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帙浩繁的历代诗文评著述中，锺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两部精心结撰于南朝齐梁时期的著作一直都备受后世推崇。

《诗品》，亦名《诗评》，共三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祖。全书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诗歌理论，另一部分为诗歌批评，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诗品》是钟嵘诗歌理论和批评主张的集中表现，对后代诗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诗品序 1

诗品卷上

古诗 51

汉都尉李陵 56

汉婕妤班姬 59

魏陈思王植 61

魏文学刘桢 68

魏侍中王粲 71

晋步兵阮籍 74

晋平原相陆机 79

晋黄门郎潘岳 84

晋黄门郎张协 88

晋记室左思 91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 94

诗品卷中

汉上计秦嘉 嘉妻徐淑 101

魏文帝 105

晋中散嵇康 109

晋司空张华 112

魏尚书何晏 晋冯翊守孙楚 晋著作王赞

晋司徒掾张翰 晋中书令潘尼 115

魏侍中应璩 121

晋清河守陆云 晋侍中石崇 晋襄城太守曹摅

晋朗陵公何劭 124

晋太尉刘琨 晋中郎卢谌 129

晋宏农太守郭璞 134

晋吏部郎袁宏 138

晋处士郭泰机 晋常侍顾恺之 宋谢世基

宋参军顾迈 宋参军戴凯 140

宋征士陶潜 143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 148

宋豫章太守谢瞻 宋仆射谢混 宋太尉袁淑

宋征君王微 宋征虏将军王僧达 153

宋法曹参军谢惠连 159

宋参军鲍照 163

齐吏部谢朓 168

齐光禄江淹 173

梁卫将军范云 梁中书郎丘迟 177

梁太常任昉 180

梁左光禄沈约 183

诗品卷下

汉令史班固 汉孝廉郦炎 汉上计赵壹 191

魏武帝 魏明帝 195

魏白马王彪 魏文学徐干 199

魏仓曹属阮瑀 晋顿丘太守欧阳建

晋文学应璩 晋中书令嵇含 晋河

南太守阮侃 晋侍中嵇绍 晋黄门枣据 201

晋中书张载 晋司隶傅玄 晋太仆傅咸

晋侍中缪袭 晋散骑常侍夏侯湛 208

晋骠骑王济 晋征南将军杜预

晋廷尉孙绰 晋征士许询 214

晋征士戴逵 晋东阳太守殷仲文 217

宋尚书令傅亮 220

宋记室何长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晔 222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铄 宋建平王宏 226

