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笔名的前世今生
——记阿垅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想寻觅几本抗战读物。书架上恰好有册小书，是八十年代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的名誉主编是巴金老人，实际主编是楼适夷、林淡秋、柯灵、朱雯等知名人士；汇编目的是为了抢救在那艰苦的抗战岁月里与上海有关的一批作家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的珍贵硕果。
这本名《第一击》的小书设计得很朴素，淡蓝的封面上以几条白线勾勒出书名、作者与丛书名等不同部分。它是一部报告文学结集，记述了全面抗战之初在上海淞沪地区爱国士兵和下级军官，凭借步枪、子弹、手榴弹、刺刀等寻常武器对日本侵略者的浴血抗击。
细读发现，该书虽貌不惊人，却有着两个特点：其一，作者并非单纯的文化人，而是“第一击”的参战者；其二，随时间变迁，不同版本的作者署名在不断地变更。
初版由上海海燕书店于三十年代末在香港印制，书名为《闸北七十三天》，其中包括《从攻击到防御》与《闸北打了起来》两篇纪实报告及其附录《我写<闸北打了起来>》。作者署名“S．M．”。
第二个版本由海燕书店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出版，增加了《斜交遭遇战》一篇和作家前记，书名改为《第一击》。作者署名改为“亦门”。
第三个版本即一九八五年《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版，主要篇幅没有变动，但前记没有了，而有一篇作者文友耿庸先生写的《<第一击>重版后记》。作者署名改为“阿垅”。
三个版本，三个署名，作者却还是原来那一个，这是为什么？
这就不得不追溯作者的身世了。该报告文学集的作者本名陈守梅，一九。七年生于杭州平民之家。因家境困难，十一岁才进私塾课读，且未读很久；后获亲友帮助，进入新式教育的高小就读。这个内向的孩子很快掌握了自学窍门，开始如饥似渴地从社会和书本中吸取各种文化知识。
家庭经济条件使他无法“学而优则仕”，父亲希望他学习经商改善家庭生存环境，为此他被送到杭州某绸布店当了两年学徒。一九二七年的社会动荡使绸布店倒闭，父亲的梦想幻灭了。他积攒微薄的报刊稿费到能出门时，单身来到三十年代的上海。
这个当代亚洲最大的文化之城，对其人生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一是职业上的，他本想走“工业救国”之路，但“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为了对民族敌人以牙还牙，他报名投考了黄埔军校，成为第十期学员；另一是精神上的，他受到鲁迅精神的影响，决心以鲁迅的方向为自己人生的方向。一九三五年他开始以“S．M．”的笔名在上海大型刊物《文学》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新诗和散文。这个笔名让人觉得怪怪的，但笔者以为，它不过是他那个叫“守梅”的本名英文拼音的两个首字母。但他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本名呢？恐怕是他所处的环境(国民党军校)与他的进步写作不兼容吧。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成为抗战前线。军校毕业的S．M．以少尉排长的身份，参加了“八一三”淞沪会战，在前线长达七十天，直到日本飞机的炸弹穿透他的脸颊，打烂他的牙齿。几年后他在一首诗中称这一天是他“再生的日子”。口腔疾病也成为民族战争留在他身上的印记：每当他感觉疲劳时，口腔就会发炎，这种不适陪伴他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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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未曾想过某日会为自己编本书，因为若干年前，我曾下决心不与“文字”结缘。
那是“文革”前一年，我即将高中毕业，面临人生的抉择。当时学校号召毕业生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准备或“上学”或“下乡”。虽然我平日成绩还算不错，但并不以为自己一定能迈进大学门槛，我不清楚十年前将父亲卷入的“胡风集团”案件对自己到底会有多大影响；而且，自一九六二年开始，社会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我只能对自己说：先备战高考，考不上大学就下乡。
