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已经过去，它对众多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革”是什么？“文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文革”到底对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一百个人的十年》为我们似乎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答案。作者冯骥才试图以一百个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经历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通过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这本《一百个人的十年》将使“文革”的受难者们感受到某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使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不安。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
25岁时，开始经历“十年”的磨难，生活及工作颠簸多变，做过工人、产品推销员和美术教师等。生活事业豁然开阔，曲折艰辛亦增见识，人生百味俱得心尝。由于深感于千万人命运的苦乐，遂立志于文学。主要著作有《珍珠鸟》《俗世奇人》《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三寸金莲》等。

终结“文革”
拾纸救夫
崇拜的代价
我们，陷阱中的千军万马
死脸
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我到底有没有罪？
鬼剃头
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
我这三十年呀
绝顶聪明的人
一对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
笑的故事
我不是右派，是左派
失踪的少女
我变了一个人
牛司令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硬汉子
三个人的苦中作乐
复仇主义者
说不清楚
苦难意识流
“文革”进行了两千年
六十三号两女人
没有情节的人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走出疯狂
忏悔录
附录一
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
附录二
关于冯骥才先生谈《一百个人的十年》
文学工程的采访录
关于本书写作的缘起
决不放弃使命
关于“文革”博物馆
附言

终结“文革”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
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
的三十周年，一个是“文革”
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
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
不同。前一个纪念日有如
死亡，沉重、压抑、苦涩
，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
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
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
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
反省的和追究的；后一个
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
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在这
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
走过了一条比蜀道还要艰
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
革”受难者的心灵史——《
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
篇章完成，画上了终结的
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
，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
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
坟墓上，并站在冷冰冰的
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
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
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
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
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
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
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
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
约有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
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
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
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
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
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
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
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
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
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
”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
、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
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
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
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
着的历史则贻害犹存。活
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
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
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
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
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
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
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
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
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文
革”经历者——即一九七六
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
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
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
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
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
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
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
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
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
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
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
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
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
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
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
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
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
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
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
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
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
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
—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
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
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
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
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
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
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
爱，作为整体来说，却又
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
华民族恰恰相反，作为个
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
缺陷，但作为整个中华民
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
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
、贪欲、怯弱、妒忌、虚
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
、善良、纯朴、勇敢，也
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
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
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
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
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
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
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
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
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
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
，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
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
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
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
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
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
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
文革”。
1996年5月16日
写于《五·一六通知》发
表三十周年的深夜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一部了解文革、反思文革进而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最好的教材，它取材于那些经历过、感受过、反思过的文革的人，因此，它鲜活、生动、感人，能够引起他人的共鸣，书中收录了《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等作品。

那时，我是驻扎×省×部队坦克师二团的一个搞宣传的干部。一九七三年上级命令去到鲁西南地区一个县“支左”。这期间社会上的“文革”已经相对平稳，呼杀喊打声稀稀落落，清队的狂潮也过去了。我们的任务大多是解决前五年动乱时期遗留的各种问题。
这个县地处当年水泊梁山的旧址，传说县招待所曾是宋江的乌龙院，还有一个残破的塔，也是那时的遗物。我们“支左”人员总共一百零八员，和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正好巧合。我们笑了，说一百零八将回梁山来了。谁不想看看《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出发时的心情相当愉快。
可没想到，这八百年前草莽英豪奔突出没之地，至今依然十分荒僻。地处黄河边，一片盐碱地。头年大水泛滥留下的淤泥，春天又旱得满地大碎泥片子，柳树芽子没蹿出叶儿就千死在枝上了。真荒凉呀！地貌也不对，完全不是《水浒传》里所描写的崇山峻岭。不过是一个个小山包儿。可这里的人还是那股子劲儿，大襟在前头一挽，腰带一扎，怀里揣着狗肉和酒，随便坐在哪儿就吃狗肉，豪饮，性子也很粗蛮。有一家子打架，儿子拿铣一下削掉他老爹半个脑袋——我就处理过这事。“文革”初期，两派武斗便往死处干了。我们住在县城里，为了工作便利，我作为军代表进了县革委领导班子。临时当一名常委。没过几天，大批含冤告状的就找上门来。有的冤案叫你想都想不出来，过去不是有本《今古奇观》吗？我看有的事完全可以续进去。
一天，我在宿舍里，一个挺瘦的人，戴一副圆眼镜，进门趴在地上就给我叩头。我问他千什么？他说：“你要想给俺解决问题，俺就说；你要也想应付俺，就明说在先，俺扭头就走，这个头就算自给你叩了。”
好一个有性格的人！我说：“每一件事我都会认真对待，怎么能应付你。”
他说：“我这事难办。”
我说：“我不怕难办，只要你说真话。”
他拿一双灰眼珠紧盯着瞅了瞅我，坐在凳上给我讲了一桩旷古罕闻的奇冤。我听罢就知真冤。我必须先讲过这件事才能说为什么真冤——
这人姓李，在离县城三四十里路，紧挨着潘金莲老家的一个公社小学当语文教师。此人善讲故事。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全能记住，装满一肚子。张口就来，很少重样儿。他属于那种在课堂上随意发挥的老师，课讲得活，趣味横生，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听他讲课时生怕听到下课铃。你知道，小孩子们上学都是最爱听到下课铃的。你想想这人的故事多有魅力！
一九六五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们争着要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便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查找有哪些对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时各单位抓右派，都是从上边下比例数的，按人员比例定右派。从那以后，一搞运动，不揪出人算没成绩。渐渐发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绩愈大，于是学校里就一哄而起找起来。上上下下一同回忆。这位李老师性情急躁，得罪过一些同事。有位教师提出，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过，说毛主席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诬蔑毛主席。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这是故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象！马上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证据确凿，这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说：“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胆略过人，机警智谋，我是真心歌颂毛主席呀！再说这故事又不是我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很简单，判他八年刑，打入监狱。
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跟他结婚一年多，现有六个月的身孕。挺着大肚子探监时，他跟这乡下女人说：“八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离了，俺也决不怨你。可是得实话对你说，俺绝没坑害你，那故事确确实实是俺从书本上看来的呀……”这女人转身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根据，我们就放人！”
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县城的小书店里除去毛主席著作，别的书全没有；图书馆也封闭了。她找到图书馆馆员，求他。图书馆馆员哪有胆量去揭封条，散布封资修呀！他是县城看书最多的人，可他也没读过这么一个故事。这女人就到处去找书，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时拾一块当时印的“文革”小报，也拿去请人看。她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妇女，没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书，文字里究竟都是些什么。当人念到什么科技的、政治的、文化的那些古怪难懂的话，她一动不动站在一边傻听，傻等，等那故事的出现。有人看烦了，草草扫一眼，就说：“没有了。”她也信，再去找。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认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