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细梳理杨振宁的学术成就和对现代物理发展的影响与贡献，并深入探寻其学术研究上深邃精简风格与独特科学品位的形成。这本传记不仅描述了杨振宁一生的行止，也为他在物理学上的历史地位做了一个总体评价，展示了20世纪现代物理学群星闪耀、蓬勃发展的鲜活剖面。

江才健，资深科学文化工作者，《中国时报》前科学主笔，曾前往世界多国采访科学家、科学实验室以及重要科学活动，深耕科学报道和论述工作二十多年。他也是《知识通讯评论》发行人兼总编辑，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在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台湾阳明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高校教授《科学在文化中的定位与挑战》课程。著有《科学梦醒》（获金鼎奖），《大师访谈录》以及《吴健雄——物理科学的第一夫人》。2011年荣获第三届“星云真善美新闻奖传播贡献奖”。

再版序 

以诗代序 

第一章  去来中国情 

第二章  早熟的童年 

第三章  昆明的岁月 

第四章  纽约、普林斯顿到芝加哥 

第五章  普林斯顿象牙塔 

第六章  石溪新天地 

第七章  分合李政道 

第八章  宇称不守恒的革命 

第九章  开创规范场论的大师 

第十章  统计物理集大成 

第十一章  有生应感国恩宏 

第十二章  每饭勿忘亲爱永 

第十三章  追求科学美感的独行者 

第十四章  君子之交淡如水 

第十五章  历史价值的信仰者 

第十六章  何须惆怅近黄昏 

后记 

再版后记  

东篱归根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索引

杨振宁——屹立于世界物理发展史的科学巨匠；

读杨振宁，体味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下天才的诞生与成长；

读杨振宁，追寻物理学与人类科学事业发展的激昂与宏伟； 

读杨振宁，感受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家国情怀与深切希冀； 

杨振宁签字认可的权威传记版本，新近增补特别章节，完整呈现传奇励志人生。

本书还收录由杨振宁亲自提供的近百张私家照片，其中涉及众多科学界名留青史的重要人物，在深度刻画这位兼具天才禀赋、谦抑修为的跨世纪人物的同时，展现了他背后整个科学时代的丰富画卷。

另外，本次增订版比之前的版本增加了特别篇章《再版后记：东篱归根》，不仅对初次出版后杨振宁18年来的生活轨迹进行了补充，还对杨振宁在物理科学历史上的地位给出了一个总体评价。

原以为自己不会再写一本传记的。想不到后来开始写《杨振宁传》，竟有如冥冥中的一个宿命。

1996 年，我写完了《吴健雄传》。《吴健雄传》是 1989 年我到纽约做一年访谈工作开始的，那是一个“初生牛犊不畏虎”的作为。纽约回来，又花了六年才完工。书写得如此慢，难免受到许多质疑，那时在报社工作，自然不免分心，但是看在许多“下笔千言，一日数稿”的同事眼里，多觉得我还是慢得令人狐疑。一位女同事甚至以玩笑口吻说，我写《吴健雄传》期间，她不但写完两本书，还生了两个孩子。她说的都是事实，我听了只能苦笑。

书写完了，心头落下一个重担。有人好心、善意地给予鼓励，年轻的学界友人，也有揄扬过甚之评。吴健雄那时八旬有四，身体日衰，1996 年她来台北，已是媻然龙钟了，9 月在纽约见她，未料竟是最后一别。据说她自己是喜欢那本传记的，但是我心中明白，那些真实的生命历程，是轻是重，都不是我真正写得清楚的。

因为自知没有历史家臧否人物的本事，也逃避承受生命必然鼎盛而衰的伤感，因此在后来的一个访问中我也说，虽然有人建议再写杨振宁或他人的传记，我都不愿再面对这种感情的负担。

1997 年海外华人物理学会在台北召开，一天在台湾“中研院”碰到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他劝我写杨振宁的传记。当然，杨先生在近代物理科学上已有的远超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师地位，是理由之一。沈君山还告以一位名闻海内外的大作家也想写杨传，不知是不是激将之计。

那年 11 月，杨振宁在无预警情况之下，突有一次轻微心脏病发作，幸运的是他完全没有受伤，后来就动了心导管手术。动手术之前，杨振宁太太杜致礼的妹夫邓天才来电，告知杨先生即将动手术的消息，也同时说起杨先生对自己传记的一些想法。

1998 年农历年后出外休假，自己一人反复思考，决定应该进行写作《杨振宁传》的计划。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杨先生，说明我的想法，由于怕再干扰报社的工作，还提出一些变通办法，看看是否可以不像写吴传那样，一定到美国做长期停留访谈。

