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
《此去经年》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4年1月第1版
1927年2月6日，林徽因在美国费城写信给胡适，想请他从纽约到费城，为“彭校新创的教育会”作讲演。信中说，这个会和讲演本来“极不要紧”，只因她十分期待和胡适“聚会晤谈”。实在不行，她要争取去纽约见胡适。
林徽因的急切，在信中表达得很充分，她说：“我这两年多的渴想北京和最近惨酷的遭遇给我许多烦恼和苦痛。我想你一定能够原谅我对于你到美的踊跃。我愿意见着你，我愿意听到我所狂念的北京的声音和消息，你不以为太过吧？”
胡适其时正因参加中英庚款会议而转道美国游历。他对林徽因说的事很认真，去了费城，尽心尽力。用林徽因的话说：“一个小小的教育会把你辛苦了足三天，真是！”“从早到晚不是说话便是演讲真是辛苦极了。”
当然，对林徽因来说，更重要的或是“他乡遇故知”，见到老朋友，听到“狂念”的北京声音，自己也能说些朋友间的掏心话。胡适回后，她致信感谢说：“你的来费给我好几层的安慰，老实说当我写信去请你来时实在有些怕自己唐突，就是那天见了你之后也还有点不自在。但是你那老朋友的诚意温语立刻把我putatease了。”
他乡遇故知的宝贵，也许就在偶然、短暂，可遇而难求。欢叙过后，各有其事，终要分别。续谈只能靠笔，靠纸，靠书信。林徽因算着下次和胡适见面的可能时间，是“大约还有一年半”——半年后，胡适将回国，她还要“再留美国一年”。
当时，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林徽因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据说她是到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一代才女，远在大洋彼岸，牵动着此岸几位才子的心。
1925年5月22日，徐志摩写信给林徽因说：“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林徽因的情感生活及影响，涉及当年多位名流，错综微妙，热望与失望，理解与误会……难与外人道，却愿意对胡适这样善解人意的朋友讲。
1927年3月15日，林徽因写信给胡适说：“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问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彻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
同一封信中，林徽因还提到了“叔华女士”，希望“叔华女士若是有暇可否送我几张房子的照片”，“她母亲的院子里就有我无数的记忆”。字里行间的语气，应是友好、信任、期待的。看来她们是同一所房子不同时期的主人，徐志摩又属于她们共同的好友。这种关系是暖人的。
谁知世事难料。徐志摩遭遇空难的突然变故，其书信的归属与处理，导致与他密切的几位未亡人关系生变，甚至出了纠纷。林徽因身处其中，一些传言使她感到委屈，认为起因全在凌叔华说了不负责任的话。她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志摩刚刚离开我们，遗集事尚觉毫无头绪，为他的文件就有了些纠纷，真是不幸到万分……事情已经至此，现在只得听之……这一桩事的蹊跷曲折，全在叔华一开头便不痛快——便说瞎话——所致。”
接下来，林徽因罗列十二条文字，谈她经历的事情始末。多半年前，徐志摩与她说起他俩在英国的一段事，表示自己的“康桥日记”放在家乡硖石，可以找出给林徽因看。如果她肯要，他愿意给她，以便同林徽因保留的徐志摩当年写给她的信合并收藏。
徐志摩去世后，朋友们开会讨论“悼志摩”事，凌叔华于当晚约叶公超去看徐志摩遗留的日记。叶公超在凌叔华那里看到了徐志摩的“康桥日记”，并告诉过林徽因。徐志摩追悼会的次日，凌叔华到林徽因家，说想要点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信，以便由她编成一种如“志摩信札”的读物。
林徽因告诉凌叔华，“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说过，林问凌：“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这一问，让凌很不高兴。她语无伦次地说：“是！不是，说不清……”又道：“似乎——本是——”林徽因信中告诉胡适：“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此后，林与凌约好时间，去凌家取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林准时到凌宅，凌不在家，留信告：“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林徽因想起旧事——“志摩常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她把这话写给胡适，又说：“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大方点才好。”
P106-110
张冠生，生于1954年，祖籍江苏，现居北京，学者，供职于民盟中央委员会。做过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十多年，深受费老先生田野调查的熏染。曾在《读书》《东方》《随笔》《天涯》等刊物发表文章，出版《乡土先知》《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远古的纸草》《纸年轮》《过去的先生》《晴耕雨读》等作品。
