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夜台北，有一股说不出的荒凉，一股说不出的压力，像慢性腐蚀的药水，在小陶的内里聚集。他明白这药水的核心毒性，来自那位与他若即若离的初恋女友阿青。在他的生活中，也许只有在贫民区的一间名为“同温层”的简易房里，他才能获得那种久违的安宁，那里有和他一起办杂志、谈理想的同人胡浩。然而，事情从一个名叫罗云星的海归登场开始发生变化：女友和朋友暗通款曲、原本的“同温层”瞬间被金钱与利益冲决……更耐人寻味的是，一切似乎并非只是少年感伤的戏码。隐藏在表象之下的，还有更大的背叛与阴谋……

刘大任（1939年－ ），台大哲学系毕业，是六十年代初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一九六六年赴美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研究所，一九六九年获得硕士学位并通过博士班资格试。一九七一年因投入保钓运动，放弃博士学位，并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一九七二年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一九九九年退休，现专事写作。

总序
序曲
夜莺
同温层
小白船
银色圣诞
子夜弥撒
串串红
蓝色的灯罩
红叶温泉
梦的制造厂
血蚶与生蚝
春暖鞋街
压箱底的旗
闪着金光的远方
尾声
后记

海上风雷
王德威
青春与革命是现代中国
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二
十世纪初梁启超首开其端，
以《少年中国说》(1900)召
唤青春希望与动力，一时如
应斯响。一九一五年九月，
陈独秀等创办《青年》杂志
，在发刊词中以初春、朝日
比喻青年的朝气蓬勃，期勉
中国新生代奋力创造未来。
次年李大钊继之以《青春》
《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
宣称“盖青年者，国家之魂”
。
这一青春想象的政治载
体是革命。“五四”狂飙卷起
，革命救亡还是启蒙淑世，
成为一代青年对话或交锋所
在，也成为启动文学现代性
的契机之一。从叶绍钧的《
倪焕之》(1927)，到巴金的
《激流三部曲》(1933)、路
翎的《财主的儿女们》
(1947)、杨沫的《青春之歌
》(1958)，每一世代作家都
曾铭刻青年革命者与时代搏
斗的轨迹，或彷徨，或呐喊
，或牺牲。这些作品所汇集
的想象资源至今影响不辍。
与此同时，大陆以外的
华语社会也风起云涌。一九
二四年，台湾青年杨逵
(1906—1985)为了反抗童养
媳婚姻、追求思想出路，东
渡日本，因此接触进步活动
。杨逵一九二七年回台后积
极参与农民运动和新文化运
动，一九三五年更以短篇小
说《送报夫》赢得日本《文
学评论》二等奖。小说以日
本殖民资本主义势力对台湾
土地的搜刮开始，描述一个
留日台湾学生如何在异乡经
历了经济、民族地位的不平
等待遇，从而决心加入社会
行动。这篇以日文创作的小
说后由胡风译成中文，成为
最早被介绍至大陆文坛的台
湾作品之一。
一九三六年，江苏常熟
青年教师金枝芒(陈树英，
1912—1988)与妻子来到英
属马来亚。金枝芒读中学期
间即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三
五年“一二·九运动”后涉入
更深。当时许多前卫青年前
往延安，金枝芒却选择下南
洋。往后十年他厕身新马华
人文教运动，同时参与地下
抗日组织。“二战”后英国殖
