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做梦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像问一只蝴蝶记不记得它哪天大梦初醒，发现全身已覆满了蛹片，又是怎样艰难地从茧上的小口挣扎而出。
我从不忌惮把梦想描述得如此具体而可怖。因为当你第一次独自直面梦想的炽热，除了欲火焚身的灼烧感，必定还伴随着一种历久弥新的痛感。
2015年的夏天，我从医学院毕业，带着自己写的剧本，跟着之前在剧团工作认识的朋友去了横店影视城——一个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地方。我一度执着地以为自己会碰到一些机会，但是很遗憾，我讲故事的能力很差，并不是一匹配得上伯乐垂青的红鬃烈马。
端午节那天，我和剧组的朋友喝了点小酒，一群人借着醉意在每月三百块租来的民房里引吭高歌。后来唱累了，就有人蜷在脱漆的墙角，借着醉意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2015年6月16日，也就是端午节前四天，尔冬升导演的《我是路人甲》在横店办了提前放映专场，我们都在试镜跑组或拍戏的路上，唯一一个去现场看首映的是月牙，结果，端午节这天哭得最响的也是她。
来横店的时候，她是个无人问津的小演员，后来更加无人问津，甚至一度无法养活自己，就去给另一个全无名气的小演员做生活助理。每天抱着折叠椅，挎着化妆包，裤兜里插着剧本，为别人打伞、擦汗、榨汁、煮饭。
去看首映那天，她的艺人正好没有戏，她边看边帮她的艺人画台词。一共四场戏，漏画了五句台词。
“谁的梦想会是给人倒水、擦汗、打伞啊……”她掩面哭道。
这么失败的人生，一定不是她十岁时在艺校昂首挺胸地摆着芭蕾手位时所想象的样子。
大概是酒精作祟，坐在旁边的沈涛突然拍案而起，吼着月牙：“你瞧瞧自己说啥玩意儿，咋这么不能吃苦，咱来这儿为啥？为梦想吃点苦算啥？晒脸！”
我喜欢听沈涛说话，他是东北来的，那烈性的北方激素，从语言到身板都给我这南方人带来了强烈的撞击。这三百块每月的出租屋是沈涛租来的。租的是村民的旧屋，距离镇上比较远，他自己买了人力三轮车，每天早上呼哧呼哧地往镇上的剧组蹬。没戏拍的时候，他就外出拉活儿。据他说，在镇上的景区蹬一天三轮，赚的钱比那点儿零星片酬多得多，但他还是愿意拍戏。曾经有段时间，来横店的剧组少，他每天踩三轮，踩坏了几个脚蹬子，于是用他那东北腔慷慨激昂地对我说：“老妹儿，哥以后要是换个四轮的，给剧组开专车咋样？”我坐在他的破三轮里，随着惯性左摇右晃着，回应他：“这算哪门子梦想，还不是离不开剧组。”
沈涛就这样和月牙较着劲儿，一群人就窝在出租屋里看着他俩较劲儿。异乡的端午，醉后的场面混乱至无法收拾。房间里没有热水器，醉了的人到门口的公共浴室拧开水龙头，对着脑门儿一顿冲。
之后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起自己关于梦想的故事。轮到我的时候，沈涛说，甭问了，这姑娘没受过苦，日子都安安生生过着，过阵子就回去了。
我平静地把手机里的一份扫描手稿递给他看。那是我十岁那年写的日记，足足一百多页。
“也让我讲讲我第一次有了梦想的故事吧。”我说。
这本日记从2004年开始，那一年我十岁。如果不是这本日记，我大概不会相信自己曾经在面对梦想时竟如此无所畏惧。整整一年，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不值得一提的梦想，扛着破袋子走街串巷拾垃圾，在学校里卖自制奖券，帮同学写作业、提书包，在大街上扯着嗓门叫卖，在打工的店铺里和色鬼老板斗智斗勇，被老板娘拽着头发赶出店，在无数人的白眼里想尽一切办法赚钱。
之后的十年，每当我遇到恐惧、怯懦时，都会翻开日记，去看这个眼神笃定的少女。我时常感慨，为什么这个十岁的孩子字里行间对于冷眼谩骂、嘲笑与误解毫不畏惧。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或许就是人类面对梦想时最本真的状态，就像童年时你想要心爱的玩具，虽然无人教导，但你一样会声嘶力竭地哭喊索要。
怪只怪，梦想不是清汤挂面，而是星辰大海。所以途中磨坏的鞋子，就当它们是甜蜜的犒劳。
我想把这本拾荒日记展现给所有在追梦路上的人。如果人生再来一次，我或许没有那年的她勇敢。（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