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华文老师周清海教授撰写的一本回忆录，记录了他在担任李光耀四十多年华文老师过程中两人相处的点滴细节，以及讲述了李光耀自新马分家后，如何投注心力，制定和实施双语政策，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多数人都通晓英文，同时又懂得自己母语的双语国家。从两人亦师亦友的文字叙述中，不但能让读者看到李光耀的治国、为人处世之道，而且能够让读者对于新马历史及新加坡为什么实行双语教育的原因（从文化、历史和社会发展等）进行全面了解。

一 向李光耀总理致敬
二 李资政的华文教师
三 女儿病重
四 郑章远事件
五 李光耀的待客之道
六 关于李资政《回忆录1965—2000》的一些事
七 关心新加坡的华文和华文教学
八 李光耀动怒了
九 李资政谈语言标准和语言选择问题
十 李资政谈教育和语言规范
十一 李资政与南洋大学
十二 李资政夫人病了
十三 我印象中的李光耀夫人
十四 李资政和总理
十五 李资政退出内阁
十六 关于《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的一些细节
十七 双语教育与双语并用教学法
附录
附录一 李资政在第一届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上的开幕词
附录二 李资政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全球华语词典》发布礼上的讲话
附录三 李光耀内阁资政致周清海教授贺词
附录四 周清海著《人生记忆——一个华文教学者的回忆》序言
附录五 李宇明“大华语”的一面旗帜——序周清海先生《语言选择与语文教育》
附录六 从“大华语”的角度谈语言融合、语文政治化与语文教学
附录七 访淡录——谈李资政的华文学习
附录八 母语认同转移，就是双语教育的失败
附录九 设立中文学院正是时候
附录十 《海峡时报》专访
附录十一 用华文，爱华文：他的人生目标
附录十二 周清海教授谈双语教育
后记

(一)
2011年，我的回忆录
《人生记忆——一个华文
教学者的回忆》出版了。
书里，除了记录我平凡的
一生之外，也包括了“李
光耀资政二三事”一章，
回忆了一些我和李光耀资
政相处的事情。许多朋友
看了，对我说这是非常有
价值的一章，建议我写得
详细一些，而且应该单独
出版。
我和李光耀资政相处
了近四十年。这期间，我
们之间来往的传真和电邮
，不计其数。这里头有相
互问候的；有他把演讲稿
传真或电邮给我，要我提
意见的；有他对媒体的谈
话，要知道我读后感想的
；有他的《回忆录 1965
—2000》以及其他著作的
初稿，要我阅读并提出修
改意见的；也有我给他有
关华文和华文教学的意见
书等。这些资料在我退休
之后，几乎被我全部从南
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中文系的办公室带了回来
，存放在箱子里。
我完全没有想到要怎
样利用这些资料，只觉得
这里头有我们像朋友一样
相处的记录，因此无比珍
惜。直到2013年年初，
一位出版界的朋友对我说
：你应该写一本和李光耀
资政相处以及他怎样学习
华文的书。他说：“只有
你最适合写这样的书了。
”这才勾起我的写作兴趣
。
于是，我开始整理电
邮和存档的资料，也开始
了自己重温过去的旅程。
阅读资料，回忆过去，设
法找回当时的真相。一幕
一幕的回忆，一封一封的
电邮，都流露了我们之间
真诚的相处。
李光耀资政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是
备受世界政治领袖尊敬的
政治家。他塑造了多元民
族和谐相处、花园城市的
新加坡；他建立了任人唯
贤、清廉高效的制度；他
在短短的四十几年内，使
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跃升成
为第一世界的国家。他的
地位，远远在我之上，但
我和他相处时，却没有任
何心理压力。他让我在轻
松而且毫无压力的状态下
，和他说话，和他讨论问
题，和他一起学习华文。
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可能不
同，尤其是对华文和华文
教学的问题，但彼此尊重
。我对他，也完全无所求
。这就是君子之问的相处
。
李资政一有机会，就
会向我表达他对我的感谢
。2010年11月28日，在
李资政的答谢晚宴上，我
和内人受邀与他合照，他
在送我的照片上签了字，
注明日期，并写上“感谢
你无数小时的华语课”。
2011年9月，他的新著
《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
理》出版，他的签名本上
