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后的男人站得离我很近，呼出的热气润湿了我脖子上的皮肤。我往前挪了一英寸，紧贴在一件灰色大衣上。大衣散发出一股又潮又臊的落水狗般的味道。似乎从十一月初开始，雨就没有停过，每个人的身体都冒出淡淡的热气，彼此缭绕。有个公文包戳人我的大腿间。列车颤抖着拐过一个弯，旁边乘客的重量压过来，挤得我差点失去平衡，只好不情愿地腾出一只手，暂时撑在那件灰色大衣上。塔丘站到了，车厢吐出十几个人，又吞进二十几个人，都是些拼了命也要赶回家过周末的人。
“朝车厢里边走！”广播喇叭响了。
没人移动。
灰色大衣不见了，我挪到了它的位置上。这儿不错，我终于能抓牢扶手，不用担心有陌生人的DNA蹭在我的脖子上了。手提包悬在身后，我把包扯过来，贴在胸口。两位日本游客，胸前挂着大号帆布背包，又多占了两个人的空间。一个女人从通道走过，见我正看着他俩，她瞅我一眼，做了个心领神会的鬼脸。我也瞅了她一眼，随后低头望着脚尖。周围的鞋样式各异。男式皮鞋尺码大，鞋面锃亮，从细直条纹的裤脚露出来，女式高跟鞋色彩艳丽，鞋尖被一根根脚指头费劲地填满。我看到一双时髦的丝袜，材质为不透明的黑色尼龙，穿进一双朴素的白运动鞋。看不清她是谁，我猜她有二十来岁，一双工装高跟鞋藏在大手提包里，或者办公室的大抽屉里。
白天我从不穿高跟鞋。怀上贾斯汀后，我几乎告别了“其乐牌”系带靴子，去乐购超市当收银员不用穿高跟鞋，追在街上蹒跚学步的孩子身后，哄他开心，高跟鞋更帮不上忙。如今，我已经不是个小青年，不需要赶时髦。每天坐一小时地铁去上班，又坐一小时回家。在烂朽朽的自动扶梯上跌跌撞撞，穿行于汽车和自行车之间。如此辛苦为了什么？为了坐在柜台后八小时。我把高跟鞋留到节假日穿。平时，我穿黑色工装裤，配宽松的免熨烫的上衣，不算死板，还符合办公室的着装要求。办公桌底层的抽屉里还预备了一件开襟羊毛衫，因为业务繁忙的时候，房门随时打开，每进来一个客户，暖气就损失一点。
车停了，我拨开人群，走上月台。我从这儿转伦敦地上铁，车仍然拥挤，但我更乐意，因为一直待在地下让人感到不舒服。我知道这是心理作用，但地下待久了，总觉得呼吸困难。我梦想能换份新工作，离家近点，步行就能到，但始终没有实现。好工作都在伦敦一区的黄金地段，而我只付得起伦敦四区的房贷。
我一边等车来，一边从自动售票机旁的报架上拿起一份《伦敦宪报》，头条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三日，周五”，这数字跟天气一样糟糕。警方刚刚挫败一起恐怖阴谋，前三版填满照片，画面是警察从位于伦敦北部的一间公寓搜出的爆炸物。我快速翻看报纸，照片上有几个留大胡子的男人，但我亳不关心。站牌下，我把脚踩在裂了缝的柏油碎石地面，等候车门打开的那一刻。这是我精心挑选的位置，因为门开后，我能赶在车厢塞满人之前，溜到自己最喜欢的角落，那里是行列的尽头，我可以把身体靠在玻璃隔板上。车厢的其他地方很快装满了人，我扫了一眼站着的乘客，没有老人和孕妇，心头的负罪感少了些。我穿着平底鞋，但在文件柜旁站了一整天，双脚很疼。文件归档这种事，本来轮不到我来做，专门有个姑娘负责影印资料，然后整理文件柜，但凑巧她去马略卡岛两周，今天我路过，看见文件乱得一塌糊涂，住宅类广告和商业广告、租赁广告与销售广告，全都混在一起，于是，我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你去整理下，柔伊。”格雷厄姆说。于是，我放下手里客户预订看房的活儿，站在他办公室外冷风阵阵的走廊里，早晓得这么麻烦，我就不开口了。“哈罗&里德”公司挺好。过去，每周整理一次文件是我的工作，后来办公室主管休产假，格雷厄姆叫我给她代班。我只是个会计员，又不是私人助理，但薪水给得多，再加上我已经弄丢了几个客户，所以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结果，三年过去了，我还在这儿。
加拿大水站到了，车厢里空荡荡的，但仍有些乘客宁愿站着，也不找位子坐下。身旁的男人将腿又得很开，我只好把自己的腿扭向另一个角度。我抬头看着坐在对面的一排乘客，有两个男人也同样叉开腿。他们是故意的吗？或者是一种天性，让他们看起来比别人更雄壮魁梧？面前的女人抖了一下购物袋，我听见酒瓶的叮当声。但愿西蒙别忘了放一瓶酒在冰箱：这周过得太漫长，现在的我，只想蜷缩在沙发上看电视。
翻了几页《伦敦宪报》，某个前《英国偶像》的决赛选手正抱怨“名气带来的压力”，还有一版的大部分版面在讨论隐私法。我读得心不在焉，只看一看照片，扫一眼标题，免得自己感觉和社会脱了节。我不记得最后一次读完一份报纸，或坐下来看完一条新闻是什么时候了。吃早餐时，我习惯打开天空新闻台，上班途中，我也会将视线越过身前那个人的肩膀，瞅一眼报上的头条。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