪的历史
第二阶段 早期关系：
旋风般的承诺
第三阶段 关系：生活
在操纵之中
第四阶段 触发：一桩
挑战操纵的事件
第五阶段 升级：逐渐
升级的操纵或出现跟踪骚
扰的情形
第六阶段 想法的改变
：焦点的变动
第七阶段 计划：谋划
一起凶杀案
第八阶段 凶杀和/或自
杀
时间轴挑战了“激情犯
罪”这一辩解，它数十年
来，甚至是数千年来，主
导了人们对这一类凶杀案
的主流理解——我将在下
一章中讨论这一点。我们
看到，围绕这一问题的想
法正在转变。人们对此提
出的疑问越多，就探讨得
越多；维护凶手的关于激
情犯罪的辩解就会变得越
来越弱，直到它失去力量
。搞清楚时间轴的各个阶
段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一
步：它可以用来促动探讨
，挑战根深蒂固的观念，
并有助于人们互相扶持。
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
中，我将使用我工作中搜
集的个案历史，来逐一回
顾“凶杀时间轴”的八个阶
段，以显示受害者、施暴
者和杀人犯在每一个阶段
的想法。我将通过涉事人
员的言论和经历来挑战虚
假的真相。人们对一个叫
文森特的人有好感，是因
为文森特展示了某些错误
的观念，妨碍了人们去更
清晰地了解情感操纵。这
是我和他的战斗。
人，以及别的跟她一样的
人，并不像任何正常人会
去做的或者理应去做的那
样行事。
那一夜之后，我再也
没有见到那位年轻的姑娘
，可是我从未忘却她。我
询问警长的那个问题——
我感觉那个问题并没有得
到回答——从那以后一直
在我脑海里徘徊。我打心
底里知道——我也希望如
此——待我们一离开，她
就会照料好自己，止住流
血，吃几片止痛药；或许
到最终，哭了出来。
她为什么拒绝救助，
我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知道她其实在意自己
，她是正常的。在这个异
乎寻常的夜晚，这位年轻
姑娘十分“幸运地”活了

在英国，每四天就有一名妇女被其伴侣或前伴侣杀害，家庭凶杀案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杀手不会突然失控，而对于家庭暴力，人们惯常的态度却是：既视而不见，又拒不相信。
身为犯罪模式学家的简·蒙克顿·史密斯教授为此专门将家庭暴力案中逐渐升级的凶杀风险分为八个阶段，即《致命爱人》一书的核心内容“凶杀时间轴”。这部极具力量的作品为及时干预家庭暴力从而拯救更多生命提供了各种策略。

我女儿遇到过一个有
操纵欲的自恋狂。她还非
常年轻，很快就和朋友以
及家人隔绝了。我眼睁睁
地看着她从一个开朗、上
进的人变成了确诊的抑郁
症患者，遭受了严重的心
理创伤，丧失了动力。她
失去了所有的朋友，离开
了大学，失去了工作和住
处。她想要为他辩护，和
每个人都吵翻了。
数不清有多少次，她
在凌晨哭着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会去大街上接穿着
睡衣的她：有时候带着伤
，有时候只是提心吊胆的
样子。我还记得有一天晚
上驱车五十英里去接她。
警方经常接到报警，她被
列为有遭受严重伤害可能
的高风险人士。这已经持
续了两年。
任何人都可能落人情
感操纵的陷阱。我之所以
分享这个故事，是因为这
很重要，它表明我不是生
活在象牙塔之中，事不关
己地给出建议。它与我休
戚相关，而我则发现自己
鞭长莫及。尽管我是这一
领域的专家，但个人却处
于不断升级的高风险暴力
案例的中心。这是一次发
人深思的经历。她是我的
女儿，我想要保护她；我
想要她离开他；我也想要
他受到惩罚——这是任何
父母都会有的那种人之常
情。但我太了解情感操纵
了，所以我意识到，不可
能仅仅因为我想要，就能
指望得偿所愿。这更可能
是一场持久战。
这段时间里，我不得
不重新调整我和女儿的关
系：不再是简单的亲子关
系，我可以让她做这做那
；我需要始终如一、稳当
可靠并且值得信赖，样样
与他相反。我必须和气、
坚强并且百般包容。我不
得不勉为其难，比如我沮
丧了、生气了，或者想哭
的时候都不能表现出来。
这都是为了用上我仅存的
影响力，好保证女儿的安
全，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
提供一条后退之路。有时
候我就好像是救命稻草，
特别是，我是唯一想要紧
紧地抓住她的人。这并不
是说其他人不在乎，他们
确实在乎，但他们感到沮
丧，他们认为自己无力帮
助她、影响她，也不能阻
止他。
出人意料的是，究竟
有多少影响力可以在隐约
之间维持下去。就像恐惧
一样，影响力以不可思议
的方式发挥作用。仅仅因
为一个人没有如你所愿地
