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颗愿意成长的心
我在一所学校和教师座谈时，有一位年轻教师问：“王老师，您觉得一个初入职的新教师要想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优质的教学环境、良好的成长平台，还是较高的学历水平呢？”我想了想回答说：“这些都很重要，但又都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能够反证的“证据”。我很少会喜欢一个人到推崇的地步，但是管建刚老师是个例外。我对他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曾经经历的“恶劣”成长环境以及后期的勃发。“一年大病，两年养病，三年经商，八年村小”——这是管建刚老师在很多场合对自己早期教育经历的一段描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最初的成长环境并不“良好”：八年村小，证明了他职业生涯第一站的“硬环境”不够上档次，没有多少人可以帮助他成长；三年经商，意味着他起初对教育职业并不十分“热爱”，在成长的“软环境”上也不占多大优势。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起步往往预示着他将成为最常见的“普通人”，甚至成为很不合格的小学教师。但从1998年起，他开始安心做教师了，十年之后成为特级教师，并在作文教学改革方面打拼出了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他的成长是从他“安心做教师”以后才开始的。
我学的是历史教育专业，却一直教数学学科。在十分讲究专业对口或者大致对口的中学教育中，我这种跨文理的老师不仅会在最现实的职称评审中屡屡受挫，就连教师成长也大多停滞在县区一级的骨干评选上，这曾经一度成为我迷失的理由。工作十九年，我有十四年的时间待在农村。2009年，调入一所位于城郊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但这所学校以小学为主，我所在的初中部更像是一个摆设。这十九年的时间，我外出学习的机会很少，也鲜有获得荣誉的机会，这种长期的封闭生活，让我几近丧失前行的勇气。
幸运的是，我选择了教育写作，并把它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一种向往。办公室里，当同事吞云吐雾、侃侃而谈时，放学后，当朋友觥筹交错、酩酊大醉时，宁静的深夜，当别人酣睡或者守着娱乐节目不能自拔时，我始终坚持在寂寞的空间里，用笔墨一点点穿透喧嚣与热闹，记录一天中的烦恼和幸福，反思课堂内外的每一个细节，捕捉生活中与教育有关的点点滴滴。迄今，我已经撰写了七百多万字的教育随笔，其中有一千多篇在《人民教育》等报刊上发表；应邀到各地做教育讲座二百多次，其中近半的讲座与教育写作有关。近年来，我开始在《湖南教育》等杂志拥有了自己的教育随笔专栏，成为《教师博览》《班主任之友》等杂志的签约作者、优秀作者，担任多家教育杂志卷首语的特约撰稿人，并被《中国教师报》《今日教育》《师道》等媒体作为教师成长“样本人物”予以报道或进行封面人物介绍。我知道，这些算不上是成功，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已经是一种生命的超越和超脱——至少，我没有在困苦中选择放弃，更没有在艰难的行走中迷失方向。
我相信，在全国范围内，一定会有很多教师在毕业之初就被分配到了优质学校，学校也会专门安排一些名师做他们的入门师傅，他们很容易就会获得一个较好的成长环境；我也相信，有更多的学校在不断地为教师成长创造着机会，诸如免费赠书、名师引领、外出学习之类促进成长的手段已经成为常态，新老师们不费气力就可以拥有令人羡慕的成长平台。但是，被这种良好成长环境浸润着的老师们，有多少人能够成长为管建刚一样的优秀老师？又有多少人会珍惜这些机会和平台？事实上，有很多教师把学校给予的成长机会当成了累赘，把学校辛辛苦苦搭建起来的成长平台看成了障碍：听报告时打盹闲聊玩手机，外出学习时溜号逛街买衣服……这已经成为很多教师习以为常的做法，拒绝成长也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遮掩的大众心态。
至于教师的学历水平，更是难与教师成长建立必然的联系。我的一位同事，只有初中学历，很多年前享受国家的“接班”政策成了学校的校工，负责印刷试卷。后来学校缺教师，他被暂时安排带初中语文课。几年以后，他不仅把课教得有声有色，教学成绩遥遥领先，还成为语文教学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全市语文教学骨干和业务教干。他启动的“大语文”教学研究中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然在全市推广和应用。当然，他这一个个例不能说明学历与教师成长的全部关系，但至少告诉我们，没有高学历的教师只要愿意成长也一样能够成功。并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确实部分存在着“研究生不如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的现实。
在我看来，优质的教学环境、良好的成长平台、较高的学历水平和专业素养，确实是一个教师成长和成功的肥厚土壤，但若没有一颗愿意成长的心，这一切都是空谈，甚至成为教师前行的牵绊。
P3-5
这本书是王维审老师“觉者为师”系列书的第二本，与第一本《寻找不一样的教育》相比，更多了些沉静和理性的思考。整本书，没有宏大的理论探讨，而是在娓娓道来中消解了一线教师普遍存在的困惑。无论是从引领成长的“内功”上，还是从文章可读性的“外在”上来说，该书都是一本难得的教师心灵读本。
——德育报社社长、总编辑，张国宏
王老师是一个相信自己就是光，而且时时刻刻用这样的光去引渡他人，去激起更多光的人。他生于贫瘠，超越贫瘠成为他最基本的姿态；他身处体制的底层，但始终以民间的立场，自觉、坚定地去找寻与呼唤教育的光明与自由。他的教育思考已经远比自己的“身份”更有影响力，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草根的力量，也更能相信教育改善的可能。