说：“对你无数小时教我
华文表示深深的感激。”
同年11月，他的“我一
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
之路))出版，他再一次写
道：“对你从1975年开始
教我华文表示感激。”
我的文笔拙劣，不能
完全表现我和资政之间的
温馨相处，只能是真实的
、朴素的记录。我还是本
着《人生记忆——一个华
文教学者的回忆》里所说
的精神，写下关于资政的
点点滴滴。在《人生记忆
——一个华文教学者的回
忆》里，我说：
我将以平常心，真实
地记下我所看到的李光耀
资政。这三十几年来的相
处，让我从作为人的感觉
上了解资政。我看着他从
总理到资政，看着他从年
轻到年老，看着他处理紧
要的事情，理智上的抉择
和感情上的不舍，看着他
对年轻人越来越仁慈。
这三十多年来，他是
有变化的，但也有始终不
变的。那始终不变的是他
的真诚，是他对新加坡深
深的爱。
(二)
三十多年前，就有朋
友建议我每次见了李资政
(当时是总理)之后，都写
下日记，以备遗忘。但是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当时也没有想日后要写些
什么书，只是一心一意地
想帮他学好华文，也就没
有这样做。
我专心诚意地帮助资
政，从来就没有想利用他
和我的关系，以自我宣传
、自我夸耀，获取私利。
这就是我尽量避免公开提
及我帮助资政学习华文的
原因。资政的新闻秘书几
次对我说，这三十几年来
，你从不提自己是资政的
华文教师，为什么只教了
几年的年轻人却处处以此
自我标榜？
三四年前，刚退休不
久的教育部提学司
(director-general of
Education)黄庆新先生在
总统府开完会之后，特别
把我叫到走廊上，告诉我
说，政府的高层人士对他
说：“周教授是个可尊敬
的君子。”资政为我的回
忆录《人生记忆——一个
华文教学者的回忆》写的
序言也说：“若以古典文
学的文字来形容他，他堪
称一位君子。”这些赞语
，希望对年轻的新加坡人
能有些启示。
现在这本书，我就根
据手上的资料和自己的记
忆来写了。手上的资料有
些是英文的，我自己将它
翻译成中文。我尽量做到
译得接近原文的意思。我
的写作，也尽力做到真实
。
我和资政的许多来往
信件，以前是通过传真的
，后来有了电邮，也就快
速和方便多了。这些现存
的传真信件或者电邮，我
都尽可能注上日期，其他
没注上日期的，大部分是
我们之间的谈话，我凭记
忆写下来的。
和资政一起学习华文
将近四十年，有太多值得
记录和回忆的事。这些事
情，反映的是资政少为人
知、另外的一面。我怀着
温馨的回忆，尽我的可能
，将这些相处的片段呈现
给读者，希望让更多的新
加坡国人，以

原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华文老师周清海，深情讲述两人之间亦师亦友长达四十多年的情谊。
回顾了李光耀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背后的故事。
让读者看到李光耀的治国、为人处世之道。
让读者对于新马历史及新加坡为什么实行双语教育的原因进行全面了解。

后记
我一辈子从事华文与
华文教学的研究，虽然退
休了，但仍然放不下华文
和华文教学。和资政相处
的40年里，除了一起学习
华文之外，我们谈得最多
的话题，就是新加坡的华
文和华文教学问题。
资政无时无刻不关心
新加坡的问题。华文是新
加坡可贵的资产，他当然
也关心。怎样在非常不利
的社会环境下，保留华文
，让它在我们需要的时候
，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
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
之前考虑新加坡华文教学
的前提。许多措施，都是
在这个前提下出台的：规
定华文必须及格，才能进
入本地的大学；减轻学习
华文的负担；降低阅读报
章的困难；积极向普通话
靠拢；推行讲华语运动；
等等，都是为了保留和普
及华语文。
但在政策的制定和推
行之间，难免出现一些偏
差。比如广泛地用汉语拼
音拼写新加坡人的名字，
负责这项工作的文化部与
教育部次长，对媒体交代
得不清楚，引起了华社的
误解，以为政府要放弃汉
字。当天，我们上课时，
我就反映了华社这个担忧
。资政当时非常生气，就
马上打电话给这位次长。
资政在采取任何措施
之前，都征求各方面的意
见。我在华文教学方面，
也提了许多建议。我的任
何建议，都是经过周详的
考虑，在热爱华文之外，
也充分将国家当前和未来
的需要放在心上，从来不
标新立异。我想，就因为
我的慎重，资政在2008
年教育部准备成立“华文
教研中心”时，才会对时
任教育部的高级政务部长
说：“中心主任的人选问
题，应该征求周清海的意
见。”
资政关心华文，但他
没有研究华文和华文教学