既然参加高考，志愿总是要填报的。这时候“家庭烙印”就出来作怪了，自然是从负的方向。我决心不填报任何文科志愿，特别是与“文学”“文字”沾边的学科。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十年前一帮文化人跌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印象仿佛还历历在目，我如何能再去“重蹈覆辙”呢？
我的中学六年在北京女一中度过，这个古色古香的学校诞生于一九一三年，原名京师第一女子中学。初中阶段，我没有感到有很大的政治压力，除了刚进学校，填学生表时，父亲一栏我留了空白。后来班主任兼学校大队辅导员韩老师来找我，问我为什么不填父亲，我很诚实但很小声地说：“我爸爸是胡风分子。”韩老师没有要求我将这几个字填在学生表上，“分子”算个什么成分，可能她也不知道，不过那一学年(初一)她给我的操行评定是个“中”。而在小学阶段，我年年都是“好学生”，刚进入中学，就降为“优良中差劣”里的一个“及格”，我感到无以自处，这可能算是我进中学的第一堂“政治课”。
后来我就玩命地学习，我的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初中的小女生们胸无城府，除了上课之外，大家打篮球、跳集体舞、过队日、演话剧，有的同学还去官园体育场参加体操队、武术队……日子好像过得很快也很快活，但也留下让人感觉沉重的记忆。
初一某天，教导主任李老师走进我们的教室，满面悲伤，声音低沉地说：“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们的同学赵晓冬已经永远地离去了。”立时一片惊呼。晓冬是班上的课代表，工作一向很负责，平时还喜欢与同学说些笑话。这么好一个同学，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后来才知道晓冬在小学时遭到继父强奸，她的班主任告发了这个人面兽心之徒，坏人被判了几年徒刑后刑期将满，晓冬糊涂的母亲居然带着两个女儿(晓冬和她的妹妹)自溺而亡了。哦，多悲惨啊，晓冬同学！
初二的一个夏日，我坐在同学Y家的院子里，听她讲述她父母的故事。她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父亲战功卓著，家中的孩子从大到小可以排成一长排，因为父亲感情出轨，后来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毁了母亲，也毁了父亲自己……，我当时简直听傻了，成人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升入高中，大部分同学的面孔是新鲜的，新班级的学友们好像一夜间长大成人。上课之外，大家学雷锋、学毛选、唱革命史诗《东方红》的歌曲，还讨论“九评”。我的学科综合成绩在班上依然名列前茅，但在单科上有的同学超过了我，同学S的数学成绩就胜我一筹。她是个面容清秀而思想单纯的女孩，一名住校生，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平时脑子里除了几何代数，好像就没有其他东西。可惜她后来没有进入大学。那时我还不知道：从一九五八年起，高考前就要对学生逐一进行政审，审查的依据不是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隐约听说S的母亲是名宗教人士，解放初被“镇压”了，估计她的高考申报志愿表根本就没有送进任何一家大学。多年后听说，S精神失常了。我曾想过，假如她能有一个深造的机会，没准也会焕发出与陈景润类似的钻研精神。可惜的是，阶级路线在中学的贯彻，毁掉了像S这样的数学苗子。
我父亲在我高考之前三年被释放出狱，政治上仍算是“阶级敌人”，但已不属于“关、管、压”的范畴。女一中的团组织在贯彻阶级路线中，视我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教育了我一两年后，颇费周章地吸收我加入共青团。
共青团员的身份和一九六五年女一中高考成绩的最高分，使我获得了一个高考后被“降级录取”的机会。“降级录取”这个词，我也是多年后才听说的。高考前，我不自量力地将清华列为第一志愿，事实上，当年被清华录取的我校同学分数都在我之下，但是，清华的蒋南翔不接收我，于是我的志愿表只能向后移动，直接或间接地到了北京化工学院。当时该院的党委书记是位工农老干部，名马芳庭。听说他看到我的高考成绩后，拍板说：“这个学生我们要了。”结果，这个决定在“文革”中成为马芳庭“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桩罪行。
