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父亲当年祭祖时
我常记不得人家的生日，但亲亲眷眷却不会忘记大年初一是我的生日。小时候，年初一上午，我爸爸的妹妹亲爹和蒯家干娘(爸爸嗣母的女儿)总会带着她们的女儿来。因为爸爸是长房长子，祖宗的神像在我家供奉。她们进门，先朝神像叩头，而后妈妈请她们坐下，老阿妈端上碗盖上放青橄榄的清茶和银盏盛的冰糖莲子羹。我们七个外甥排着队向她们跪下拜年，接过拜年钿。她们立起身来，总会拿出只喜封放进那南瓜形的银果盘，那是赏给老阿妈的。随后登楼，爸爸这才放下书报，楼上就传出阵阵笑声。年初一的午饭照例是面条。长辈拿起筷，总会朝我看一眼。哦，今朝是三毛头生日。比去年高了。标致了
过年的节目是从腊月廿四送灶开场，重头戏是年夜的祭祖。今年我七十六岁。十五岁那个年夜的情景印象最深。因为那个年过得最开心，最热闹，留下的记忆可触可摸。祭祖是非常郑重的。大餐台缩成方形。三面各摆四副筷碟酒盅，南边台沿系上红缎绣花的桌围。菜肴摆好，红烛点好，我赶快上楼找妈妈。但见她手里拿着小剪子，在给爸爸修胡子。
爸爸长袍马褂，面色凝重，拿起三支棒香点着插进香炉，朝着隐身的列祖列宗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阿哥也这样叩头。我跟着姐姐学妈妈，两只手放在肚皮一侧上下移动三回，然后跪下叩头。后面的弟妹胡乱拜拜就算了。爸爸右手持酒壶，左手挡着袖笼，十分精确地朝一只只小酒盅里斟酒。总是先敬朝南坐的，其次敬左边的，右边是末座。每敬一轮酒就叩一次头。酒过三巡上饭，再来一番。过一会，大概估计老祖宗们都吃好了，就去挪一下椅子，爸爸拔出棒香朝老祖宗作个揖，走到神像前的供桌面前，把香棒插进香炉。供桌上早已摆好四式水果，一对大红蜡烛火光耀眼。众人又随爸爸朝神像叩拜一番。这第一幕才收场。早已饥肠辘辘的小辈方能狼吞虎咽地去享用丰盛的年夜饭。
祖宗们每日上午都由孙辈敬茶叩头。那幅神像几乎占了满布西书的大书架的一半。上面画的穿着朝服的三个人是爸爸的嗣父寿卿公与他的两位夫人，他们代表列祖列宗与我们一道过年。直到正月十五，供上元宵，再请他们到大餐台边坐下，饱餐一顿。饭后，爸爸叩过头，送他们回天：他拔出棒香，把它放到院子里堆满锡箔的盆上，接过酒壶，朝燃着的锡箔洒酒，必须面朝南，酒水得洒成心字，表示列祖列宗永远在我们心中。祭祖闭幕，孩子们雀跃地去抢那四盘早已干了的水果。
这样的祭祖早习以为常，但就在这个年夜，我第一次发觉爸爸那样郑重其事，有异于平日的言行。平日里他衣着随便言谈风趣，西书满架饮食西化；年前刚从美国回来，正在编复刊的幽默的杂志《论语》。这种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中西撞击的现象，令我不解。
直到整理爸爸的作品一篇篇细读之下，才恍然大悟。邵洵美，早年是个诗人。他自己出版的诗集就有三本；帮助徐志摩出版《诗刊》，帮助朱维基出版《诗篇》月刊；又赔本出版《新诗库》；埋头研究新诗理论。然而他对旧诗却更为欣赏，在《忙蜂诗话》里他说：我读诗毫无成见，新诗读旧诗也读，中国诗读西洋诗也读。说也奇怪，我读西洋诗选本《金库诗选》，不时感到它已陈旧，调子熟且俗；但是中国的唐诗三百首却真使我百读不厌，读一次有一次新的发现。一生致力于新诗发展的他，老来以旧诗抒怀。他出版过十三种刊物，九种是为推动新文学的发展，然而他却更欣赏旧文学的神趣，说我们始终没有一个对旧文学的系统的研究，及透彻的欣赏，真是新文学界一个最大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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