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制度史视角中的酒爵酒尊
——周代爵制的可视化形态
阎步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从制度的“可视性”谈汉代的印绶和鞶囊
邢义田 台湾“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走向“活”的制度史
——以宋朝信息渠道研究为例
邓小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
——以“一条鞭法”和“图甲制”为例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制度”如何成为“制度史”
侯旭东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比较历史分析源流辨析
应星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论非正式制度
——中国研究的启示
周雪光 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经济学的制度范式与中国经验
周黎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经济社会学的制度研究
——两条不同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刘世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聚焦“科度”这一极富内在张力的对象，邀请阎步克、邢义田、邓小南、刘志伟、侯旭东、应星、周雪光、周黎安、刘世定九位知名教授，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讨论。呈现“制度”在古往今来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及其变迁的动力所在；展示古今中外制度研究的不同理论和不同路径，以及跨学科视野对制度研究的拓展与推进。

众所周知，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而备受关注。《尚书》已见尧舜设官分职的详细记载，《左传》中也留有三皇五帝官职构成的点滴记录，后来成书的《周礼》，更是对国家整体结构的精巧设计，充分体现了时人对于制度建设的缜密思维。而自秦汉帝国以降，制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有增无减，有着“正史”之称；作为中国古代史乘□重要代表的“二十四史”，其中大多设有“百官志”“职官志”，集中显示出古人对制度的长期关注。

现代史学于中国建立后，制度研究亦在其中占据重要的篇幅。无论是讲求史料考证的史料学派，还是主张理论先行的史观学派，都曾对制度研究倾注了巨大的心力。其结果便是，几乎围绕每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制度研究都构成了其中重要的一环，相关成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不断涌现的新出文献亦为制度研究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无论是甲骨金石，还是简帛文书，都揭示出许多传世文献未见的官职设置和行政运作，推动制度研究走向具体、走向细节。
　　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一些敏锐的研究者还尝试提炼、总结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邓小南教授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教授提倡的制度史观，侯旭东教授推动的日常统治研究，都是其中的显例。理论方法的提出表明制度研究已很深入，但同时也显现出，在什么是制度、如何研究制度上，还存在着不少分歧：制度是静态存在的法令条文，还是具体政治社会中的实践？制度居于支配性的统摄地位，还是常常被接受者的能动性所干扰甚至左右？研究制度应立足中央／国家还是地方／社会？观察制度的视角应该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可以说，在这些关涉制度的基础、最紧要的问题上，研究者之间尚未形成共识。
　　另一方面，制度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命题。早在19世纪，即有所谓的旧制度主义。而伴随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制度再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以制度为核心概念来解释政治、社会、经济现象的学术主张常常被称为“新制度主义”。如何发现特定政治的特征以及制度运行中各类正式、非正式的惯例和价值体系？制度与行为如何互动？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新制度主义的研究中得到了推进。
　　不过，何谓制度？社会科学内部同样是众说纷纭。制度是什么？制度与行动者关系如何？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其变迁动力又是什么？这些历史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争议的焦点。
　　2018年秋季至2019年春季，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推出了“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邀请了一批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聚焦“制度”这一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主题进行讨论。讲座的讲稿经过整理和完善后，在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的开篇，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他从制度史的视角分析周代可视性的等级标志——酒爵与酒尊。发达的衔号系统、精密的升降规则、森然不紊的等级待遇，必定是行政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五等爵及公卿大夫士爵，在西周时还在孕育之中，它们实际都是春秋以来才逐渐成形的。然而，西周已是贵族社会，大小贵族虽不像后世那样有成熟的品秩勋爵，但也形成了一些萌芽性的、原生性的标识方式。
　　为了维持并强化秩序规范的稳定存续，人们会利用各种有形符号，使秩序规范可视化。其中，由权力建构的政治秩序，尤须借助有形的符号，标示权力主体与被支配的对象。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邢义田会从可视性的角度出发，以汉代官吏的印绶和鞶囊为切人点，重新思考制度及制度史的研究问题，考察古人如何将政治制度转化为有形、可视的符号，如何借助这些符号体现不同场合之下的权力与身份秩序。
　　政治制度史是学界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近年来，“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研究范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所谓“活的”，即不再拘泥于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规章，转而投向动态的、灵活多变的实施方式和功能效用，并力图借此将制度与文化、社会群体乃至思想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基于这一研究背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将以宋朝的信息渠道研究为范例，探讨如何挖掘和理解制度史的“活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