书信类书籍，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特殊存在，值得珍重。我的阅读视野远不够开阔，也不作专题收集，只是稍加留意，就如此醒脑益神。这本小书，就是从书信类读书随笔中选出的一些文字。微信时代，纸质书信凤毛麟角，四顾茫然，大概只能回到历史中找寻。《任鸿隽陈衡哲家书》那样美好的书写会代代相传吗？《以赛亚·伯林书信集》那样浩瀚的挥洒会后继无人吗？如果可以乐观，谨以此书致敬；如果只能悲观，谨以此书致祭。
——张冠生
致敬或致祭
本书的文字，是“补课”所得。
“补课”的原因是缺课，缺课的原因是“文革”。
1966年，我十二岁。过了暑假，该读小学六年级。拜当年教育所赐，那时已能读厚本书，即便繁体字的“三言二拍”，也可连猜带蒙地看了。
暑假未至，“文革”火起。
六年级才有的历史课和地理课，本在强烈期待中，顿时乌有。
学校图书馆贴了封条。街上一堆堆的书，成了“封资修”标本，被人泼上油，点上火。那些书，来自知识分子的一问问书房。
初有阅读能力，突然失去正常阅读条件，如此十年。
缺多少课？实在难计算。十年后，作为“七七级”重归课堂，求知若渴，却因恢复高考系临时决策，仓促得很，人校报到后，连教材都还不全。
“文革”十年，缺课不止十年，却没有自动生成“补课”意识。
又二十年，一位老先生说：八十岁想起八岁该看的书还没看，要补课。
一语惊心。学贯中西的大师如是责己，我等后生小子焉能安神？何况老先生追加警告：看看世界潮流，不认真补点课，混都混不下去！
再怎么愚钝，有此棒喝，也不能不去补点功课了。
岁近知命，不在学界，没有职称压力，所谓补课，只是补“读”。
十多年来，增加阅读量的同时，承接了媒体一个栏目。开始很随意，到手什么读什么，写什么。后来有所调整，一段时间侧重某一类书，如传记类、日记类、年谱类、书信类……看上去有了点节奏，实际上仍属漫漶无归。
这本小书，就是从书信类读书随笔中选出的一些文字。
书信类书籍，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特殊存在，值得珍重。我的阅读视野远不够开阔，也不作专题收集，只是稍加留意，就如此醒脑益神。
很希望联合国能有机构搜求天下所有书信类书籍，供世人浏览。果能如愿，会是个博物馆形态的遗存式存在吗？
微信时代，想看手书纸质书信，凤毛麟角，四顾茫然，大概只能回到历史中。
《任鸿隽陈衡哲家书》那样美好的书写还会有吗？《以赛亚·伯林书信集》那样浩瀚的挥洒有否后人？
如果可以乐观，谨以此书致敬。
如果只能悲观，谨以此书致祭。
2016年6月20日于京西北博雅西园
记住信札文化／沈昌文
同冠生兄相交几十年，这次我才发现，原来他老兄也是文化界信札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
我是出版界的老编辑匠，这一行干了一辈子。干我们这一行的，通信是重要交际手段。我们要常同不少大学者写信，向他们请教、约稿。他们的复示，就是我们的宝贝，值得我们反复拜读，永久珍藏。比如吕叔湘老人家，我几次向他请益之后，他几乎每月给我一封信，畅谈对我所编书刊的意见和看法。我每次读他的来信都几乎感动得下泪，老人家对我帮助实在太大了。
当年我十分喜欢同海外与台湾的书友通信和请教。我觉得，他们对信札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成果比我们更珍视。我想，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书信被“造反派”抄获往往是致人死命的重要手段。这我所见多矣！
但更奇怪的是，海外朋友的信札大多还注意形式，如用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国内的朋友多不如此。国内的特别是共产党内的朋友来信，我只见过一位海宁查家出身的同志，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余未见过。
读冠生兄此书，我懂得，信札文化在全世界都受重视，因为它既具史料价值，又具艺术价值。这使我又想起一件小事。上世纪80年代我筹备出版一位保加利亚作者写的一本书时，发现书中所引马克思的书信在国内出的有关文集里都只列出原文，不加翻译，原因是那里谈到了性的问题。我们当年连马克思老人家的书信都要忌讳，还谈得上别人吗？
但是，我担忧，在世界范围内，信札文化都会渐渐退化。因为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用笔写信了。有事，发个电子邮件，谁还拿起笔写信？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冠生在做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我祝贺他！
2016年7月
《锦书来(精)》作者张冠生从读者做起，选取现已公开出版的梁启超、胡适、钱穆、冯友兰、萧红、费孝通、林徽因、本雅明、以赛亚·伯林、夏洛蒂·勃朗特、黑格尔等四十余位中外人文学者的书信集作为阅读对象。信件种类繁多，有私信、遗书，也有公开信、退稿信；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父亲对子女的关爱、师长对学生的教导、伴侣之间的情感交流、学者之间的切磋探讨……作者以学者的眼光，品读这些鲜活有趣且充满浓浓人情味的书信，或结合写信者的时代背景、人物性格，或参考其专业成就、交友范围，淋漓尽致地展现真情实感，为读者了解这些文化大家的思想气质、成长历程、家庭生活打开了另一扇窗，也为读者开掘出一条通往丰富而幽深的人文世界的秘密通道。
《锦书来(精)》作者张冠生从书信——这种更切近真情的私人化书写中，一窥梁启超、胡适、钱穆、冯友兰、林徽因、黑格尔、本雅明、以赛亚·伯林等四十余位中外人文学者的某个侧面。有血肉情深的舐犊之爱，有撼人心魄的家国情怀；有情感交流，有学术探讨……切点小，探点深。请随作者笔触一起探寻中外人文学者的精神归属，在喧嚣和浮躁中感受见字如面的质朴与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