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易作，然而难工。

好散文应该“四文兼具”：一曰文胆，即主题；二曰文脉，即结构；三曰文化，即内蕴；四曰文采，即语言。

《生正逢时》以“四文”为追求，“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人事代谢”，是家人，身边人，中外名人，当然，还有自己。

“生活百昧”，是日常生活的记写，以及感悟，满满的烟火气。

“江湖行走”，是为这些年到过的一些地方留痕，写实的路数。

希望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

人事代谢

暖人的春晖

易卜生的“绝对隐私”

“放下”后的再崛起

“天下豪杰魁”：胡瑗

知“晓”“勤”勉，乃成大器

“文化昆仑”钱钟书

钱文忠：“寓于乐”的明星学者

钱学森：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创“新”而成“元”

“学”高，自成“泰”斗

雉水风流

大咖来到水绘园

重逢曹文轩老师

我与“伤痕文学”先行者的缘

入骨三分的思念

老科学家又出新闻

站在闵氏昆仲的故居前

我的妈妈叫要强

生活百味

没有电视的日子

大白菜情结

善待挫折

善待荣誉

恭维人的艺术

与“小人”相处的策略

考职称外语的日子

闯过电脑关

欣赏他人

爱心如焚

情系普通话

亲历车祸

在“曲说”中绽放智慧之花

一枚橄榄与终身幸福

梦圆别墅

……

《生正逢时/跨度新美文书系》：

胡瑗在答宋神宗问时说：“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体”是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是指掌握运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为此，他做出很大努力并取得成功，开创了宋代理学先河。同时他又将“明体达用”的思想，渗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为他从事教育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力主州县办学，推广普及教育。

宋代官学有两种：一是中央官学，二是地方官学。庆历四年，在第一次兴学运动之前，中央官学生员很少，绝大多数为官宦子弟；地方官学，只有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圣庙立学，并赐额“应天府书院”，是为州县办学之始，余则寥若晨星。面对宋初“轻教育”学风不正的状况，胡瑗还运用历史对比的方法，着重阐述了“师儒”和“兴校”的重要性。他说：“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之。纠其有言异者诛，行异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胡瑗大声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仅是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强烈呼吁，也是对宋朝统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张“广设庠序之教”，大兴地方官学，它不仅可以使人才“继踵而出”，更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开天章阁，与大臣们讨论扶倾振兴的良策，慨然下诏全国，要各州、县都要兴办学校。这与胡瑗倡导的“以仁义礼乐为学”“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开创了分科教学的先河。

胡瑗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这是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内容，是对中国古代教学制度的一项重大革新。它在中国教学制度史上第一次把民、兵、水利、算历等军事和自然科学知识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与儒家经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独特贡献。

他设立经义和治事二斋，依据学生的才能、兴趣志向施教。经义主要学习六经；治事又分为治民、讲武、堰水（水利）和历算等科。他把“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选入经义斋；凡人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一个主科，同时加选一个副科。另外还附设小学。这种大胆尝试，使学生能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养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腾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彝等人。

分斋教学制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四方之士，云集受业”，纷纷到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学来求学。分斋教学直接影响了中央官学的教学制度，京城开封设立的太学当时就“取胡瑗法以为法”。北宋以后，历朝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大都实行分斋教学。分斋教学对书院教学制度影响也很大。北宋以后的书院，尤其是规模较大的书院，往往也采用分斋教学。清初实学思想家、教育家颜元曾说：“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晚年他规划漳南书院，分设文事、武事、经史、艺能、理学、贴括六斋，是直接借鉴和发展了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清朝后期泰州另一位热衷教育的大家刘熙载的教育思想受同乡胡瑗的影响很深，他晚年主讲龙门书院以后，也推行胡瑗的分斋教学法，根据学生的程度、志趣、特长进行分斋教学，时人誉之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

建章立制，言传身教。

胡瑗在苏、湖执教的二十年间，亲手制订了一系列教育规章制度。如学校作息规定：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500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100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300遍。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意言传身教，并规定师生之间的礼节，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决不稍懈。有一次，学生徐积初次见胡瑗，头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头容直”。这使徐积从中受到教育，时刻警示自己不仅要仪态端庄，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同时，他又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如学生安涛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给予关照，学生非常感动，说先生之爱如同冬天的太阳。在规章明、要求严的情况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饬”，“衣冠容止，往往相类”，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胡氏这种独特的学风与校风，先施行于苏、湖，后旅行于太学，并使此规章制度经皇上批准，在全国推广，可见其影响之大，效果之好。他的这套教学规章，与后来朱熹所订的《白鹿洞学规》前后辉映，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

注重音体美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在重视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种考试之后，他常与学生们会于“肯善堂”歌诗奏乐，至夜始散。在平时，诸斋亦常有弦歌声达于户外，致使路人也驻足倾听。胡瑗十分强调学生要有一个好的身体。他经常教导学生在吃饱饭以后，不要立即伏案读书，这样做将有害于身体健康。他要求学生要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平时要学会“射箭”、“投壶”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