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孤独者
他住在我们的对门，是一个好清洁、不爱说话的人，常带着两条狗，主要的乐趣是在于种许多树。……每日，在一定的时间，他坐在俱乐部花园里，有几分忧郁，有几分厌倦；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吹吹哨子玩。于是一桩奇事发生了：园林里所有的小鸟全高兴地加入了，大家啭着，大家唱着；他走来走去，把他带在口袋里的面包屑给它们撒一些。他全认识：小鸟，两条平静的灵猩，树，就是他所有的朋友了：他用名字来称呼小鸟，当它们在细沙上扑来扑去的时候；很亲爱的他怪这一只昨天没有来，欢迎那一只今天第一次来。等它们都吃完了，慢慢地走开，背后跟着两条沉默的大狗。
他在城里做了许多好事；可是人往往是又无常又不仁的。有一天，因为他们的忘恩负义而厌恶，而气忿，他下乡去了。现在他再也不进城一步，再也不与人来往；他过一种索居的生活，一手经营了、亲自照料着几座茂密的园亭。为的怕这太脆弱，不合他住，他筑了一所小屋在山顶上，预备在那儿等死。
那么你要说了：“这个人用他的全力来厌弃人生。”不，不；这个人并没有失去希望。每日有报纸从城里送给他，我记得。而这些日报正是一线光明，它们做成了一个脆弱的爱结，这个东西就是那些最讨厌人类的人也会保持的。而且因此他们才会在地面上生存呢。
三、“晚了”
常常地，每逢我回家，碰到家里人都吃完了晚饭已经有一个钟头或是半个钟头了，我就挨骂，因为“晚了”。在乡下小城里实在有太多的时间，无穷尽的虚日，大家不知道干什么好，然而，总是晚了。
为什么晚了？凭什么说晚了？我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要实践，用得着计较，一分钟也不放松？有什么隐秘的定数压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不得不一分一秒地数时刻，在这些静止的、灰暗的乡下小城里？我不知道，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总是晚了的观念就是我一生中基本的观念；不要笑。如果我回头看看，我可以看出，就因为有这种观念，所以我才有这种不可解的悬虑，这种对于我所不知道的东西的渴望，这种狂热，这种不安定，这种一代代连续下来的东西所给我的牵挂，又可怕又恼人。
且让我问一句，虽然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并不曾吃过大亏，你可知道虐待小孩子是怎么一回事？你的暴行第一次弄得一个小孩子流眼泪的时候，你就叫他尝到忿怒、悲哀、嫉妒、仇怨以及虚伪的滋味了。而这些眼泪也就永远抹去了他所见到的人生的笑容，渐渐地，无法挽救地融去了那种隐秘的、不可名状的感通。二者间该有这种感通的，既然一方面人家带我们到世上来，一方面我们亲爱地来延续人家的个性、人家的观念。
四上书院去的路 葡萄藤的卷须转黄，灰暗的秋天的黄昏近了，我的忧郁也随着浓了起来，因为我知道已经到上学去的时候了。我第一次做这种旅行时才八岁。我们从莫诺瓦乘车往叶克拉，走下山谷来，爬上山头去；我们带着干粮在身边：一张烙饼，几块炸肉片，一些腊肠。
当这个愁惨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看到我的衬衫整理好了，被单、枕套、手巾、食巾都烫好了。……于是，在我出发的前一天，一个有粗皮盖的箱子从阁楼上搬下来了，我的母亲把我的衣服装在里面，很仔细。我也得提起那套银食器；现在我有时候沉思地望着食器架，看到那上面放着那一套服侍我八年，如今破旧了的银食器；我一看到它们总觉得有一股真情涌上心来了。
从莫诺瓦到叶克拉是六个或八个钟头的路程。东天发白我们就动身，下午很早就到了。马车颠簸在崎岖的石道上．我们有时候歇一歇，在道旁的橄榄树底下吃一点点心。想起来也觉得十分可喜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怎样从半路上高处一个石凹里，望过一片暗沉沉的牧野去，就可以隐约地看到高楼的白尖顶，新教堂的大圆顶闪耀在太阳光里。
于是，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袭来了；我觉得好像已经被一把拖出了乐园的欢悦，扔进了一个地洞的黑暗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怎样想逃走；那个老仆人现在还常常笑我呢，当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跳下马车，逃过田野去；他捉住了我，哈哈大笑说：“不，不，安托尼奥，我们一定得上叶克拉！”
可是的确我们到底不得不上叶克拉的，马车向前走去了，我又进了那个阴森的夜城，我又看到自己无法挽救地成了一条没有头的链子的一节，闲步在走廊上，或是，不作声也不动，坐在课堂里的一张长椅上。
卡乐思神父
我进书院后第一个见到有学者风的牧师是卡乐思·拉沙耳特神父，那个有学问的考古家。他还给我留下了一些很愉快、很亲切的回忆。他很老，很瘦，有一副端正的面貌，一对灵活的、聪明的眼睛；他常常在阔廊下踱来踱去，步子很小；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说不出的文雅。他眼睛的一闪中，他声音的一转中，似乎都有些东西——后来，过了许多时候，我留意观察他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这一点——一种忧郁的气色，它甚至于能镇静最会闹的孩子，使他们在他身边怅然若失，帖然就范。仿佛命运有意要在人生的门口就碰见许多悲伤的、消沉的、顺从的人。……P50-53
卞之琳（1910－2000），生于江苏海门汤家镇。有名诗人、翻译家，在高校长期担任西语教授，在现代诗创作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著有诗集《三秋草》《鱼目集》《数行集》《慰劳信集》《十年诗草》《雕虫纪历1930-1958》等。