问题，因此在接受建议时
，难免出现偏差。他接受
我对《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一书的
一些修改意见，就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
我特别写了“双语教育
与双语并用教学法”一章
，收在这本书里，一方面
是想为新加坡的华文教学
法留下一些史实，同时也
想让时间去证明谁的看法
是正确的。
在华文与华文教学方
面，我成立了南洋理工大
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孔
子学院；也发起编纂了《
全球华语词典》。在词典
出版之后，中国相关的单
位接受了李资政的建议，
跟着继续编纂“全球华语
大词典》，华中师范大学
也发起了“全球华语语法
研究”。这些工作，不只
有益于新加坡华文的推广
，有益于华语区之间的交
流，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
领域，也影响了中国朋友
对语言规范的看法。目前
，据我所知，《全球华语
词典》发布之后，短短的
两年内，以这部词典为研
究对象而写成的硕士论文
，就有两篇，一篇是北京
语言大学的《马来西亚华
语与普通话词语对比研究
——基于(全球华语词典)
的考察》，另一篇是北京
大学的“马来西亚华语词
语使用情况考察——兼析
《全球华语词典)的微观
结构》。
许嘉璐先生说：“《全
球华语词典》的编纂和出
版，就是为了消除因变异
而形成的障碍。有了这样
一本词典在手，首先是中
国大陆，中国港、澳、台
地区，新、马等地的华语
在词语方面的差异就不成
其为障碍了……在华人交
流畅通的基础上，一方面
很有可能加快有些语词由
异趋一的进度(有些则由
一趋异)，另一方面对各
国学习华语者也是不小的
帮助。起码，受它的启发
，今后编写中华大词典一
类的工具书时，会把中国
港、澳、台地区，新、马
等地的用语和语义都收进
去并标以流行地区。这实
际上是这部词典在为华语
的进步、扩散、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
邢福义教授对《湖北
日报》的记者说：“从
2009年开始，新加坡……
周清海教授多次发来邮件
，希望将全球华语语法的
研究提上日程。这一倡议
反映了世界华人的寄托和
期待。于是经过两年多的
准备，组织起一支内外结
合、协同攻关的国际性研
究团队。……对全球华语
语法进行全面考察，无论
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首
次。这意味着汉语语法研
究迈上了一个新起点，将
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对中
华文化的弘扬起到有力的
推动作用。……”
在词典和语法研究的
基础上，中国的朋友更提
出了“大华语”的概念。这
个“大华语”，将直接影响
华语全球的推广和研究工
作。推广“华语”是所有华
语区的责任。
我也发现中国在汉语
新词汇研究方面，有不足
的地方。王力先生认为中
国的现代词汇是通过日本
进入中国的，比如“议会”
，就是从日本传人的，因
为早期很多知识分子是留
日的。他把这些词称为“
来自西洋，路过日本”的
词。其实，现代汉语的新
词有很多是传教士翻译的
。传教士要把西方的地理
知识、科学知识、政治知
识、历史知识介绍到中国
来，以期改变中国人以中
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不
得不创造汉语新词。传教
士的汉语翻译著作，有许
多是在新加坡、马六甲印
刷的，然后通过中国澳门
进入内地。有一部分进入
日本。我们对过去的了解
不够，而误把很多新词的
创造权归给了日本。我们
对近现代汉语的研究，更
应该有世界眼光。我们承
认传教士对汉语新词的贡
献，也是我们的大和谐。
圆明园的废址应该

讲华语运动是为了给华社一些安慰，才发起的？
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华族最普及的语言是闽南话和粤语。闽南话和粤语广泛运用，留了下来，对新加坡是不利的。更何况新加坡的闽南话和粤语，是没有书面语支持的语言，和香港的粤语不同。讲华语运动就是有意创造、普及讲华浯的大社会环境，以华语替代方言，并进一步支持学校里的华文教学。如果没有讲华语运动，新加坡社会上的华语不可能这样普及。普及的华语，是我们珍贵的社会资产。香港的华语，如果要像我们那么普及，需要多年的努力才可能达到。我们所不足的是，华语的文化成分，显然太低了。如果和香港粤语所带有的文化成分相比，我们需要相当时间的努力，才能办到。
李先生说：“那个报告书(指1979年的《吴庆瑞报告书》)指出，广泛应用方言是有效学习华语的障碍。讲华语运动就是这个发现的其中一个结果。”