民者再度得势，金枝芒和他
的同志转而抗英。一九四八
年底，他加入马共丛林抗战
队伍，辗转十余年，留下了
相当数量的文字记录，最著
名者为小说《饥饿》(1961)
。
类似的故事所在多有。
一九三二年，十七岁的黑婴
(张炳文，1915—1992)从印
度尼西亚棉兰来到上海就读
暨南大学，结识新感觉派文
人穆时英、施蛰存等，成为
其中最年轻的一员。抗战爆
发，黑婴返回印尼参加抗日
活动，因此身陷囹固。战后
他担任《生活报》总编辑，
出版短篇小说集《时代的感
动》(1949)和中篇小说集《
红白旗下》(1949)。一九五
一年，黑婴再次返回中国。
一九四○年，二十岁的新加
坡华裔青年王啸平(1919—
2003)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战
争，加入新四军。新中国成
立后，王啸平进入戏剧界，
晚年以《南洋悲歌》(1986)
等作回顾半生行止。王啸平
的一个女儿也从事文学创作
，她就是著名作家王安忆。
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作
家？他们背景各异，但都是
少小离家，四出冒险。他们
都怀有一股无以名状的激情
，企图改变自己或社会现状
，也不约而同地在左翼理想
中找到寄托。此处的“左翼”
需要作广义理解，至少包括
以下的特征：对抗传统体制
、自居异端的勇气；“被侮
辱与被损害者”的人道主义
关怀；对社会、经济、政治
不义现象的批判；对殖民及
资本主义的反抗；对民族主
义的追求；还有对跨越国际
无产阶级联合阵线的号召。
这些议题之间未必相互契合
，但总能成为这些青年诉诸
文学形式、不断辩证反省的
焦点。
……
一九九五年，台湾剧场
工作者及报导文学家钟乔
(1956)的小说《戏中壁》，
演绎“台湾新剧之父”简国贤
(1917—1954)制作演出话剧
《壁》的始末。一九四六年
初，简国贤自日本学成返台
，与民间讲古先生宋非我组
织“圣峰演剧研究会”搬演《
壁》一剧。这出戏讽刺国民
党接收台湾后的社会乱象，
赢得观众共鸣。“二·二八事
件”后，简国贤加入共产党
地下组织，四年后被捕处死
。二○一三年，简国贤的姓
名被镌刻并镶嵌于北京西山
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钟乔追随陈映真与蓝博
洲(1960一)的“革命考古学”
，以文学及剧场形式挖掘、
回顾简国贤的创作及死难。
他理解述说受难者的血泪不
难，述说血泪的“难以述说”
性才难。已经发生的无从弥
补，我们唯有借着不同的形
式，不断尝试重组记忆，才
能够铭刻历史的创伤于万一
。《戏中壁》出入过去与现
在，幻魅与真实，充满前卫
色彩，却也是不折不扣的伤
逝文学。
二○二○年，台湾作家
朱嘉汉(1983一)以《里面的
里面》引起文坛瞩目。这部
小说聚焦台湾共产党创始者
之一潘钦信(1906—1951)的
故事。潘钦信一九二四年就
读上海大学时即加入革命活
动，后奉命组织台湾共产党
；“二·二八事件”后他潜赴
大陆，一九五一年病逝上海
。相较于同为台共创党者谢
雪红(1901—1970)，潘钦信
的过往早已湮没。朱嘉汉抽
丝剥茧，将潘极戏剧性的政
治生涯公之于世，也同时揭
露一桩家族秘密：潘钦信正
是作者的舅公。
《里面的里面》以真实
的历史为舞台，拟想潘钦信
消失前的

故事发生在六十年代某一个时期的台北，一群啃食著存在主义哲学，论战社会主义思想的愤怒青年，在那个鼎沸滚烫的年代里，他们离生活很远，离思潮很近。他们急於从苦闷而封闭的环境中破茧而出，他们赤裸裸地批判、勇敢地呐喊！企图寻找属於他们心中的图腾。然而，当热情烧尽、理想枯竭，现实社会的巨轮，辗碎了一场又一场血气方刚的梦……