宋光禄谢庄 228

宋御史苏宝生 宋中书令史陵修之

宋典祠令任昙绪 宋越骑戴法兴 230

宋监典事区惠恭 231

齐惠休上人 齐道猷上人 齐释宝月 233

齐高帝 齐征北将军张永 齐太尉王文宪 237

齐黄门谢超宗 齐浔阳太守丘灵鞠

齐给事中郎刘祥 齐司徒长史檀超

齐正员郎钟宪 齐诸暨令颜则

齐秀才顾则心 240

齐参军毛伯成 齐朝请吴迈远

齐朝请许瑶之 244

齐鲍令晖 齐韩兰英 246

齐司徒长史张融 齐詹事孔稚珪 249

齐宁朔将军王融 齐中庶子刘绘 252

齐仆射江祏 255

齐记室王巾 齐绥建太守卞彬

齐端溪令卞录 256

齐诸暨令袁嘏 258

齐雍州刺史张欣泰 梁中书郎范缜 259

梁秀才陆厥 260

梁常侍虞羲 梁建阳令江洪 262

梁步兵鲍行卿 梁晋陵令孙察 265

点绛唇 496

鹧鸪天 498

踏莎行 500

庆宫春 502

齐天乐 507

琵琶仙 511

八归 515

念奴娇 517

扬州慢 521

长亭怨慢 524

淡黄柳 528

暗香 530

疏影 534

翠楼吟 537

杏花天影 541

一萼红 544

霓裳中序第一 548

章良能

小重山 554

刘过

唐多令 556

严仁

木兰花 559

俞国宝

风入松 561

张镃

满庭芳 564

宴山亭 567

史达祖

绮罗香 570

双双燕 573

东风第一枝 575

喜迁莺 578

三姝媚 580

秋霁 583

夜合花 586

玉胡蝶 588

八归 590

刘克庄

生查子 594

目录 11

贺新郎 596

贺新郎 599

木兰花 602

卢祖皋

江城子 605

宴清都 607

潘牥

南乡子 610

陆叡

瑞鹤仙 612

萧泰来

霜天晓角 615

吴文英

渡江云 618

夜合花 622

霜叶飞 625

宴清都 628

齐天乐 632

花犯 635

浣溪沙 637

浣溪沙 639

点绛唇 640

祝英台近 642

祝英台近 645

澡兰香 647

风入松 651

莺啼序 653

惜黄花慢 659

高阳台 662

高阳台 665

三姝媚 668

八声甘州 671

踏莎行 675

瑞鹤仙 677

鹧鸪天 679

夜游宫 681

贺新郎 683

唐多令 686

黄孝迈

湘春夜月 688

潘希白

大有 691

无名氏

青玉案 694

朱嗣发

摸鱼儿 696

刘辰翁

兰陵王 700

宝鼎现 705

永遇乐 710

摸鱼儿 714

周密

高阳台 717

瑶华 720

玉京秋 724

曲游春 727

花犯 730

蒋捷

瑞鹤仙 734

贺新郎 737

女冠子 740

张炎

高阳台 745

渡江云 747

八声甘州 750

解连环 753

绿意 756

月下笛 759

目录 13

王沂孙

天香 763

眉妩 767

齐天乐 770

长亭怨慢 773

高阳台 776

法曲献仙音 778

彭元逊

疏影 782

六丑 785

姚云文

紫萸香慢 789

僧挥

金明池 792

李清照

如梦令 796

凤凰台上忆吹箫 797

醉花阴 800

声声慢 801

念奴娇 803

永遇乐 806

浣溪沙 809

附录：原序 811

徐达

上海市人，原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1955年生。1960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年到贵州大学中文系任教。退休后定居于上海。

锺嵘（约468—约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市）人。南朝文学批评家。锺嵘（约468—约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市）人。南朝文学批评家。

自东汉末至六朝，是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亦为人的觉醒时期。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开始从文化学术中脱胎出来，逐渐争得独立地位,这时期的人也朦胧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地位。相传出现于汉末的《古诗十九首》，其中的某些诗句，已隐隐约约地透露出若干信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 轲长苦辛。”“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生命的宝贵，爱情的难得，地位的重要，享受的急需等种种人的欲望，已从混沌状态中萌生出来，并大量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面对这样一些诗句，以往的评论总是从消极人生观方面加以谴责，而没有看到积极的人性呼唤，人性受到环境压制下的呼唤。没有人的觉醒并与之相应的文学作品的问世，便不会有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的出现。

人的觉醒的一个突出标识，是对人的个性、才具、学问、品貌的认识和重视，流行于汉末延续到两晋的品评人物的风气，就是最好的说明。例如：“天下和雍郭林宗”，“五经无双许叔重”，“问事不休贾长头”，“居今行古任定祖”。《世说新语·德行》称郭林宗评黄叔度云：“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该书《赏誉》云：“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容止》云：“时人目夏侯泰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对人物的品评逐渐演化开去，发展而为对文学作品的议论和评说，曹丕《典论·论文》于建安七子逐一评价，无所遗漏，曰：“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团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曹植《与杨德祖书》，专事“诋诃文章，掎摭利病”，可与乃兄比肩。风气之所趋，竟至“文人相轻”的地步。文学批评的风气既开，文学批评的著作亦接踵而至，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王微《鸿宝》，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裴子野《雕虫论》、萧统《文选序》…… 虽或存或亡，但在当时确乎彬彬之盛，蔚为大观。其间最著名也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两部文学批评专著，就是“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和“思深而意远”的《诗品》。

《 诗品》的作者为梁代钟嵘。钟嵘生于公元468年，卒于公元518年，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晋侍中钟雅七世孙，从祖钟宪，任南齐正员郎，父亲钟蹈为齐中军参军。钟嵘幼而好学，师从齐永明卫将军王俭，因“有思理”，“明《周易》”，举为本州秀才。历任南康王侍郎、抚军行参军、司徒行参军等职。衡阳王萧元简出任会稽太守，引为记室，专掌文书典籍，后又任晋安王、西中郎萧纲记室，故世有钟记室之称。《梁书》《南史》均有传。