1936年，卞之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西窗集》。这本书诗文合编，共分六辑，第一辑为译诗，后五辑为译文。所选篇目，大多属于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盛行的现代派文学。这对当年京派和海派对峙的文坛，无异于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尽管这本书出版后各方面的反响极好，卞之琳本人却不太满意。他觉得诗文集“取材芜杂，翻译草率”，况且还有校勘的疏漏。于是，他悄悄地开始了“拆台工作”，另起炉灶。首先是将书中最后一篇纪德的《浪子回家》，与新译的原作后续另五篇合在一起，出版了《浪子回家集》；接着又将书中阿左林的部分，加上新译篇目，扩充为一册《阿左林小集》；后来还将书中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抽出，合刊了一个单行本。
改革开放之初，文学复苏，西方现代派文学也随之回潮，人们又想起了绝版已久的《西窗集》。卞之琳自然不愿意让自己报废的译本以原先的面目重印，便决定做一番清理。具体措施是，利用此前的“拆台工作”进行“重建”。第一步是删节，撤除第一辑译诗和另几篇风格差异较大的译文；第二步是归位，《亨利第三》和《旗手》还原，《阿左林小集》全部并入；第三步是置换，以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的一章替代原书中的那篇《浪子回家》；第四步是增补，新译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时钟》，作为全书开篇。1981年，这样一本《西窗集》修订版问世，立刻受到热捧，特别是文学青年，更是争相传阅。2000年，三卷本《卞之琳译文集》里收录的，便是这个“修订版”。
卞之琳的翻译与他本人创作的互动，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了。他的翻译作品，与当时文学风气的关联，包括对同时代以及后世作家的影响，尚待深入探讨。其实，翻译作品也应该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许多优秀的翻译，对汉语写作进程的推动和贡献，绝不亚于那些所谓的原创。另外，相对于作家而言，翻译家或许会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语言艺术本身，例如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冯至以及傅雷等人的精美译作，都堪称现代汉语的典范。
林贤治先生主编“文学馆”丛书，推出文学经典翻译系列，可谓用心良苦。他想到了卞之琳的《西窗集》，让我看看是否还有一些集外同类译作，能否编一个“增补本”。这一动议，正与我不谋而合。
前些年，我曾编辑出版过一册戴望舒的译文集《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似乎颇受欢迎。但也有一些异议，说不该删掉徐霞村的译文。其实，我的编辑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弄一本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戴望舒翻译的阿左林小品，与徐霞村没有什么关系。喜欢戴望舒、徐霞村译的《西万提斯的未婚妻》，如果为收藏，应该去找“一版一印”；如果只是为阅读，也可去找改版为徐霞村、戴望舒译的《西班牙小景》。我编的那个集子，只是要为读者提供一册尽量齐全的戴望舒翻译的美文读本。
同样，我现在想做的，也是试图为读者提供一册尽量齐全的卞之琳翻译的美文读本。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美文”，根据卞之琳本人的意思，不包括诗歌、戏剧，也不包括全本的中长篇小说，只是些短篇散章，即散文(含散文诗)和短篇小说(含长篇小说片段)。
现在这个“增补本”，是在“修订版”的基础上，又加以“重建”的。首先是并入《卞之琳译文集》里的其他短篇散章，包括回收那篇《浪子回家》，另选录《浪子回家集》里的三篇，以及文学评论四篇；其次是回收《西窗集》初版中原有的五篇，这几篇在“修订版”中被删除，《译文集》里也没收；最后是赵国忠先生提供的一篇旧报刊上的佚稿。
汤用彤《高僧传》校勘记里说，收集资料“宁滥毋缺”，使用资料“宁缺毋滥”。作者(或译者)自己编书，爱惜羽毛，精益求精，“宁缺毋滥”，可以理解；编者为了研读需要。方便读者，贪多务得，“宁滥毋缺”，也自有价值。
为了忠于译者原意，本书尽量保持译稿的原貌。特此说明。
感谢林贤治先生的信任，使我有机会完成这份心愿。感谢卞之琳之女青乔女士慷慨授予版权。
桑农
2014年12月1日于玲珑阁
卞之琳的《西窗集》，是现代翻译文学经典。无论是1936年的初版本，还是1981年的修订本，都是风靡一时。
夏尔·波德莱尔的《西窗内外(西方现代美文选)(精)》系《西窗集》的增补本，不仅收录了初版本和修订本的全部译文，还收录了其他一些散逸文字。其中多为散文、随笔，也有短篇小说及长篇断片，还有散文诗。卞之琳翻译的短篇美文，可谓尽在其中。
卞之琳的译文，纯净、典雅、隽永，富含诗意，充分显现了现代汉语的魅力。
卞之琳翻译的短篇美文，可谓尽在其中。
卞之琳的译文，纯净、典雅、隽永，富含诗意，充分显现了现代汉语的魅力。《西窗内外(西方现代美文选)(精)》是一部收集卞之琳翻译的西方美文集，收录有法国的夏尔·波德莱尔、保尔·瓦雷里、安德雷·纪德，英国的洛庚·史密士、托·斯·艾略特，俄国的蒲宁，西班牙的阿索林等西方现代著名作家的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