在信上也提到，由《吴健雄传》的经验，我学到或许经由一些有争议的事件入手，更可以凸显传主的真实个性。我会如此写，正是因为许多年来和杨先生接触往还，他总是说起一些传记写得很好，因为真实地描绘了传主个性。不论杨先生是不是意在言外，我总是钦仰他的胸襟的。

事实上，先前使我踌躇不决是否写杨传记的一个原因，是杨振宁和与他共同得到诺贝尔奖的李政道的纷争。杨、李二人的争吵和决裂，是物理界许多人知道的事，但是对于内情如何，则传闻纷纭，莫衷一是。我在写《吴健雄传》期间，曾经和李政道有过访谈，在那以前和之后，亦因工作需要，访问过他。对于他们二人对彼此的态度，亦有认识。

1992 年李政道来台力促台湾参与美国的一个高能物理计划，此事我与他看法不同，在报上亦写了许多专论。这件事到 1993 年终于演变成科学界公开的争论事件，李政道后来还在以“中研院”署名的报纸广告中，公开表示对我的不满。此事曲折起伏，非此处可以说清，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和他的关系搞坏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要写《杨振宁传》，就碰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本传记中必须面对的杨、李争吵问题，我可能无法得到李政道的看法。那时候正好香港电视台在做杨振宁的电视专辑，他们自然也想访问李政道，但是李政道拒绝了。这一来，我知道任何人写杨振宁的传记，李政道都不会接受访问，我不是唯一例外之人，也使我觉得，写杨传还是可为之事。

事实上，后来我正式开始写《杨振宁传》以前，还是给李政道去了一信，希望他对于两人的关系，提出他的意见。信上我还特别提到，虽然 1993 年因对 SSC 高能物理计划看法不同，他曾经对我公开表示了意见，不过在到 1996 年才写完的《吴健雄传》中，他应该看得出我是秉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我也强调，写这本传记是严肃而有历史意义之事，必持一个可向历史交代的严正立场。当然，我并没有得到回信。

后来写杨振宁传记的计划，还是不能避免必须要到美国做长期的停留，原因不只杨先生自己的访谈，要访问的他的许多亲人、朋友和同侪也多住在美国，但是在美国待上一年，还要四处访谈，就必须解决经济上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要特别感谢某科学教育基金会，他们破例同意我提出的申请，给予我一笔经费，解决我在美国停留一年必然面临的额外开支问题。

但是报社工作的问题却令我感到不安。我自己深知，1989 年我去纽约一年的特遇，很引起一些非议，也给当时特许我成行的《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带来许多困扰。1998 年 8 月 3 日我在余先生办公室中向他谈起我的计划，这个谈话最后是一个极度个人感情流露的结果；一位人生历练圆达的长者，对于我个人生命中的情感际遇，给予了最温暖的关怀。我成为时报派驻洛杉矶的特派记者（当时时报在洛杉矶没有记者），利用暇时去完成写杨传的计划。余先生虽已在今年4 月去世，他的关怀却会一直留在这本完成的传记里。

那年 9 月 28 日开始的杨振宁传记计划，比起吴传辛苦许多。杨振宁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位在美国东岸纽约的长岛地区，我以每次去几个礼拜的方式，进行和杨先生的访谈，不时地还得到美国其他一些地方访问他的同侪、亲友。

一般人知道的，杨振宁在近代科学上，是开创一个世代局面的大师，这也使得他在物理学界，已被誉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他科学工作所显现的一种特殊数学风格的美感，也使物理学界公认，他是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为 20 世纪物理学树立风格的一代大师。

事实上，杨先生物理科学的品位，展现出的一种令人欣羡的优美风格，使他在物理世界里，已然成为一个臻于艺境的创造者。我称呼他是“追求科学美感的独行者”，因为就某种意义而言，他可以说是没有“同侪”的。

由于他的物理科学工作，都有很深邃的数学风格，因此不但一般人难窥其究竟，就是物理界中人，亦少有人深识其神。因此写他传记的科学章节，追溯阐明他的思维脉络，就是非常困难的挑战。相对来说，他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倒是容易了解的工作，正如杨先生自己说的，宇称不守恒没什么可说的，就是猜出来就是了。这也使我想起他的一个物理好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崔曼说的：“宇称不守恒完全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奖，但是却不能作为一篇博士论文。”

崔曼是早年和杨振宁合写过论文的杰出物理学家。我 1998 年 10月底在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所在的杰德温馆和崔曼谈话，是一次愉快的经验。我们除了谈杨先生的物理和人，也谈到我们共同认识、当时已去世的《纽约时报》杰出科学记者苏利文。我还记得那天告辞时，