离开施暴者，并不意味着
你没有影响力。影响力不
会是专断的、有条件的“
否则就怎样”，它就像是
攻击施暴者恶意操纵的抗
体，会削弱他们的力量。
我也强烈地意识到，唯一
能绝对保证女儿安全的就
是那个对她施加暴力的人
。他可以决定是否或者何
时伤害她。他可以决定是
否停止。她一心一意围绕
着他转，只关注他想要什
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好消息是如今她已经
走出困境。而不出所料的
则是，他试图让她回去，
不过她忍住了——她想要
反抗。她有了新的生活、
新的自信，还有新的朋友
。
在那两年里，对我女
儿暴力相加的人并没有遭
到质疑，并且他基本上没
有感觉到来自警方的压力
：似乎他不必承担任何后
果。就像文森特和德温一
样，他可能因此相信社会
是默许他的所作所为的。
此处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有一天，我和女儿一起
坐在车子里，她接到了他
从警方拘留室打来的电话
。他是因为另外一件不相
干的事而被捕的，我清楚
地听到了吼叫声和威胁声
。我能从女儿那苍白、满
是泪水的脸上看到她凄惨
无助的恐惧之感。他能从
警局的一间拘留室里打出
充满侮辱和威胁的电话，
这表明了他的自信——当
局以及其他了解情况的人
不会找他麻烦，也不会批
评他。
我们的社会只要稍加
努力，就能改变对此的共
识，并且让这些有操纵欲
的人认识到他们的行为是
不可接受的。我们都需要
指出这种行为。正如我在
研究中发现，这些人对他
们的伴侣和孩子，对受害
者的家庭，对他们自己的
家庭，对他们的下一个受
害者，以及任何可能妨碍
他们的人，都充满了威胁
。这不是私事，也不完全
是警方的事。停止为施暴
者那些操纵和以自我为中
心的模式提供借口和理由
，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识别出有操纵欲的人，
是把他们可能造成的危害
降低到最小程度的一大步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
不为警方所注意。我们必
须小心，在我们的媒体、
法庭、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无论他们是谁，我们在
任何层面都不能与他们站
在一起。这么做只会纵容
他们。
只要共识开始改变，
实践也会随之改变。事情
已经开始向前发展了。在
英国，如今情感操纵已经
是一种刑事犯罪。我们对
它在凶杀案中所起的作用
有了更多的了解，人们也
更容易认识到它，以及它
与风险的相关性。警察、
缓刑监督官员、心理学家
、精神病学家、社会工作
者和其他专业人士都开始
更好地识别它。如果有人
被控制、跟踪或暴力对待
，无论他们是谁，都可以
求助于服务机构，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能获得保障
，得到支持、理解和救助
。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
的施暴者都经历了八个阶
段凶杀时间轴。只有一小
部分的人会走到杀人这一
步，但已经有够多的人值
得我们去关注了。大多数
人会到达第三阶段，然后
进入第四或第五阶段。有
很多人在第五阶段突然转
向，整个阶段就在另外一
个受害者这里从第一阶段
再次

第一阶段：操纵和跟踪的历史
时间轴的第一阶段甚至会发生在两个人相遇并确立关系之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竟然存在——因为如果它存在，我想说的是，那些杀害他们伴侣的人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并非关于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而是关乎一个有控制欲的人。最重要的、昭示凶险将临的危险信号是他们在操纵，而且之前一直在操纵。
我很少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因为我的大量工作都需要待在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然而，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去了办公室，并且接到了一个外线电话。
“是简·蒙克顿·史密斯吗？”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对着我咆哮。
