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的夏天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我八岁，在如花似锦的沪江大学校园里，享受着我快乐的童年。
我们的家，是在上一年，即一九五一年的二月，随着父亲章靳以的工作调令，搬进这所美丽的校园的。
我们被安排住在正对校门的209号内，房子与校门之间隔着一片很长很宽的大草坪，草坪修剪得非常整齐，四周围着一圈奇花异草。
209号，是一栋很漂亮的欧美式小洋房，外墙的四周点缀着错落有致的爬山虎。厨房的门外，耸立着一株硕大的树，树荫如伞，遮盖着很大一片空间。夏天的日子，我们常在这树荫下，围坐着小木桌吃饭。凉风习习，鸟鸣如乐，好不惬意。
但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父亲却无暇顾及。自从调来沪江，虽然只是担任教务长一职，但是上无校长，他又同时兼任学校的工会主席，这对于当惯文人的父亲真是困难重重。他在自传中写道：“人是生疏的，工作也是生疏的。”在给复旦南下学生的信中，他也这样流露：“我是三月调到沪江来工作的，这边同学的思想情况远在复旦之后，因此工作颇繁杂，又因为工作经验缺乏，没有什么一定的成绩，你以后写信来，可寄：上海军工路沪江大学教务处即可。因为工作忙，文章也不大写……”
回忆在眼前闪现。门厅边的那间书房，原本应该是父亲最喜爱的写作的地方，然父亲一旦在家，总有川流不息的人在里面谈话。至于外面那间客厅，也经常有许多人聚在一起开会。后来，从徐中玉先生的回忆文章，我才知道原来中文系小组的“思想改造”会议，就在我家进行，一周要有两三次，所以给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时光匆匆。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运动：“肃反”“三反”“五反”以及思想改造，经历了大会小会报告会……日历已经翻到一九五二年的七月三十一日。
这本红色硬纸封面，题着两个金字“学习”的小笔记本，是一九五二年的春节父亲送我的礼物，扉页上留着我幼稚的笔迹：“章洁思是爸爸过年送给我的。”这两行用父亲那支咖啡色派克笔写下的红墨水字，喜气洋洋记下了我孩提过年的快乐，以及得到小笔记本的欣喜。这支笔是父亲常用的，很老式的一种，我见到时笔尖已经换过，分上下两半，但书写起来很滑畅。
记得过不多久，因为看到父亲急着要用小本子记事(他的上衣口袋里，永远揣着小记事本)，手边又一时没有(那时，这样的本子并不普遍，在沪江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更无处可觅)，我就主动“捐献”了出来。现在，看本子里从头至尾都是父亲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记载着他生活工作中的许多大事小事，读里面的内容，心中感慨万分。
刚翻开几页，就见“院系调整问题 七月三十一日教部”的标题，以下连着七页，都记着在教育部开会的有关事项。前三页是教育部不知哪位大领导的发言，列举过去大学的七大罪状，称调整并校为“高教中的革命”，并言明“私立学校全部没有了”。后四页是时任教育部高教处副处长的曹未风的谈话，具体安排各校各系的合并去向，那些私立院校，沪江、震旦、圣约翰等等都在合并之列。又翻过去大半本，已经是很具体的人员分工和日期安排了。再隔好多页，点滴记载着一点家事：搬家、改地址、买杂志，以及我的转学事项，这些内容与父亲的赴朝准备穿插写在一起。这些字上面大多有划痕，这是父亲一贯的习惯。每次，他都会把要做的事一一列出，完成后就一一划去，包括平时外出开会要带的物品，他都会这样列出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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