这篇小说的胎动，说来
堪惊，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
了。尽管如此，胎动期间的
一些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现在说出来，读者可以当作
参考材料，就像当代影碟制
造中附赠的拍片花絮。不过
，对我自己，却更像是悼亡
。
一九七七年，赤道南面
的冬天，一个周末的夜晚，
李我焱和张北海两家人在我
家欢聚。一共十一口人，六
大五小。我焱和我们家，四
个孩子都是五到八岁，北海
的独子，取名南山，也十岁
不到，饭后照例闹得天翻地
覆，不到一个小时，都累昏
了，全搬到床上，拉下蚊帐
，睡了。
孩子们忽然成了“静物”
，放空了的大人，才有可能
心潮澎湃，尤其是，微醺状
态尚未完全醒来时。
那晚上，我们生了炉火
，女人都聚在卧房说体己话
，三个男人，端着酒，看着
火，忽然不着边际起来，于
是有了“盍各言尔志”的片刻
。
“我要写一部长篇！”
这个意念，完全不知道
是如何钻进我脑袋里面的，
只记得，自从说出了口，便
好像刺青一样，永远洗刷不
去。
生活在非洲南纬四度的
热带稀树草原环境里，如何
想象一九六○年代的台北，
成了当时最大的难题。我甚
至连邮筒的样式，都无法准
确回忆。这种尴尬，反映在
小说“序曲”里面的一个场景
。第一稿写的孙中山铜像，
原是坐着的。一九八三年，
我终于解除了“黑名单”身份
，回到分别十七年的台北，
头一件事就是往西门町逛，
发现国父原来是站在中山堂
前的。
我的初稿，不能全靠记
忆，还需要情绪。解决的办
法也相当原始。行囊里面发
现了一个宝贝，一张三十三
转的台语歌曲唱片。挑出自
己最喜欢的《港都夜雨》，
我就录这一首，重复录了两
面，加起来一共九十分钟。
歌手的名字叫胡美红。
如果你读此书时感觉到
一些风尘漂泊与疏离无奈的
气氛，那多数是因为写作时
始终有这首歌陪伴下笔。总
之，乡愁引来的立志书写，
书写中，乡愁自必浸染弥漫
。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
我焱已经作古，他唯一的儿
子，跟我家老大同班上学，
由于婴儿期正值“保钓”高潮
，家里“人烟”稠密，得了气
喘症，小学刚刚毕业就不幸
天折，妻子则患上了老年痴
呆症，谁都不认识了。北海
夫妇虽同居纽约，一年也难
得碰一次头，最近见面是在
我家老大的婚礼上。那天，
我看见他听老二演说兄弟童
年往事，眼睛湿润了。一九
七二年，北海跟我一道开车
横贯美洲大陆，妻小都躺在
租来的旅行车后舱，一路游
山玩水两个礼拜，前往联合
国报到。当时的老二，才半
岁上下，胖嘟嘟的，成了北
海的最爱。
那么，在老朋友面前立
誓完成的这部作品，现在重
新出版，对我而言，是否只
有怀旧悼亡的意义？
坦白说，书虽然写了二
十本，但这本是我唯一可以
称之为“畅销书”的作品。“
畅销书”这个用语，在我们
的文化环境里，其实是个贬
义词，多少有点哗众取宠的
味道。然而，细审《浮游群
落》的内容，好像又不尽然
。它的发表和出版，经历过
一些曲曲折折。最初只能在
香港地区的左派杂志《七十
年代》上连载，接着又在《
新土》上刊登。《新土》杂
志是海外华人刊物，出版在
纽约，发行范围在美国，因
此不受当局管辖。第一次进
入台湾地区，还需要党外人
士护航，康宁祥先生办的《
亚洲人》是冒着查禁危险发
表这些文章的。成为书的形
式，也有类似过程，香港出
过一次，台湾先后出过三次
。第一次冒险在台湾正式出
版的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兄
，曾被叫到警备总部去问话
。
那么，是因为“离经叛道
”才“畅销”的吗？