——著名教育学者、生命化教育倡导者，张文质
2014年9月17日，《中国教师报》以《准备好一颗愿意成长的心》为题目整版报道了我的成长经历。在文章的末尾，记者宋鸽老师写道：“离开了课堂的王维审一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因此，直到今日，他也一直没有放弃重新回到学校，回到学生们的身边。”
这句话不是我说出来的，至少不是直接说出来的。按照宋鸽老师的说法，这是我“透”出来的，我的浑身上下都透着这样一种心情，每一个接触我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那时，我离开学生和学校正好一年时间，那时的我正在迷茫中拼命寻找新的出口。
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学生的，我的根脉在学校。虽然在最基层的教育一线，有过很多的跌跌撞撞，品过太多的辛酸劳累，但和学生在一起的日子是充实的，再苦再累我都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所以，当我在猝不及防中被推向另外一条路时，无聊和疼痛在瞬间袭来。周围的人说，知足吧！多好的事，机关的工作轻松且没有压力，比教书强多了，但我却无法说服自己沉默到清闲中去。最痛苦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竟然写不出文章来。
其实，真正让我感到绝望的是：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也就是在那次采访中，宋鸽老师对我说：“工作不一样了，可能会有一个适应期，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把自己十几年的文字整理一下，算是总结，也算是新的开始。”
于是，我便找到了最应该做的事情。我把自己十几年来写的文字一点点捡拾起来，梳理了一遍，我便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我也是属于文字的，我必须用文字给自己一个说法，一个交代。
于是，我便有了这次出书计划——总共三本，一本是教育叙事，一本是教育随笔，一本是总起来谈教育写作的。本书是第二本，书中精选了我在各级报刊发表的与教师成长有关的随笔。我试图用它们解读从新教师到“杰出”教师的成长历程，解答教师群体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困惑和疑虑。
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希望这些文字，可以给像我一样正在经历着困惑的老师，一点亮光。
王维审
2016年秋
去年，我到一所学校讲课。在互动环节，一位青年教师问我在成长中有没有遇到过困惑。其实，我是一个贴地而行的草根教师，而且我的成长过程并不顺利。只不过，当我面对人生和教育的困惑时，我有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我想用下面的这些文字，简单回顾这些年来自己所做过的事、所走过的路、所经历的坎坷，也希望能够给更多的青年教师一些启迪。
实践，重新回到人性
我的教师职业生涯始于一份临时代课教师的工作，我的教育实践也就源于此，它们一样简陋而浅显。那时，我虽然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高中生，既没有教学经验，也不懂得教育规律，但是我的教学成绩却很好，所带两个班级的英语成绩一直都是乡里的前两名。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小规模教学总结表彰会上，教务主任让我谈谈自己的“先进做法”。思索良久，我得出了三条经验：一是跟得上，跟紧班级，跟紧学生；二是拼得上，拼时间，拼精力；三是舍得上，舍得力气，舍得付出。也许是恰好能为领导所用，我的这三条经验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和推广，直到我离开那所学校时，它仍是领导们给新教师鼓劲的法宝。
前几年，我与昔日同事偶然相遇，当他提及当年的“三条经验”时，已经淡忘了的很多东西又在我心中泛起。真不知道那些单靠热情和勤奋挣来的分数，曾经让多少年少的心灵变得枯竭和乏味。也许学生的分数越高，也就意味着我对学生的倾轧就越严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那个时候的“挣分英雄”，也是那个时候我教过的学生的罪人。
经过两年的师范专科教育，我成了公办教师。从那时起，我的教育实践开始进入了请教、模仿和经验积累的时期。和很多青年教师一样，一些优秀教师的教育经验成了我模仿的范本，但重要的是，我的模仿比一般模仿者多了很多创新的成分。也正因此，我比别人累积了更多属于自己的独特管理方法和策略。从1998年开始，我就潜心研究小组管理和量化管理，并形成了一整套很具操作性的班级量化管理方略。直至今日，在很多地方仍被推崇的小组合作和量化管理，还是没有突破我当时的一些理念。我的一些做法，在很多场合仍然被作为经验典型推荐和推广。
应该说，五年的量化管理实验，确实给我带来了无限的风光和荣耀，而我却在这种光环之下开始了痛苦的自我否定：如果说我在临时代课时代是用自己的身体捆绑住了学生的身体，那么量化管理就是用数据捆绑住了学生的灵魂。于是，我的教育在2003年开始了转向。
又用了五年的时间，我才慢慢找到了教育的最佳方式，那就是让教育回到人本身。当教育的目的单纯到只关注入的时候，教育便不再受那些评价和考核的束缚，而更有了灵性和人性。
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记者曾经问我的职业荣耀感来自哪里，我回答说：在多年以后，如果我的学生能够时常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点滴细节，如果这些点滴细节已经对他的行为方式和人生际遇产生了影响，并与他的生命成长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就是我最大的职业荣耀。
