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整个地向西转了，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就是“西化”。不过，这个理解可能太简单，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向西方“现代性”看齐的方式，反过来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诉求，追寻民族和国家自立、富强的愿景，在“世界主义”的外衣下，凸现着一种曾经被称作是“民族主义”的感情。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虽然这种纠缠的心情，有时候会被看成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因为救亡是追求富强，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所以，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随那些可以拯救国家、导致富强的大潮流，特别是在外敌压境的危机中，更是常常希望“东方红，太阳升”。这种心情，是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一代历史的人所不太能够理解的。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和自由观好像都有些太单纯，甚至太简单”，何先生很感慨。的确是很单纯、很简单，但单纯和简单未必就不美好。比如说他们爱国，国家富强是他们观念世界中最优先的选项，在这个选项下，他们会接受能够达成目标的观念、制度和策略，而批判或抵制不能达成这一理想的做法。正像何先生所说的“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我们不能总是强调自己的特色，而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现在，流行时尚是批判普遍真理，质疑源自西方的民主、科学和自由，强调文化多元，似乎要特立独行，鄙视遵守规则，觉得知识分子永远是冷峻而超然的批判者和搅乱者。这也许有它的洞见，但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我们却需要理解和尊重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所谓普遍真理和永恒价值的选择。在那个时代，他们却宁愿相信“历史的普遍规律”，相信民主、自由和科学。因此，他们会对国民党搞党国一体的专制非常反感，觉得它是看错潮流走错了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凭了这一点，他们对解放区、新中国有好感，但同样也批评解放后的胡搅蛮干。何先生引用了张奚若先生的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他说：“那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 P10-12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系。1956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等。
文靖，1975年生，本名文静，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哲学系，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
《上学记》2006年一版一印，至今已有九个年头，其间一直在加印，一直被阅读、被摘引，甚至进了某省高考模拟试卷，于我总有一点诚惶诚恐。虽说当年的确下了功夫，毕竟初学乍练，尚未成就一番考据的本领，加之查找资料不像今天这样方便，所以遗留了一些问题。趁此再版之机，费时半年做了修订，“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头到尾梳理一遍，心怀拳拳，以期不负读者厚爱。
当然我也有所收获。记得做研究生时上过一门叫“清代学术概论”的课，当时完全不能理解古人埋首于故纸堆的乐趣，“为什么不去把握大历史，而在一个个芝麻大的小问题上较劲呢？”其实，真实的人性都在历史的精微处。文献不说话，不会直截了当地摞你眼前，而是需要你去寻找、去发现。这就好比一次寻宝，结果完全不可知，甚至于随着你的深入，可能会得到与印象截然不同的结果，让你大吃一惊。历史学的乐趣正在其中。
此次修订，加了些许注释，并且尽量保留口语。结合当初的几个稿本，尽量保留那个穿便装，而不是经一遍遍文字润色后，西服革履化的何老先生。他曾说，西南联大时候，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扯闲话，可是他却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真思想，是书本里学不来的。此番修订也秉承这一原则，尽量保留真性情、真思想。另外，个别地方几几乎我可以断定自己是对的，比如Stephen C.Foster的《老人河》。何老特别喜欢这首歌，一提起来便情不自禁地哼唱，但我总怀疑他搞错了，因为他唱的明明是《故乡的亲人》。每次请教，他总是摇头，很认真地想啊想，仿佛掉进记忆的口袋里，然后坚持认为就是那样。那就那样好了，无非加个注释，执著于是是非非，不如留一点尊重与温情，也是为了怀念。
关于冯友兰的部分，此次注释较为详尽，因为曾经遭遇了驳斥，更不敢怠慢，努力做到口说有凭、查有实据。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是高尚且龌龊、真诚且虚伪的，但都是真。你从近处看到的一面是真，别人从远处看到的另一面未必是假。你之所见，不妨碍别人之所见，而别人之所见，也并不有碍你之所见，因为本来就不是一个视角。这里有一个很哲学的问题，什么是“真”？它是不是石头块子一样，清楚明白地摆在那里？也许就是那样，只是我们不能把握。一个人最难认出的是自己的相貌，同样，心灵的自我认识也是最难的。那需要经历一些事情、遇到一些人，或者需要时间拉开距离，以“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自我。所有这些正如一面面的镜子，每个镜子里的影像都不一样，但都是“真”，或者说，都是“部分的真”。无限数量的镜子累加起来，才能恢复“全部的真”。如果哪面镜子妄言自己看到了“全部的真”，那是绝无可能的。
再者，看人要打两次折扣。一是你之所见，无论如何只是“部分的真”。二是你之所见，因了你自身的缘故，再一次打了折扣。最亲密的人未必是最终的诠释者，“情人眼里出西施”，“仆人眼里没有伟人”，父母瞅自家孩子都是最优秀的，孩子看父母也是最了不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亲密，被亲情遮蔽了双眼，才未必看得真。比如关于梁漱溟和冯友兰的最后一次会面，其后人皆有文章回应，有个细节耐人寻味。宗璞先生写道：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父亲举办九十寿辰庆祝会，哲学界人士济济一堂。前夕，我家私宴庆祝，亲友无不欢喜光临。在筹办这次宴会时，父亲提出邀梁先生参加。我向政协打听到地址，打电话邀请，梁先生亲自接电话，回答是不能来，天冷不能出门。我也觉得年迈之人确不宜在寒冬出门，道珍重而罢。
在宗璞先生笔下，梁漱溟算是婉拒了，至少是很客气的。恰好梁培宽先生正在电话那一旁，从他的记录看，当时的梁漱溟又是另一种口气：
先父接到邀请赴宴电话时，笔者恰在一旁。只听他一再重复说：“不去”、“我不去”，且面带恼怒之色。最后再次厉声说出“我不去”三字，随即重重地挂上话筒，似未容对方将话再说下去。
即便电话里见不着“面带恼怒之色”，听不到“重重地挂上话筒”，也应该可以察觉对方的那份坚决。但是在宗璞先生的文字里，我们看不出这样的内容。或许我们可以善意地理解为，她已经被她的那份亲情融化了，她之所见的那份“真”已经融入了对父亲的怀念与不忍，日久弥坚。关于《上学记》冯友兰的部分，有些人意见很大，不过何老不是那种针尖对麦芒的人，从未予以回应。作为执笔，好在我的道行浅、辈分低，也可以“童言无忌”了。