《诗品》亦名《诗评》，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祖。全书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诗歌理论，另一部分为诗歌批评。就诗歌理论来说，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诗歌的产生和功用,第二，五言诗发展史,第三，滋味说,第四，用典和声病说。

第一，诗歌的产生和功用。“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认为，大自然中的“气”，导致四时节候的更迭，使万物萌动衍生，自然环境的变化，又触发人的思绪感情的激动和摇曳，于是就产生了歌舞。这个观点并非钟嵘首创，而是本于旧说。《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钟嵘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他指出了“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把“物之感人”加以具体化，把在以往诗歌中仅仅用作比兴手法的四时物候，化为诗歌描写的具体对象和诗歌创作的普遍题材，既可以托物喻志以寄寓诗人的思想感情，也可以直接歌咏山水风月以体现诗人的趣味。这后一点，纵然是由于山水田园诗的出现而进行的理论升华，但毕竟是作为诗歌理论家的钟嵘的贡献。二是指明了不平的生活遭遇和怨愤的思想感情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是继承了《诗经》变风、变雅的怨刺和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优良传统，总结了汉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的写实精神而提出的一种进步的诗歌创作理论。

在对于诗歌功用的认识上，钟嵘一承旧说，没有太多的创见。“动天地，感鬼神”之类的论述，无非重复了《毛诗序》的说教，这是无庸赘言的。至于“穷贱易安幽居靡闷”之说，反而抹去了诗歌揭露黑暗现实的锋利芒刺，使它成为自我安慰的心灵调和剂，这无宁说是钟嵘诗歌理论的一种局限。必须说明的是，这里说的诗歌的功用，是指诗歌的社会功利作用，至于诗歌的审美作用，留待下文详述。

第二，五言诗发展史。《诗品》评论的对象既然是五言诗及其作者，那么，对我国早期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也是完全必要的。钟嵘从传说中的《南风词》和《卿云歌》说起，把它们列为五言诗的肇端。他确认《古诗》为汉代作品，批评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这也是从众之说。对于建安诗歌，他赞美备至，两晋篇什，则誉为“文章中兴”。他认为张、陆、潘、左，风骨犹存,孙、许、桓、庾，“淡乎寡味,刘、郭变体，力挽颓风,二谢才高，凌跨前贤”。这些论断，都是十分公允和中肯的。

钟嵘认为，四言诗的特点是“文约意广”，如能“取效风骚，便可多得”,但是“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以四言为主体的《诗经》，历来被推崇为诗歌的典范之作，文字简约而底蕴丰厚，足供读者讽咏玩味，何故而竟至“世罕习焉”？或者说，《诗经》以后的四言诗为什么便沦为“文繁而意少”了呢？钟嵘没有道出个中原委。其实，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形成和发展，都取决于社会生活,社会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简单而日趋繁复,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也越来越复杂，人们的语言词汇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每句四字的四言诗的结构框架，逐渐容纳不下日趋复杂的生活内容，反映社会生活的新的词语要求有新的诗歌形式去适应它，旧有的诗歌形式必然被突破，五言诗就应运而诞生。这便是四言诗从“文约意广”到“文繁意少”的变化原因，也是四言诗必然过渡到五言诗的发展的内在机制。诗歌从四言到五言，虽则只有一字之增，但其容量的扩展却是巨大的，在音节韵律上，跌宕起伏，抑扬回荡，所产生的审美效果也是无可限量的。所以钟嵘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

第三，滋味说。在我国传统诗论中，谈到诗歌的作用，往往只强调其政治道德功利作用，而忽视诗歌的审美价值。《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除了“兴”包含诗歌对人的感染作用，与审美尚有一定联系之外，很少涉及审美作用。我国秦汉时期对诗歌审美作用的普遍忽视，除了前面提到的当时文学处于无地位状况的原因之外，还由于从孔子开始的文论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这一原因直接有关。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政治家论文和文学家论文，立场、眼光、方法、评价很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当有专文论述，不在这里多言。既然文学已经到了自觉的时期，从审美的角度来观照文学作品的时机业已成熟，所以钟嵘以“滋味”说来评论诗歌，就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体现了全新的文学主张。