看到崔曼办公室墙上，有几张著名的物理学家费曼送给他的费曼自己画的女性素描。后来在杰德温馆外走廊上，看到一面墙上，有许多曾经在普林斯顿待过的一流物理学家的照片，最上面第一排三人是奥本海默、费曼和杨振宁，下面有戴森、李政道、派斯等人。

那时我因心情不佳，只感到普林斯顿深秋的寒冷。后来整理崔曼的访问录音，才看出来他这个人观察力异常敏锐，智慧很高，个性细腻有趣，声音中也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感情。

2000 年 4 月，我和杨先生在香港机场会合，一起到中国内地去访问。那一天我在机场将稍早《科学》杂志上刊出的一篇谈崔曼写的一本量子力学的书的书评，交给杨先生，那个书评中透露，崔曼已经因癌症去世。

和杨振宁早年同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另一杰出物理学家派斯，后来因写了一本《爱因斯坦传》享誉物理学界，杨振宁十分推崇派斯的这本传记，认为是爱因斯坦传记中的一个经典之作。事实上，这本传记是爱因斯坦的科学传记，一般人难窥其奥，后来派斯又写了较通俗的爱因斯坦传，以及大科学家玻尔的传记和他自己的自传，成为著名的科学作家。

1999 年 5 月，我在纽约市曼哈顿洛克菲勒大学的办公室见到派斯，这个在杨振宁口中当年不好相处的犹太裔物理学家，那时已是一个戴着红框眼镜的和蔼小老头。他很坦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特别是他早年就认识的杨、李二人的关系。当然，在物理科学上他推崇杨振宁的伟大贡献，但是在对杨、李二人的争吵立场上，他采取了等距的态度。

我还记得那时曼哈顿的春天方至，气候宜人，派斯办公室窗外的东河，丰沛的河水十分湍急。派斯最后以一个写传记的老手，给了我这个后生许多忠告。我记得他说，有的时候写不下去，就起来出去走一走，回来就可以写了。我后来好多次碰到写不下去的困难，也好多次记起他出去走一走的忠告。

2000 年 8 月，海外华人物理学会在香港开会，我在杨振宁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听到杨先生告知派斯几天前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消息。我的脑中记起的是，派斯站在办公室里矮矮的身躯，戴着一副红框的眼镜，窗外是纽约东河汹涌的河水。

那一天，杨先生也有点伤感，除了派斯和崔曼，他还谈起另一位老友斯诺的猝逝，此外“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米尔斯，也在早一年去世。

当然，1998 年北京中关村外街一片鼎沸商机，窄巷旧楼小屋中杨振宁西南联大老友黄昆的恬淡自在，以及 2000 年巴黎地铁轰隆声中，杨振宁儿时玩伴、著名雕刻家熊秉明凝神哲思的悠然专注，也都是杨传访谈中的难忘记忆。

……

杨振宁是 1922 年农历八月十一日出生的，那一天是阳历的 10 月 1 日。另外杨振宁得到诺贝尔奖的论文，以及奠定他一代物理大师地位的那篇“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论文，令人难信的也都是 1956 年和1954 年的 10 月 1 日，在美国《物理评论》期刊刊出。还有什么更大的理由，不让我们正视这一个历史的巧合呢？

这本传记的完成，是因为得到许多人无私的奉献和帮助，这包括了我的亲人、好友，以及和写这本传记有关的许多不同国家的人士和机构、学校，我不在这里一一罗列你们的名字，因为我一定会有记忆不全的疏漏，在此谨致上我最诚挚的感谢。

另外，要感谢最后协助这本书完成的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工作团队，尤其是负责校定编辑的徐仕美小姐、林荣崧先生。

杨振宁曾经在谈论物理发展时说过“当尘埃落定之后”的这么一句话。是的，“尘埃落定，视眼清明”，像杨振宁这样天才的创造成就，成为人类心灵知性启蒙的明灯，人们惊叹他们超卓的心智能力，而在评断议论声中，这个创作者本身的反思，是最后他自己在自我历史评价中最真实的论断。

杨振宁记得很清楚，那是1978年的8月19日，一个星期六。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他由住的北京饭店走到附近天安门广场，那时虽然是夏天，但时间有点晚了，广场上没有什么人，天安门广场北边的紫禁城和四周巨大的建筑，都沉在夜色里，杨振宁在广场边上绕了一圈，心中很不痛快。  

