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一天，一位男子要外出参加一次大型的围猎行动，临行前，去跟自己心爱的女子告别，他拿出一根绳子对女子说：“我出去十天才能回来，这根绳子上有十个绳结，我走之后，你每天解开一个绳结，等绳结都解完了，我就回来了。”女子点头应诺。男子走后，女子每天解开一个绳结，绳结解完那天，男子果然回来了，女子高兴地对男子说：“这真是个好办法啊！走，带我看你们的战利品去！”他们来到部落中间的那片平地上，只见大大小小的猎物堆得像座小山，女子兴奋地数啊数，可怎么也数不清。男子笑着掏出一根打满大小绳结的绳子，说：“数数这个就知道了，这上面的大结代表大的猎物，小结代表小的猎物。”女子仔细数了数，足有一百多个绳结呢！女子说：“这办法好是好，不过，打那么多绳结，多麻烦啊！要是用大绳结表示十，用小绳结表示一，那不是更方便了吗？”男子一听，使劲儿拍了一下脑门儿：“对啊对啊，我真笨，怎么就没想到呢！我赶快告诉大家去！”于是，用大绳结表示十、小绳结表示一的办法便在部落中通行开了。
这是一个关于结绳记事的故事。《庄子·肱箧篇》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查、伏牺（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根据这个说法，上古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而神农氏则是使用结绳的最后时代。至于结绳这种记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据所记事情的轻重、所记物品的多少，来调整绳结的大小。可惜绳子容易腐烂，没有留下直接的证据。
实际上，这种方法在我国古代的确曾使用过。从后世的流传情况来看，我国云南某些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仍使用结绳记事：德昂族记事用的绳子由红、黄、黑、白四种颜色组成，分为粗绳、中绳和细绳，颜色、粗细各代表不同的含义；哈尼族在债务往来时，用同样长的两根绳子打同样的结，双方各执其一作为凭证；宁蒗的纳西族、普米族常用打结的羊毛绳传达消息，召集群众——他们在一条主绳上系若干细绳代表村寨，细绳上打上结儿来表示时间和人数；傈僳族用结绳的方法记录账目等等。这些结绳的事迹与古人的记载可谓如出一辙。
满族人还将结绳记事用于族谱的记载。清朝大祭中普遍祭祀“佛陀妈妈”，她被认为是赐福降子之神。“佛陀妈妈”由一个黄布口袋制成，口袋嘴用布条抽紧而呈现上尖下圆的形态，里面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索绳上结系着许多五彩布缕或帛条，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其中红色布条代表男孩，蓝色布条代表女孩，这样，子孙绳就大致记录了本族的繁衍情况，起到了类似于家谱的作用。我国台湾地区的高山族也用结绳的办法传达信息，一个男青年在相同长度的两条绳子末端各打一个结，赠给自己心爱的姑娘，这就表示求婚。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都相继发现过有关古代结绳记事的遗迹。其中最为复杂的，要算是秘鲁印加入的结绳了，他们称之为Quipu（魁普），其主要部分是一根粗绳，上面系着一些带有大结小结的细绳。细绳和结的数目、大小、相互排列位置以及颜色等都有特定的含义。例如，无色的绳子用来记录数量和日期，黑色表示死亡或灾祸，红色表示战争，白色表示和平或银子，黄色表示金子，绿色表示玉米或其他谷物，单结表示十，双结表示百。
高亨在《文字形义学概论》中说：“以事理推测，古代结绳，最初只是记物之数量，如五斗米，当作五结，七尺布，当作七结。进而则能表示物之性质，如记米当用禾茎作绳，记布当用麻缕作绳，结绳之方法其简单者大抵如是耳。”他之所以这样推测，是因为在原始社会时期，随着生产的逐渐发展，人们对数量的记录和计算产生了迫切的需求，收获的谷物、猎取的禽兽需要计算，区域的大小、路途的远近需要标记，甚至岁月时日、生活琐事也都需要用数字来记录。于是，他们逐渐摸索出能够帮助记数的各种方式，结绳便是其中的一种。随着结绳技艺的提高，这种办法才被用于记录其他事物。
从考古发现来看，人类很早就具备了制绳技能。考古人员在距今约28000年的山西峙峪人遗址中发现了骨箭，据推测，它极有可能是用绳子将箭头与木棍绑在一起的。这样看来，至少在旧石器晚期原始人已经掌握了制绳技术，并应用于狩猎当中。而打绳结的方法，有人认为可能源于渔猎时代的结网。种种迹象表明，制绳和打绳结都是伴随着人类劳动的需要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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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军，河南新乡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语言文字标准委员会秘书长，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标准审定委员会委员，“新世纪很好人才”，北京市教学名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研究。
吴菲菲，辽宁沈阳人。2014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华侨大学华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字学、训诂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说文通训定声）“转注”研究》等多项科研课题。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历教授，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人文社会科学很好著作奖、湖北省出版政府奖等。
姚伟钧，1953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中心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工艺评委，中国烹饪协会专家委员会顾问，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员，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饮食研究》杂志社编委会主任。
如果列出中华文化的几个最重要的元素，那汉字一定是不可或缺的。汉字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担负起承载中华文化的重任，几千年来与中华文化相伴而行，尽管饱经沧桑，却能同舟共济，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
