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十字文化的初步传播
为了解决在战地展开救护工作的难题，陆树藩提出要“仿照泰西红十字会章程”来办理救济善会。在分析陆树藩究竟如何仿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救济善会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当时红十字文化的传播情况。
近代中国最早的有关红十字会的讨论发生于1874年。时值日本出兵台湾岛，中日两国发生冲突。《字林西报》于是年5月份刊发了一篇介绍红十字会战争救护的文章(但文中并未指明这一组织为红十字会)。同年9月7日，《申报》将该文翻译后刊出，在介绍普法战争中“共有一万三千人不受俸，而甘心协力于济治各伤病之士，既不分彼此”的情况后，该文呼吁“今我国何不亦召好善者以效作此善举乎？”①尽管同样没有提及“红十字会”，但是“其论域则全为红十字会规则”②。此后，英国医生梅威令在台湾培养红十字人才的举动更是让华人对红十字事业有了直观而具体的认识。根据《申报》的相关报道介绍，“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梅威令医生……念必当使中国之人习学西医”，“复赴香港……招得李荃芬、陈呈棨二人，挈以回台入院肄业”。事实上，梅威令医生培养华人学习西医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发现“中国之兵与兵船近来皆用西法西例，车行必以医从。今中国而亦行西法，则将来西医一道实为中国之要务”③，希望通过创办医院为战地救护培育人才，以备将来发生战争时，不至于束手无策。《申报》在报道梅威令医生的举动时也认为，中国军队需要随军的西医，“专事救伤，人手多而施治速”④，“虽有华医，未必肯乐于从军，且其医疗之法，亦不若西医之操演有素，扶救有方”，并赞扬梅威令医生“怀大才，挟大术，具大愿，欲行大道于中国，搜罗中国人才而引之于医”⑤。1888年，梅威令医生培养的医者还曾在上海“试演临阵时救治受伤兵弁之法”。《申报》在相关的报道中特别提及，在此次试演中，这些医者对于敌方军人的态度是：“死者已矣，伤者必为之救拯”，更是指出“中国则向无此法”①。这表明，国人开始接触红十字会在战地救护时所秉持的对交战各国一视同仁的人道主义原则。尽管《申报》上有关梅威令医生培养战地救护人员的举动的报道仍有局限，未能对国际红十字运动做进一步的介绍，但它使“国人对西方以救护战争伤病为职志的红十字组织有了一个懵懂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②，则是毋庸置疑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西方传教士在营口、烟台等地创建了红十字医院等医疗组织，这为华人提供了近距离“观摩”红十字会的机会。据郭进萍统计，1894—1895年，《申报》登载与红十字医院相关的文章多达76篇，其中1895年的报道74篇之多。在这些报道中，有的赞扬红十字医院“疗治受伤兵士，办理甚为得手，保全性命不少”③；有的为红十字医院劝捐善款，“惟愿普天善士大发慈悲，源源捐助，济刀圭之妙用，拯锋镝之余生”④；有的感慨“使当日而重用梅君得以大展其长，广集生徒授以奥妙，何至今日而受伤兵士皆借助于各西人哉”⑤；有的特别说明红十字医院对“日本兵士之伤者，院中概不敷疗”⑥。由此可以看出，华人对红十字会在战争救护中的作用有了直观的了解，不少民众纷纷向其捐款⑦，以拯救战地灾民，同时也认识到了需要由国人自行创办红十字会，才能不必“借助于各西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国人对红十字会人道主义原则的认识仍显不足，对红十字会功能的理解基本停留在救护己方伤员的层面，《申报》的相关报道便能说明此点，“今劝华人捐助而倭人亦蒙其恩，在捐者恐心有所不愿”⑧。因此，《申报》才会在各种捐募启事中一再强调日本伤兵不受红十字医院的照料。尽管如此，甲午战争使得国人对红十字会的利益有了直观的认识，有识之士对红十字组织的宣传也就此开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以甲午战争为嚆矢，中国红十字的启蒙运动开始兴起”①。
甲午战事平息之后，各类报纸对红十字会的介绍和宣传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申报》为例，1898—1899年，该报先后刊载了孙淦所写的《创兴善会》《红十字会说》，鲰生所写的《中国宜人红十字会说》《创兴红十字会说》，以及没有署名的《红十字会历史节译》《红十字会条约》《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等文章。可以想见，这些文章对于红十字会知识在民众中的普及有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出现的时间就在救济善会成立前不久，陆树藩应当也是通过这些宣传文章，积累了对红十字会的初步认识。再结合《申报》对甲午战争时期外籍人士创办红十字会所做的详细报道，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陆树藩在面对需要进行战地救护的困境时，会想到采用红十字会的方式来办理救济善会。
总结庚子国难成立之前红十字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状况可以发现，国人最看重红十字会在战场上随己方军队展开救护的功能，而对红十字运动的宗旨却缺乏全面的了解。事实上，这一时期大力提倡创建红十字会的孙淦、鲰生等人，其论述的出发点往往集中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上。他们都认为，中国成立红十字会，加入《日内瓦公约》，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帮助；如若无动于衷，不成立自己的红十字会，则“坐令西方之人以野蛮相待，蔑我滋甚，其于国体，所关匪轻”②。《申报》的社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论调：“中国则声名文物照耀寰区，王者之师最重仁义，而坐令兵卒效命于疆场之际……不特中心有所不忍，且不将贻四邻之笑而鄙之为野蛮乎？”③这种舆论宣传的倾向，可能导致了红十字会所秉持的人道主义原则于1900年前在华的相关宣传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但无论如何，国人对于红十字会这一组织，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陆树藩得以“仿照泰西红十字会章程”的先决条件。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