从人治到经验管理，再到人性的回归，这是我十几年教育实践走过的路径。而这样的改变和回归，则是源于忘我的阅读、坚持不懈的写作以及直抵灵魂的反思与追问。
读书，让教育不断丰盈
我是一个单调、无趣的人，我所有的时间除了待在课堂里，就是沉浸在书本中，以至于在很多同事看来，我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对于我来说，亲近教育经典，不是为了成为教育家，也不单是为了专业成长。我读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寻找到通往学生内心世界的捷径，二是让自己获得精神的丰盈与心灵的澄澈。我读过很多书，但令我一直手不释卷的，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
这本书，我一直在读。对于我来说，它更像是一本字典式的教育工具书，当我在教育中遇到细小的麻烦和巨大的困惑时，都可以在它里面翻检出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建议。
毕业之后，我先是在校办工厂干了很久的杂活，才有机会接手了一个“差班”。对这个来之不易证明自己教学能力的机会，我十分珍惜。而这种过度在意和紧张，让我在课堂上容不得任何一个学生分心或者走神。哪怕是学生瞬间溜号，也会在我的一声断喝中被凶狠地拽回来。有一天，一个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学生，竟然在上课的时候把眼光移向了窗外的那棵树，这自然逃不过我的眼睛，自然也受到了我最严厉的呵斥。但从此以后，这个学生一反过去对数学的喜欢，开始处处与我软对抗，成绩也一再下降。就在这时，我在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你不要大声斥责他，不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他搞成不注意听讲、坐不安稳的坏典型。我劝你轻轻走到他眼前，握住他的双手，把他从他那童年的美妙的独木舟上，引渡到全班学生乘坐的认识的快艇上来。”
……
但有一天，我在书中读到了《美国优秀教师行为守则》，其中的第一条就是“记住学生的名字”，由此我深刻理解了名字对于学生和教育的意义。我不由对“名字事件”进行了一次追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尴尬？因为没有提前做功课记住学生的名字。
为什么会不记学生的名字？因为觉得这件事不重要。
为什么会觉得不重要？因为没有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识和习惯。
怎样才能充分尊重学生？记住学生的名字，把学生名字之类的小事当作教育的大事来做。
怎样才能记住学生的名字？ 学生的名字有什么样的教育意义？
……
追问，是一种自觉的寻找，向更深处漫溯的寻找。一次名字的尴尬，若是没有这次追问，也许很快就会在忙碌的生活中随风散去，但却在自我追问中绽放了教育的光彩。习惯了追问的我，总会把每一个教育元素进行一次彻底的追问：追问班规，追问作业，追问仪表，追问班会，追问家长会，追问学生座位，追问班干部建设……这种追问和思考，打破了常规对我常年的束缚，引导我在阵痛中开始寻找出路，让那些平庸、肤浅、简单的经验，那些似是而非的疑惑和困扰，在自我剖析和碰撞中得到了升华、确定了答案。
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时刻对自我的教育经验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态，对已经成为习惯的做法与看法时刻保持一种警协和质疑，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教育情境保持高度敏感性。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经常展开反思和追问，不断进行阐释性思考和批判性反思，让教育教学时刻充满活力和激情。
近年来，我接到的教师求助信越来越多，他们在信中提出了许许多多生活和工作中的困惑。凭着对教育的一点理解，我尽可能地回复他们，但更多的时候，因精力和时间所限，我无法做到一一回复。所以，我写下这些文字，让更多教师学会通过读、写、思来独自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困惑；所以，我从自己发表的千余篇文章中精选了部分涉及教育困惑的随笔，让更多的人在读这本书时能够有所启迪。
做一个不再困惑的老师，这是我写这些文字的初衷，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王维审 2016年春于羲之故里
《做一个不再困惑的老师》是作者王维审“教育写作”系列书系的第二本书，是继《寻找不一样的教育》之后的又一倾力之作。书中从教十余年发表过的教育随笔，解读了从新教师到杰出教师的成长历程，解答了教师群体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困惑和疑虑。
如果说阅读可以照亮生命，写作使心灵变得澄明、清澈，那么反思无疑是对灵魂的一种追问。这种追问，“是一种自觉的寻找，向更深处漫溯的寻找。”通过不断的反思和追问，“不断进行阐释性思考和批叛性反思，让教育教学时刻充满活力和激情。”如何读，写什么，怎样思？王维审老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众多一线教师的困惑，在《做一个不再困惑的老师》中一一作了详细的阐述。面对“教育之道”，虽然每个教师有不同的经历和个性，教不同的学科和学段，针对不同的学生和问题，每个人选择的方式方法、策略技巧也会不大相同，但最终都将归向教育之道。有些“道”虽不可照搬照抄，却可以给我们一些智慧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