其实未必。
几十年来，台湾始终存
在着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次
文化”，本应是人类学的丰
富园地，却好像很少看见我
们的学者专家讨论研究。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叛”，
七十年代的“出走”，八十年
代的“创业”，九十年代以来
的“从政”，不论是威权体制
下的“潜流”，还是目前已成
气候的“显学”，这种“次文
化”表现了台湾一代又一代
的生命力。这种“潜流”或“
显学”，绝不是普通的社会
现象，而是推动台湾历史摸
索前进的基本力量，说它是
台湾的命脉，也不为过。
为什么台湾年轻人的“次
文化”不同于其他社会的同
类现象，而能展现推动历史
前进的巨大力量呢？我有一
个不同于流俗的特别解读。
台湾知识界，一向耽溺
历史悲情和族群矛盾，仿佛
这些特殊遗产，只能带来问
题和烦恼。为什么不能逆势
操刀，调转头来，从另一个
方向观察？
不正是由于特殊的历史
反复和激荡，人的脑袋才变
得更加复杂、更加细腻吗？
不正是由于族群之间不同的
风俗习惯、思维方法以及态
度经验和行为，才有今天的
大熔炉效应吗？
《浮游群落》写的是年
轻人，当初创作时，心里的
读者对象也是年轻人。然而
，今天又校读一遍，感觉自
己无意中抓住了一幅特殊时
代特别地方的浮世绘式的风
情画。日译本书、专研台湾
文学的冈崎郁子女士曾对我
说：这本小说帮助她认识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地
区，而

《浮游群落》（1982）
中，刘大任回顾上世纪六十
年代就读台大时所经历的“
情感教育”。在白色恐怖的
氛围里，在美式文化的洗礼
中，一群血气方刚的大学生
面对现实藩篱，摸索乌托邦
的可能，却上下求索而不可
得。他们呐喊，他们彷徨。
一切悬而不决，一股虚无的
感觉悠然升起。这本小说不
啻是刘大任为一代台湾留美
学生写下的前传。四十年来
家国，当年的激情与壮志烟
消云散，老去的作家有了此
身虽在堪惊的惆怅。
——王德威
我对这些足以撬动固有
概念的文本很感兴趣，所以
这次特别想深入到概念的层
面，来听清楚刘大任的小说
奏鸣曲里那些“执拗的低音”
。
——黄子平
浓郁处有一种乡愁的醇
味，清淡时独见浅浅的懊悔
。
——杨牧

夜台北有一股说不出的荒凉，一股说不出的压力，弥漫在灯火氤氲凄迷处。在无边的黑暗逐步鲸吞的这个了结着忙乱的世界里，有一些生就夜行动物敏感触须的生灵，正逐渐苏醒。在万华，香火缭绕的龙山寺前后；在圆环，经营着灯红酒绿的屋宇内外；在蜡黄肚皮的市营公共汽车蹒跚前行的狭窄拥挤的延平北路；在大桥头，在美国顾问出没的中山北路，在游人星散的新公园树影里，在沉重灰暗的火车皮一节节拉过平交道的中华商场左右；在西门町，霓虹灯的总效果代替了晚霞，椰树高楼剪贴在人造光明的燃烧图里，笼罩在一圈浸染夜空的桃红光晕之中，像皇冠一样，展示着某种说不出的魅力，某种说不出的文明。
尘嚣在闷热的空气里浮沉。一种宣告，一种召唤，在灯火氤氲凄迷处升起。
然而，闹哄哄的夜台北，不知从哪里，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涌来一股说不出的荒凉，一股说不出的压力。坠入其中的一些夜行动物，像包裹着一层无形无色的薄膜，像一只望得见外面却看不见透明薄膜的苍蝇，开始郁闷，开始不安，开始盲目地冲闯，开始无意义地挣扎，而终于无可奈何……
夜台北有一股说不出的荒凉，一股说不出的压力，像慢性腐蚀的药水，在小陶的内里聚集。
十点不到，小陶背着一台沉重的十六毫米电影摄影机，拖着两条在夜市里漫无目的地逛了一个多钟头的腿，一级级跨着楼梯，走进“夜莺”。