“是的。”我说道，有点儿吓了一跳。
“别再说我丈夫是谋杀犯了。他不是谋杀犯，他从未被判谋杀罪，你不应该这样做……我就是告知你。”
“你的丈夫是谁？”我询问道。
“你一直在谈论他，有人告诉我了，”然后她对我说了他的名字，“你一直在和那家人谈话，我知道你谈了。”
“我很肯定我从没有说过你的丈夫是谋杀犯，”我平静地说道，“他被判过失杀人，不是吗？”
“是的，他是，这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谋杀犯。”
我们聊了一通，这位女士试图说服我，她的丈夫是一个被误会的、和蔼可亲的人，我们友好地挂了电话，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我十分吃惊，她没有把她的丈夫杀害了第一任妻子这一事实看作与她切身相关。她说得对，我一直在和受害者家庭交谈。由于这家人想要就此案向他们的国会议员提出议题，并发起合法性质询，因此我一直在与一家名为AAFDA①的慈善团体合作。AAFDA是由弗兰克·马兰在他的妹妹茱莉亚和她的儿子威尔被杀害后创办的，他们帮助家庭在谋杀发生后必不可免也无法逃避的正式诉讼——例如家暴凶案审查（DHRs②）、审讯和庭审中赢得谈判。
这起案件中的受害者在法庭和媒体上都被很离谱地曲解了，这损害了人们对她的怀念，也给她的家人造成了额外的伤痛，两者皆不可估量。由于法庭接受了对指控较轻的过失杀人的认罪，所以并没有审判。（过失杀人不会判处强制性的无期徒刑，假释要早一些，同时也意味着凶手的罪责较轻。）其结果是被告在量刑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在这起案件中，听证会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受害者被形容为一个“吹毛求疵的人”，把凶手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个故事在新闻报道上被反复地刊登和评论，使得受害者永远地留下了她“罪有应得”的印象。并没有送呈的证据可以证实对她人格的诽谤，而法官却对凶手表示了同情。一家声名卓著的日报的知名专栏作者甚至发表评论说，他宁可给凶手颁发一枚奖章，而不是判处他监禁，尽管他并没有证据表明凶手所言确实。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吹毛求疵”，无论是否得到证实，都会引起人们对凶手的同情，并被当作针对谋杀罪的辩护缘由的一部分。甚至还有人说，当凶手杀死妻子的时候，他的苦楚立刻就得到了解脱。他能够通过掩埋来隐匿她的尸体，在死尸被发现之前，他过了几年的好日子。
综上所述，给我打电话的那个女人所掌握的关于她新任丈夫的信息，把他塑造成在类似情况下会与任何理性的人一样，做出同样的举动，大概也就不足为奇了。她可以看到法庭对他的同情；她可以看到新闻报道对受害者的指责；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不那么危险，是一个可靠的结婚对象。整个体系都是这么说的，没有受到质疑。死者的家人没有渠道来平衡舆论，更不用说扭转乾坤了。
如果一个人有过一段历史，不一定是有关凶杀的，而是涉及操纵、占有欲和嫉妒的类型，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犯罪记录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但不是最好的。大多数的历史和危险的信号是由操纵者言谈与行为的方式所揭示的，也是由认识他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前任伴侣所透露的。
可以揣摩一个例子，有个人在其中透露了他们的历史，比我与那位第二任妻子的对话要微妙得多。
*
玛西在镇上的一家酒吧遇到了伦尼。这个地方她的许多同事都去过，她认为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里面都是一些不错的人。伦尼接近她的时候，他显得又迷人又友善。
“我来付那杯酒的钱，”他说道，带着微笑，“你去坐下，我会把酒给你拿过来。”
玛西觉得这没什么不妥；她想着这令人愉快的、有点老派的套近乎，有一种她被照顾着的感觉。伦尼在打理一切，于是玛西就去坐下了。
伦尼走过来，坐在她的身旁。他健谈、风趣，也很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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