汉字是世界几大古老文字中唯一毫不间断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这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从汉字体系的形成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大约四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汉语的发展，作为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系统，汉字从字符的构形到书写体势，都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字体风格。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不只是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还是汉字这种文化元素与其他文化元素互动的结果。
中国最早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的形成，就根源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占卜。甲骨文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关于占卜的记录，这些记录是刻写在当时的占卜材料龟甲、兽骨上的。在龟甲、兽骨这样坚硬的质地上刻字，其难度可想而知。即使十分用力，也只能刻出纤细的笔道；本来该曲线的地方，也只能刻成生硬的折笔；遇到圆形的东西，也只好刻成个方形。这样，便形成了甲骨文“笔画瘦削、多有方折、刀笔味浓”的字体风格。其实，甲骨文并不是当时的日用字体，而只是占卜这一特殊文化领域的产物。在当时，毛笔已经成了主要的书写工具，只是由于竹简易于腐烂，我们今天才没能看到，而当时用毛笔所写的竹简文，一定不会具有甲骨文“瘦削方折”的特点。因此说，甲骨并不是当时的普通书写材料，而主要是为占卜这种特殊目的而选用的特殊材料。如果没有当时用龟甲、兽骨占卜的文化活动，甲骨文这种字体就不可能产生。
金文字体的形成和发展，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汉字字体演变的一个特定阶段，金文是指商周时期继甲骨文之后运用于青铜器上的一种字体类型。青铜器早在商代以前就出现了，当时主要是一些日用器具，其上也没有铭文。商代前期，个别青铜器上开始出现族徽性的单字。商代后期，随着奴隶主宗法礼制的逐渐强化，一些经常用于祭祀宴享的青铜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具有了明贵贱、别尊卑的特殊功能。家族成员立了战功，受了封赐，也要铸刻在青铜器上，以便昭示后人，使子孙后代永志不忘，世代为荣。由于金文是在这样特殊的场合，为着特殊的目的而使用，承载着祖宗的光辉荣耀和对子孙后代的美好愿景，肩负着敬宗收族的神圣职责，这就使得金文具有了“圆浑丰润、庄重典雅、精致美观”的字体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当然与金文的实现过程有关，因为金文大多是铸造出来的，在铸造的砂模上写字要比在龟甲、兽骨上刻字容易得多，可以对字形进行精心加工，以求得字形上的庄重美观。但是，实现过程的便利，只是为金文的这种字体风格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而真正促使这种风格最终成为现实的，则是宗法礼制对青铜器铭文所提出的文化诉求。只有典雅庄重的字体风格，才能与宗法文化庄严肃穆的氛围相和谐，才能真正承载起宗族的尊严，显示出凝聚宗族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来讲，金文同样也不是当时日常使用的字体，而是青铜文化这一特殊领域的特殊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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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国度。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著名论断。文字是一切经典文献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王道政治得以实施的首要凭借，是前人将知识和智慧传给后人，后人了解和学习古人的最重要的工具。有了文字，人类的文明才可能有效地传承，知识才可能逐层地累积，社会才可能加速地发展。有了文字，不同文明之间才可能有效地交流，知识和文化才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可见，文字不仅仅是众多文明元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其他文明元素得以产生、发展和传播的载体和助推器。因此，要想学习和理解中华文明的基本元素，就必须从学习汉字开始。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繁荣，这是实现民族自立、自信、自强的重要举措。2016年5月17目，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干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习近平特别强调甲骨文等古文字的研究是事关文化传承的重要问题，足见国家对汉字问题的重视。为了回应国家的这一重大需求，我们在本书中分别从“文明开端”“先秦古韵”“汉后新风”“以形写意”“文化载体”“远播四方”六个方面，对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汉字构形的特点及其与文化的关系、汉字的国内国际传播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希望能够对全社会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认识汉字有所帮助。
《中华文化元素》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华文化元素的大型普及类丛书，共14册，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采取“即器即道”的撰写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元素，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流变和前行方向。图文并茂、四色印刷、装帧精美，读可悦目、思可悦心、藏可上架。本书是其中的《汉字》分册，由王立军、吴菲菲著。
王立军、吴菲菲著的这本《中华文化元素：汉字》以中国汉字为考察对象，介绍汉字精神与物质构成的文化内涵，以及体现着中华文化精英累积起来的生存智慧和生活艺术。通过蕴藏中华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奉献给异域受众，增进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