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以赛亚·伯林和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15年的讨论，包括了两人的通信、谈话录音，内容涉及伯林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自由观和文化多元论，兼及他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为了回应波兰女学者持续的、尖锐的和极为深刻的提问，伯林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索。他们探索的方式将激励其他人继续展开这未完的对话。另外，本书也收录了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研究伯林思想的几篇文章。

以赛亚·伯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撰写《卡尔·马克思》，1944年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6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序言
作者序言
致谢
回忆以赛亚·伯林
通信：1983—1997
访谈：1991年10月
不要绝望
我不愿意宇宙太整洁
谈话：1986—1995
1986
1988
1988年4月22日和24日
1988年5月6日（和约翰·格雷）
1988年5月22日和30日
1991
1995
1995年5月17日
1995年5月24日
文章：1989—2005
论伯林自由学说的又一个声音
两种自由观：伯林和哈耶克
“自由”作为抽象理想已近黄昏？
多元性与悲剧
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相互连结还是彼此排斥？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
年书
译林出版社提议出版
《未完的对话》的中文版
，此举令我十分惊喜。得
知这一决定的时刻，我回
忆起这部著作缘起的一系
列往事。
记忆犹新的是，1986
年夏天，在牛津大学万灵
学院，我于忐忑不安之中
和以赛亚·伯林爵士的初
次会见，从此开始了我精
神生活中最重大的经历。
结果是，这部著作竟在美
国出版，而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又得以送到中国
读者手中！曾几何时，我
的想象力范围似乎容纳不
下事实发展的这一过程，
尤其是在我所生活的境遇
之中。
从那一时期起，世界
发生了剧变。1989年6月
4日，在波兰举行了第一
次几近完备的民主选举，
此举开始了整个东方集团
的深刻变革。当时的超级
大国之一轰然垮塌，另外
一个则似乎正在经历衰落
，而世界的重心显然正在
向中国移动，中国正在成
长为世界强国。正因为如
此，近年来我一直建议我
的学生学习汉语。在见证
正在出现的种种过程的开
端之时，做出回顾是十分
值得的。孔子日：“温故
而知新。”
伯林的著名论文《两
种自由概念》，我是在特
殊的历史条件下得悉的—
—1981年波兰宣布军管后
不久。显而易见，在当时
，自由乃是涉及我个人的
问题。我还记得在阅读这
篇文章时所经历的精神上
的巨大轻松感，那种感觉
酷似在充满新鲜氧气的森
林中漫步。但是，阅读当
时克拉科夫全市唯一的一
本《两种自由概念》绝非
易事。这一著名论文的单
行本，列入了我所在的大
学的藏书。为了借阅，我
必须提出相应的申请，说
明需要阅读这一本禁书的
理由，和图书馆馆长约谈
，申述情由。在当时，大
学乃是有限的自由飞地。
我是以科学研究人员的资
格得允借阅该书的。在那
些年代里，在波兰，伯林
的著作无法公开借阅。伯
林某些著作的波兰语译本
只有“地下”版本，或者国
外波兰侨民主办的出版社
版本。我属于很少数人的
小组，这少数人因为所在
的单位，而可以合法地借
出伯林著作的有限藏书。
《两种自由概念》对我触
动至深。我十分喜爱的一
句箴言“Nawet
najczarniejsza chmura
ma srebrne brzegi”（至
黑乌云，亦有银边）最形
象地表明元气开始恢复，
希望突然来临。这令我全
神贯注进入对伯林的思考
。直接的效果就是，我鼓
起勇气，给牛津大学的这
位思想家写出第一封信。
他主动开始了我们后来的
书信往来和个人交往。