杨振宁是1971年最早由美国到中国去访问的华裔科学家。当时中国还处于半封闭的状态，那一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密访中国之后，野心勃勃的尼克松总统正准备完成他的雄图大略，想要打开和中国这只沉睡狮子打交道的大门。杨振宁在尼克松第二年正式访问中国之前，率先公开访问中国。他顶着诺贝尔奖得主的桂冠，那时候在美国物理学界，他已经被公认是顶尖的几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他回到中国，不只在华人科学界，就是在美国的科学界，也都成了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

1971年以后，杨振宁差不多每一年都来中国访问。他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座上嘉宾，中国媒体称颂他对祖国的伟大贡献，科学界人士也普遍对他极为敬重。

在这样一种地位崇隆、备受礼遇的情况之下，杨振宁会有不痛快的感觉，岂不奇怪？
   杨振宁在1971年首度访问中国，看到离开26年之久的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1972年他又再到中国访问，一方面因为他的父亲，中国有名的数学家杨武之因糖尿病常年卧病在床，杨振宁负笈在美多年，无法随侍父母左右，为了父亲的健康，也为了心所向往的中国的发展，他自然是非常热心于回中国访问的。

1971年7月，杨振宁回到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在这次访问中，他先到上海家里探望卧病的父亲以及家人，然后又访问了中国许多的地方，行程当中的一站是他的出生之地安徽省合肥市。

杨振宁在合肥访问时，住在专门接待外宾的稻香楼宾馆，那是一个在湖边的建筑。晚上，杨振宁在所住的稻香楼宾馆的房间墙上，看到毛泽东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杨振宁看到这两句诗，想到他1945年离开昆明到美国留学，中国在这26年当中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当年非常破旧的合肥，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中等的工业城市。他想起几位多年老友，在国外念书学成后回中国建设祖国的努力；想到父亲几次在国外和他见面，说起祖国发展并要他回国报效的谆谆告诫，他心中的激动之情久久难以平息，对于自己对中国没有什么贡献，他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罪疚之感。

几天之后，杨振宁到北京访问。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的顶楼举行了一个欢迎杨振宁的盛大宴会。当时中国科学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像周培源、吴有训、竺可桢等杨振宁老师辈的人物，都等在大厅门口。杨振宁一走进大门，周培源就上前握着杨振宁的手说：“振宁啊，我们等了你好多年啦！”  

在那一天的晚宴上，杨振宁也做了公开的讲话。杨振宁面容上那种坚毅诚恳的神情，声音中有些许喑哑的嗓音，使得他总是情意真切、言词优雅的演说，更加有一种感动人的力量。杨振宁在那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他在合肥稻香楼宾馆房间墙上看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诗句时内心激动的感触。那正是一个典型的杨振宁式的充满感情的演讲。

影响杨振宁对中国印象更为真切的，恐怕是他和一些老友见面的经验。杨振宁在这些老友身上，看到了“为有牺牲多壮志”诗文的真实写照。

和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就相识的黄昆，是杨振宁年轻时代做学问和人生启蒙阶段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在昆明铁皮屋顶的教室里上课，在人声嘈杂的茶馆里论学议事。后来黄昆考上庚款留英，1945年到英国去留学。黄昆在英国书念得很好，还跟当时英国著名的量子力学大师玻恩（M.Born）合写过一本书。1951年黄昆学成立刻回到中国，后来成为中国半导体研究方面顶尖的代表人物之一。  

黄昆在英国的时候认识了一位英国女孩里斯（A.Rhys），也是念物理的，两人还合写过一篇论文，感情很好。1951年黄昆回到中国以后，里斯小姐在第二年也到中国和黄昆相聚结婚，后来就一直住在中国，也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作李爱扶。  

黄昆回到中国以后，中断了他原本做得非常杰出的科学研究，和几位中国的物理学家开始进行物理基础教育的工作，培养了几代年轻的物理学家，后来又倡议开始中国半导体的研究。  

邓稼先是杨振宁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家里人也都认识，两人在北京念崇德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1948年邓稼先比杨振宁晚三年也到美国留学。邓稼先是自费留美，经费上十分拮据，他几乎可以说是在枵腹向学的情况下，只花了11个月就念完博士学位，拿到学位之后9天就坐上了回中国的轮船。后来邓稼先成为中国造原子弹和氢弹计划中几个最重要的领导科学家之一。

杨振宁1971年回到中国，中国还在“文革”当中，邓稼先这样顶尖的核武专家，虽然受到保护，但是后来“四人帮”也开始迫害到他们头上。杨振宁回到中国后，接待单位问他要见什么人，他就提到了邓稼先，这也使得邓稼先可以说是逃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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