北京化工学院是一九五八年建立的，此时只有三个系：无机系、有机系与机械系。高中时我参加过北海公园“少年之家”化工组的课外活动，所以志愿填报了有机系，但通知我报到的却是无机系，这意味着我不能接触化工行业的一些新知识。无机系的每个年级都分若干个班，一个班有二十几个学生，每个班上好像都有一两个所谓出身“有问题”的同学。这类被社会视为“幸运儿”的少数青年，在具体的环境中，却又很像是“另类”，因为带有“原罪”家庭的标签，他们与自己的“红五类”同学，在政治上是无法站在等高的地平线上的。“文革”中，起源于中学的“血统论”对联十分轻易地传播进大学，就证实了这一点。记得无机系高班有一个男同学，“文革”开始时被认定是“资本家的孝子贤孙”，遭到批斗，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又被送往唐山一个采石场劳改，后来听说他死于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认识他的人说他父母早亡，只有一个姐姐，姐弟俩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之前靠点房租为生。
“文革”的中期，我离开化工学院，成为西南地区生产化肥的一名工人。有五六年的光景，当正常人进入梦乡时，我往往得从铺上爬起来，沿着暗淡的夜路赶往工厂，然后在隆隆震耳的运转机器旁，在呛人刺鼻的化工气体中，慢慢等待黎明的来临。在时间流逝的那些年，偶尔想起少年时代对科学的神往、对文学的热爱，想起女一中、想起化工学院，都感觉十分遥远，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情，唯有想起高中毕业时的选择，才仿佛感到背后一直有股强力在推动我，督促我疏离文化、疏离文学、疏离文字书写，将自己彻底化为工农。现在我倒是做到了，可是，这就是人生本来的意义么？
“文革”终于结束，社会逐渐在发生变化，我离开操作岗位，开始接触文字工作，后来长期做专职的编辑。我发现，文字工作对于我原来并不那么陌生，自然也没那么可怕。想当年，因父辈的遭遇我曾主动与文字疏远，人生转来转去，不料文字重又与我结缘。
新世纪不必再上班了，与文字打交道的时间更多了，在帮助父亲整理或打印文稿时，我偶尔也写点文化随笔与评论，不过，这类文字多是因事而起，非有意为之。
细心的读者看本书的目录，会发现一些有关“胡风集团案”的人与事。这起案件现今许多青年人恐怕感觉很陌生。它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两年，范围比“反右”要小，但对人心的冲击强度却不比“反右”差，它如同一场“反右”预演，由它总结出来的“阶级斗争经验”后来长期指导过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因而吸取其历史教训应是有意义的。只是六十年过去了，该案的当事人多已离去，不说一般读者，就是学界中对该案很清楚的人也不多了。作为涉案者的后人，将了解的一星半点历史事实讲出来，我感觉是一份责任。这份责任若算作本书面世的内因，那外缘就是一贯热心出版工作的董宁文先生。宁文是精致且有品位的民刊——《开卷》的主编，曾策划推出不少颇有社会反响的丛书。他与父亲绿原相识多年，他长期惠赠的《开卷》，也是我家共同的至爱读物。宁文是位有心人，他知道我结束职业生涯后，偶尔也涂抹点“布衣”文字，羊年旧岁曾建议我将这些文字收纳起来，适时结集。虽自觉是方外之人，因珍惜与《开卷》的那份文化之缘，遂开始本书的整理。
二〇一六年春节
《白云苍狗》作者刘若琴为著名翻译家、诗人绿原的女儿，书中所收入的文章均为作者记述与父辈友朋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研究，也收录了有关父亲著作的相关的书评等。作者文笔雅致，史料独家，可供文学爱好者收藏与鉴赏。
《白云苍狗》是一部随笔集，为《郁金香书系》之一。书中所收入的文章均为作者刘若琴记述与父辈友朋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研究，也收录了有关父亲著作的相关的书评等。作者文笔雅致，史料独家，可觑见当时文人圈子的一角，融史料性、可读性、趣味性为一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