1989年剧变之后，在
波兰公开地大量出版了伯
林著作的译本。现在，在
波兰图书市场上，几乎可
以买到他全部的著作。感
谢本书中文版译者提供的
信息，我得知，中国读者
已经能够阅读伯林重要论
著的译本（十二部）。我
为此感到高兴：就我个人
经验而言，在深刻变化的
时期，是值得从（（两种
自由概念》作者的著作中
汲取思想的。他涉及个人
自由的言说永远不会失去
重要意义，虽然在稳定的
时期不一定显得突出。与
此同时，他的价值多元论
见解越来越发出强有力的
声音，成为充满多样性与
相互碰撞、互不相同的生
活方式在这个世界中的路
标。这样，在我经历的曰
益变迁的历史环境中，我
起初对伯林自由概念的着
迷，逐渐演变成为对于他
在道德哲学中所开创的新
潮流——道德多元论的强
烈兴趣。这在1989年的
剧变之后，在对于我的这
位导师的哲学思考的探索
中，又一次得到了培育。
当然，现在冒昧献给
中国读者的这部著作的中
心任务是以赛亚·伯林，
以及他对思想遗产的贡献
、他对世界和人类事务的
深刻观察力——这一切都
一如既往地得到了他个人
经验的多方面启迪。而在
我们的书信和谈话中，也
写进了我的祖国波兰历史
上一个极为重要时期的事
态。同时也记录了我个人
生活、我遇到的困难和重
重困惑的片段。在1983
年至1997年剧变时期我
们展开的讨论如果给读者
带来启发或者成为希望的
开端，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我深信，以赛亚·伯林
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的。
中国人民和波兰人民
相同的苦难已经成为遗产
。警示从这种积淀中汲取
，但是，积淀已经成为过
去而一去不返。
附记：我想要真诚感
谢本书译者杨德友教授，
感谢他全力以赴完成这一
译事，和在翻译过程中我
们展开的富有成果的通信
联系。我感到十分惊异的
是，杨德友教授也懂得波
兰语（翻译出版过不少波
兰语的著作）。对于波兰
语言和文化的熟悉，在翻
译《未完的对话》过程中
，肯定等于有了一张王牌
。我希望，杨德友教授有
机会翻译出更多的波兰作
者的著作。我以往的好运
给我带来的和以赛亚·伯
林特殊接触的机会，正在
继续带来成果。最近的幸
事就是和杨德友教授的思
想交流，达到了通畅的理
解。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
塞古尔斯卡
波兰，克拉科夫市，
雅盖沃大学
2012年8月12日

本书内容主要是贝阿塔和伯林在1983—1997期间的通信、1986年至1995年她数次到牛津大学任访问学者期间与伯林谈话的记录，用亲切的文字记录伯林思想的变迁与完善。
对自由与多元论的终极探讨，完整勾勒出清晰的伯林。
阅读伯林，无论是作为入门还是补充，本书都是不二选择。

《未完的对话》是以
赛亚·伯林爵士（1909—
1997）和波兰雅盖沃大
学教授贝阿塔·波兰诺夫
斯卡－塞古尔斯卡的合著
。
本书内容主要是贝阿
塔和伯林长达十四年
（1983—1997）的通信
、1986年至1995年她数
次到牛津大学任访问学者
期间与伯林谈话的记录，
还有她的五篇文章（约占
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
本书在可观的程度上
述明了伯林的思想，澄清
了他的哲学议题当中的几
个。出版以后，得到积极
的评价：
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
想研究教授约翰·格雷（
（（以赛亚·伯林》一书
作者）写道：“贝阿塔·波
兰诺夫斯卡一塞古尔斯卡
为我们理解二十世纪伟大
的自由思想家之一提供了
一份宝贵的指南。在书信
、采访和谈话中，以赛亚
·伯林揭示了他的哲学的
本质，并且将其与他一生
的诸种事件联系了起来。
这是一部独特的记录，更
加上波兰诺夫斯卡一塞古
尔斯卡颇具洞察力的阐释
文章，对于每一位关注政
治理论和二十世纪思想史
的人士来说，都堪称必不
可少。”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
斯蒂文·卢克斯（《权力
：一种激进的观点》和《
自由派与食人派：多样性
的含义》的作者）写道：
“这部优秀而不同寻常的
著作生动地展现了伯林在
思考中的言说。为了回应
成为友人的一位波兰年轻
女哲学家持续的、尖锐的
和十分深刻的提问，伯林
一直在努力思考他自己关
于自由与价值多元论之思
想所引发出来的更为深刻
的问题。他们的往来书信
、谈话、采访和她总结性
质的文章受到欢迎，进一