走笔至此，又有一点担心。其实冯友兰部分并不是本书的重点，只是为了回应，所以才多说两句。对于一般读者，我想说，这不是一本拍砖或揭短的书。看书如看人，你渴望什么，便看到什么。你执著于八卦，你便看到八卦；你关注教育，便看到教育；你渴望心灵，便看到心灵。书也是一面镜子，其实你看到的是你自己。你渴望什么，便看到什么；你选择什么，便走近什么。然后，你就会慢慢变成你渴望的样子。
以马内利。
感谢网刊《记忆》主编乌扎拉（吴迪）先生，先生百忙，从来不以晚生无知，每问必有答，由是感激。感谢徐时霖先生，为关于其祖父徐铸成的一处注释，遍查资料，请教了不下十位相关人士，其务真求实的严谨作风令人叹服，受教了。感谢《民生报》记者林英喆先生，晚生何德何能竟驱使君，几次三番跑台北图书馆，出差时又亲自把复印件交付于我，无以言表之感动。感谢三联好编辑徐国强兄，此君兼备理科生的素养与文科生的情怀，吾有生之年必将见证仁兄成为“世界好编辑”。感谢师兄唐文明教授、同窗梅赐琪副教授，总以为打扰你们是最方便的，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特此致谢、致歉，致歉、致谢。感谢上海季风书园老板严搏非、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先生，感谢奇幻文学家拍岸兄（黄惊涛），以及不曾谋面的香港荷花博士。感谢人文社前辈王培元先生，感谢本书责编付如初小姐，以及了不起的玩家王毅、姜仕侬夫妇，感谢你们的撮合。
当然也要感谢互联网，感谢国家图书馆文献中心的远程服务，感谢孔夫子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循着蛛丝马迹，总能找到答案。当手段已然不再成为问题，一切便取决于你心中的那份渴望。
这本小书《上学记》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靖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靖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和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甚至于想要自杀，终于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诗与真》时，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然则“两般谁幻又谁真？”我以为，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都是诗人自己个人真实的写照。
《上学记》一书出版后，我送给当年同在北京（北平）师大附中读书的一位老同学，当时我们同样经历了卢沟桥事件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也同样对当时政局的内幕一无所知。不过据我当时的印象，宋哲元只不过是一心想在夹缝之间做他的土皇帝。七月七日卢沟桥开火，几天之内日方就以重兵包围了北京城，而当时的宋哲元却还一味地大谈其什么：“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纯属一派胡言，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足可以和阎锡山的哲学（什么“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类的混沌逻辑）相媲美。正当他大做其和平美梦的时候，就被日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沦敌，二十九军还牺牲了一个副军长和一个师长。1940年，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临死时还感叹：“这个局面怎么向国家交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学则认为宋哲元还是抗日的。当然，他也同样地不了解当时的内情，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我想，我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写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学者研究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感受不同，回忆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情，更不妨碍事实的真相。相反，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即我对殷福生（殷海光）学长的印象。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我和顾寿观很要好，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总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褒贬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这一点上，不愧是一个法西斯。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他到台湾之后，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作为回忆录，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于书中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辩白。凡是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会一清二楚。邹承鲁院士的学术和人品大概是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致公认的，他对当时老师的月旦，可谓要言不繁、一语中的（见《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2页）。凡是对当时同学们的诸多壁报还有所记忆的，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大量严厉的批判文字。本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卢梭的一篇《忏悔录》是千百篇卢梭传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以几度私下的闲谈而居然能滥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许多重要的遗漏，如旧时代学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当时学术界的感受和批评，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补充了，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
2008年2月28日
北京清华园
文靖执笔的《上学记（增订版）（精）》是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个人口述史。何先生生于1921年，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上学记（增订版）（精）》写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何先生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文靖执笔的《上学记（增订版）（精）》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当然，该书也因对某些老师的个人感受和真实评价而引发争议。
有评价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