《诗品序》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云：“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又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评张协曰：“词彩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评应璩曰：“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评曹丕曰：“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评郭璞则曰：“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从以上几段引文来看，所谓“滋味”“味”“玩”，都是一个意思，即指诗歌的非功利的审美评价，无关国事成败，不涉风俗盛衰，仅仅把诗歌看作一种娱悦身心的审美对象。那么，在钟嵘看来，什么样的诗才是有“滋味”的呢？第一，要有感情。“指事造形，穷情写物”，“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都离不开一个“情”字。诗歌既然是“吟咏情性”之作，有“滋味”的作品当然必须充满感情和激情。玄言诗之所以“淡乎寡味”，就在于“理过其词”，缺乏感情。第二，“词彩葱蒨，音韵铿锵”。魏文帝曹丕的百余篇诗，“皆鄙质如偶语”，而“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可见单单有感情而词语简朴，仍不得为“工”。评何晏等五人诗曰：“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凰一毛。”否则，连中品也不可得。评张协，通篇不强调感情，唯着眼于文采。可见钟嵘评诗是十分重视诗歌的形式美的。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何以陶潜不入上品，魏武屈居下品的原因了。内蕴感情，外修文采，是诗歌的理想之作，“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才是“诗之至”，把诗歌的感情因素和诗歌的形式美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滋味”说的核心内容。那么达到“风力”“丹彩”完美统一的具体途径是什么呢？是赋、比、兴的参酌而用。赋、比、兴原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表现手法，据汉人郑玄注《周礼·大师》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作。”“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钟嵘解释赋、比、兴，有异于前人，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赋虽意在铺陈，而非直言“政教善恶”,比，已由比喻之谓而转化为因物喻志，突出了诗歌的内在意蕴,兴，从以善事喻劝之说一变而为言短意长，回味无穷，着重在诗歌的艺术魅力。而且，钟嵘认为，赋、比、兴三种手法应该依据艺术表现的需要灵活机动地交替使用，或同时兼用，这样既可避免诗歌的艰深晦涩，也不致浮泛直露，达到有“滋味”的艺术境界。

第四，反对用典和声病说。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将两晋以来之诗歌创作概而为三体，其二曰：“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宋朝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一曰：“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唐元稹《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也说：“延之苦拘忌。”《诗品》评颜延之则曰：“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可见刘宋颜延之开创了用典繁密一派诗风。钟嵘论诗竭力反对颜延之、谢庄、任昉、王融等人“拘挛补衲，蠹文已甚”，“文章殆同书抄”的用典派,他认为“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一类官场文体，不妨引经据典，援古证今，以有力的论证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至于“吟咏情性”的诗歌，注重的应是“自然英旨”，“亦何贵于用事”，诗中名篇、名句何尝以用事见长？如“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等句，清新即目，妙语天成，所以“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歌用典，固然可以增大容量，触发联想,但一味追求用典，造成床上叠床，屋内架屋之势，沉重板滞，卖弄学问，毕竟非诗歌本色。钟嵘处在齐梁以用典为博的诗风笼罩之下，大声疾呼“自然英旨”，是有进步意义的。

与用典诗风同时盛行的是声病之说，钟嵘亦持反对立场。声病说的创始人是钟嵘同时代的沈约，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声称：“夫五色相宣，八音协律，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而且自豪地说：“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沈约以平上去入四声制韵，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为诗歌八病，是为四声八病之说。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在语言史上是有贡献的，在文学史上创制了近体诗、格律诗，其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刻意追求声律的结果，会因字害义，本末倒置，甚至使诗歌创作走火入魔，误入歧途，弄巧成拙，反为桎梏。事实上当时的诗风已经令人担忧，钟嵘指出：“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钟嵘说，前贤作诗，从不拘泥于宫商之辨，四声之论，诗歌照样韵律天成，自然谐会，我们又何必要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呢？“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试看“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这类优美的诗句，出自阮瑀、曹植的笔下，远在声病说产生以前，不是声律谐和，铿锵悦耳吗？钟嵘反对声病说，提倡“真美”的诗歌理论在当时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以上是钟嵘的诗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