步地阐明了伯林发人深思
的自由主义及其提出的、
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完成这部著作的译事
之际，译者有下面的一些
感想，也许值得记述一下
：
首先是对伯林的敬佩
：作为一位学者，伯林不
仅有开创性，而且尽力做
到与时俱进，勤劳一生，
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只
要头脑还清晰，就在尽力
探讨学术问题。其次，伯
林长时间地鼓励和帮助青
年人学习、展开研究，而
且平等交流，推心置腹。
我们所见到的这一切，都
是他在七十四岁到八十八
岁这一年龄段完成的。
再者，是对于贝阿塔·
波兰诺夫斯卡一塞古尔斯
卡的钦佩。她在求学时期
敢于大胆请教、结识著名
学者，包括外国学者，展
开长达十几年的深入合作
（十几年不算很长的时间
，但是弥足珍贵，因伯林
年事已高），取得很好的
成果。
但是，这样的合作，
或者机遇、“缘分”，是有
条件的。伯林平易近人、
热心助人，十几年如一日
（学者们绝对不是“没事”
和我们闲聊天“解闷”的人
）；而贝阿塔，具有向大
学者请教、结识大学者的
胆识，这一点固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得有底
气——这就是学识根基。
这位青年学者（经过了大
约三十年，现在是中年人
了吧）必须具备两方面的
条件：她首先学好了英语
，具有用英语表述、讨论
学术问题的水平（英语对
于大陆欧洲人来说当然比
对中国人容易，但是对于
母语是斯拉夫语言的人来
说，容易得有限）。尤其
在人文学科方面，因为容
易涉及各个相关方面的知
识，比科技人员谈论某一
方面的科技，可能要难得
多。其次，学术水平和提
问的能力；提出问题本身
就能够表现出思考水平，
当然，问题还要引起双方
的兴趣和符合学识水平。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位老
学者和这位年轻的外国女
士，都基本做到了办事不
拖延，恪守承诺，说到做
到——这是保持互相信任
和取得成果的条件。还要
抓紧时机。再重复一次我
们的老生常谈：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避免事后感
慨：时过境迁，痛失良机
。
本书译事缘起如下。
2011年5月18日，清华大
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译
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
丛”主编刘东教授在《中
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
阅读伯林的十年》。文章
谈到译林社出版了伯林十
部著作的汉语译本，最后
说：“此外，在……之后，
我又向译林推荐了一本《
未完的对话》，和一本研
究伯林的著作《伯林：自
由主义与多元论》（乔治
·克劳德著），但这还需
要较长的过程，才能完成
一系列的复杂操作。”很
快，刘东教授以电子邮件
告诉我，译林社接受了这
个选题，并且说：“你如
果对此有兴趣，那么我给
你留着。”到2011年9月初
，译林社和我签订了出版
合同。和译林社上一次的
合作是翻译出版斯维特兰
娜·博伊姆的《怀旧的未
来》，那本著作讨论了莫
斯科、圣彼得堡，纳博科
夫、布罗茨基和卡巴科夫
，虽然是从英语翻译，但
是我的俄文翻译经验（拙
译：梅列日科夫斯基《托
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华夏出版社）颇有帮
助，而这一次，《未完的
对话》的作者之一是波兰
人学者，该书有涉及波兰
之处，我翻译波兰语（拙
译：贡布罗维奇长篇小说
《色》《横渡大西洋》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柯拉
柯夫斯基《关于来洛尼亚
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
，北京三联书店；博罗夫
斯基《石头世界》，广州
花城出版社）的经验也是
有帮助的。
本书得以翻译出版，
十分感谢刘东教授的推荐
、支持和鼓励，感谢贝阿
塔·波兰

回忆以赛亚·伯林