讲华语运动发起于1979年，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南洋大学和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新加坡大学在1980年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因此，有人说，讲华语运动是为了给华社一些安慰，才发起的。这样的评论，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
李先生说：“新加坡有25％人口是非华人，政府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让方言普遍使用的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新加坡不同籍贯的华人之间的共同语。大家讲一种语言当然比讲两种语言方便，但是当时我们考量的重点不是方便不方便，而是怎样才能生存？怎样才能保存传统，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如果我们让方言普遍使用的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新加坡不同籍贯的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言。”这才是发起讲华语运动的真正原因。另外，他进一步说：“我们的关注点是这20％社会最底层的人，要让英语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是永远做不到的事。既然他们只有掌握一种语文的能力，那么，与其让福建话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为什么不推广华语，使华语成为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呢？”
其实，1979—1980年是新加坡教育大调整的年代。在双语教育的调整和大学教育的重组之外，语言的社会运动也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是一个为了新加坡前途而进行的大调整。
李资政在晚年(89岁)，再一次谈及华语和方言的问题，他说：
有时候，当我对某些事情有强烈的意见时，我会将意见告诉总理。例如当政府在考虑重新将方言节目在免费频道播放，有建议说：“华语已经在人民中间非常普及了，我们可以回到方言，让老年人可以观赏方言连续剧。”我反对。我指出，当我是总理时，禁止方言节目，鼓励人民说华语，是付出沉重的代价的。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我和华族整代人对抗：他们喜爱的方言节目被删掉了。李大傻是很有名的说书人，他在丽的呼声电台的节目就停止了。我为什么要让广东话和福建话去影响下一代？如果你恢复方言节目，你将会发现一部分年老的一代开始和他们的孩子或者孙子说方言。方言一定会逐渐恢复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种大家都懂得的语言。将英国留给我们的四种源流的学校综合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事……使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教学语言，母语作为第二语言，我必须在不同的战线上作战……最后，市场价值解决了这个难题。英语跟世界接轨，吸引国际机构；母语使我们跟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联系。这是关键性的。如果人民做不同的选择，新加坡就是死气沉沉。
……情感和实际的原因，我们需要华文第二语文。我们不需要方言。将我们用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政治代价才达到的——将方言从媒体中除去——取消，将是愚蠢的。
新加坡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改变了人民的社会用语习惯，从华人之间在公共场合讲闽南话，粤语，不同种族之间讲通俗的马来西亚语，到广泛采用英语，让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并且建立了双语教育制度，使新加坡成为双语社会，这些都是李先生的贡献。P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