掀开化学塑料的珠帘，长袋形的“夜莺音乐咖啡厅”里烟雾弥漫。一屋子黑头发波浪翻滚，一律追随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的旋律摇摆，打击乐器敲响时，有人压低嗓门唱和，有人捏紧拳头挥舞，窗玻璃也跟着共鸣。
小陶窥定里间后排一个空位，侧着身子，扛着摄影机，在一排排廉价绿胶皮沙发之间的走道空隙中往后座移去。他注意到有人向他点头招呼，一副“你又来了”的眼色。他没有停留，直到他发现，胡浩同阿青，也落座在他就要过去占有的那排座位里。阿青低着头，桌上一大杯龙井，茶色已淡到冲过两三次水的程度。桌面上摊着一排分镜头卡片，阿青正用一支黄铅笔拨弄它们。她没有抬头，也许因为屋子里闷热，一束青丝扎成一把马尾，微微翘在那里。在灰暗的光照里，小陶看不见她的脸，但感觉到她白皙而貌似温存的面孔上张布着执拗决绝的线条。小陶不自觉地停住了，他没有犹豫多久，胡浩恰好转过身来发现了他，一把将他拉下来坐在阿青旁边。
“夜莺”是近年来台北新开办的一间古典音乐咖啡厅。老板吕聪明，是楼下吕氏外科医院的继承人。虽然是医科高才生，但因为迷上了古典音乐，特地从日本进口了一套最新式的立体声设备，利用父亲二楼的产业，开了这问咖啡厅。名义上是开张营业的啡啡厅，实质上不过是以古典音乐的立体声设备为号召，吸引同好，倒像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的俱乐部。吕聪明的知音朋友，都是这个俱乐部的常客，就算是不相识的客人，成了常客以后，也都变成了知音。“夜莺”的场面并不大，胶皮的单人和双人沙发，一共摆不下二十张。音响效果，除了那套设备和那三百张原版唱片是台北市绝无仅有的之外，倒并不怎么讲究，不要说隔音板和地毡，连墙纸都没贴一张。尽管这样，每天不到傍晚，还是有一批头发留得老长老长、眼泡因为睡眠过多而肿胀着的年轻知识分子，老大不愿地爬上楼来，在负责收账兼换唱片的柜台小姐处要一张点唱单，填上他钟爱的乐曲，慢吞吞地找一个角落坐下，等他的贝多芬或肖邦一同来谋杀这一晚的生命。
左手抱着右臂，右手抱着左臂，小陶使劲抱着自己。他用力伸展他的右手，指尖摸到了连着臂骨的肩胛骨，他把坐在抄发里面的身子死力往左转，中指指尖扒着肩胛骨的边缘往前伸，他几乎摸到了突出的脊椎。退伍还不到半年，他发觉自己的脊椎骨又突出来了。当兵的那一阵子，每天除了早餐一个大馒头外，小陶至少干掉六碗饭，入伍训练三个半月，他的脊椎骨便像懒虫一般缩进背脊弯里去了。现在，脊椎骨像冬眠醒来的蛇，爬在背上。当兵的时候，他一天给阿青写一封信，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他的四肢与大脑分别在两个世界里生活，四肢在烈日下烤炙、发汗，一天天变得黝黑、精壮，大脑却在军纪和口令声中发蒙昏睡，每天唯有想到阿青，才能保持清醒。清醒使他痛苦，他享受他的痛苦，他躲藏在他的痛苦之中，像藏身在一副墨镜后面，享受一丝别人窥不见他的某种快意。
他在他的快意中给阿青写信，不论是课堂里的步兵操典还是凤凰树下的三点瞄准，他只是抱着他的活页夹给阿青写信，给每天的信编页、编号，贴上“限时专送”的红签条，送进草绿色的大邮筒里去。到这里，一天便到了终点。其余的时间，他恢复纯四肢生存的状态，傍晚点名，熄灯号响，他的脸色麻木，动作迟钝，从脑髓到脚跟，一律听任口里有哨子的人摆布……
不知谁点了一首斯特拉文斯基，“夜莺”从十九世纪的幽怨华丽一步跨入二十世纪的荒诞离奇。阿青拟好了她的广告片，把设计卡一股脑儿收进皮包，端起桌上的茶一饮而尽。杯子放下，阿青向旁边靠在背椅里浑身上下没一寸舒服熨贴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