11月一个夜晚，我在牛津大学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以赛亚·伯林逝世的消息，我是将信将疑的。次日上午，波兰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条悲哀的消息。看到宣布“本世纪巨人之一”去世的大标题之时，不由得想到，我幸运得出奇，竟能够和以赛亚·伯林爵士通信多年，获得奖学金在牛津逗留期间，会见过他多次。我也思考了官方讣告的特点，这讣告几乎没有解释出关于这位逝者的最深刻的真实情况。虽然我充分认识到了以赛亚·伯林爵士成就的智慧范围，但是我更会怀念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慷慨和最热心的人士之一。请想象，“本世纪精神巨人”对一个素昧平生的波兰研究生（在一封六页长的书信末尾）写出下面的话：
我要说，我十分感谢您，因为您认真对待我的著作，给我写了这样的信。我很愿意和您谈这些事，我相信这对我很有用，对您或许也有一点用处吧。因此，我随本信寄一个附件，解释也许您可以前来牛津大学，逗留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地”（在消极意义上）和您随时谈谈，您也能够会见其他的哲学家，他们可能令您更感兴趣，对您更有益处。
我只需向当时访问波兰的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博士展示这封信，就可以按照牛津学院接待计划，得允到圣约翰学院逗留两个月。在万灵学院的第一次会见，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怎么能够预计到会有二十多个人呢？我对门房介绍我自己（声音都颤抖了），他打了一个很短的电话，告诉我等着。很快，一位老先生，身穿棕色的三件套正装，头戴一顶棕色的帽子，专程到门房来迎接我。我不停地看这张在书籍封面见过，因而熟悉的脸，突然觉得这完全不是真实的。他和我打招呼，好像认识我多年了，连续提出很多问题。我几乎来不及一一回答。我和他上楼，很大的黑颜色名字出现在我这位主人的门上，“以赛亚·伯林”，让我觉得更不真实了。
紧接着出现的事超出了我最高的期望。我曾寄给以赛亚爵士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到牛津以前两年在波兰发表的。这个选印篇，应该是一件永远不会派上用场的礼物。而我在主人手里看到的却是这篇文章的英语译文，这令我十分吃惊。我蓦地想到，以赛亚爵士，也像我一样，为了这第一次会见，是作了准备的。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么多年之后，我依然觉得难以写出下面的事。以赛亚爵士，真是一位领会心灵的大师，立即破解了我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说不出话来啊？”他问道。“关于我的自由概念，这是我阅读过的最具智慧的文章！”他说的话与其说是提及我一篇平庸文章的价值，不如说是他为表扬我而显出的慷慨。我在那一刻并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他说这话是认真的，但是我听到的这个“见解”，在那次会见和以后的会见中，帮助我找到自己的表达意愿。这是当代知识分子之中最伟大者之一，以其特有的细腻感觉，尽其可能地创造一种印象，好像他是在和一位平等的同事谈话——我写出这几个字的时候都觉得可笑。
我终于能够向伯林提出在我阅读他著作的时候令我苦恼的几百个问题。我第一次在牛津逗留期间的谈话主要涉及我提出的问题。遵从牛津的好习惯，我努力在每次会见之前准备好文章。我在圣约翰学院的同伴都很惊奇——伯林教授实在太严格了！但是，写文章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构思这些文章，是把这样的做法当作驾驭与我对话的教授难以置信的活跃思想的一种办法：要把他闪电般语速道出的独白导向我认为对我当时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至关重要的主题。过了两年，在我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有机会在万灵学院得到更多次的会见。在我第二次在牛津逗留期间，我不再用我的文章来麻烦以赛亚爵士，我只是聆听。我们以往谈话的线索还不断地重现。这是难以置信的：伯林还记得我两年以前提出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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