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未来记》里，梁启超借小说人物之口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骂了个痛快淋漓。

不少人认为，作为改良派的重要人物，梁启超与皇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清王朝寄托着希望。小说比其他任何文体都更为鲜明地揭示了梁启超的内心，写出了梁启超的痛恨，使他得以发泄一腔愤怒。通过人物游览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谈，作品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面，有力地揭露了清朝的“洋人小朝廷”，将作者对祖国的深重忧患抒发得淋漓尽致。

既然对这个朝廷、这个社会、这种现状如此痛恨，来一场痛快的革命使它彻底改变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不，情感并不能代替理智。目的当然是“改变”，但用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改变它，却是需要用理智去选择、去控制的。于是作品安排了两个观点不同的人进行辩论。李去病主张采取革命的方式，用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新国家。他认为，不革命，无以改变旧中国。而黄克强以种种实在的理由反对革命的手段，主张渐进的办法。他以为，中国如用革命的方法必然重蹈法国大革命的覆辙，使政治不稳定。中国将出现列强分食、军阀混战的局面，因而不能真正出现新的中国。二人一起辩驳了几十个回合，双方的理由都充分展开了，却谁也没有说服谁、谁也没有战胜谁。

从最隐秘的内心看，梁启超多少有些希望中国的问题能够不用激进的办法来解决。这在作品的艺术安排上有些颇耐玩味的体现。如主张改良的黄克强身上多少有些梁启超的影子。黄克强是广东人，其父小时曾“受业南海朱九江先生之门，做那陆王理学的工夫”。他出国求学之行前，父亲“别无嘱咐，单给他一部《长兴学记》”。说是其父之老友南海康君的重要著作，要黄克强“拿去当作将来立身治事的模范”。他们在绕道上海时，“在时务报馆里刚遇着浏阳谭先生嗣同寓在那里，正著成《仁学》一书”。于是他们抄得《仁学》在船上细细研读。在黄克强的经历里我们隐隐可以看到梁启超的脚印。

结局的安排也十分微妙。作者让黄克强的“立宪期成同盟党”获得成功，让黄克强成为新的共和国的创建人。为了强调黄的成功，作者在结构上采用倒叙的方式，用在庆祝大典期间讲史的方式，将这一“成功”加以确立。

然而作品的内部叙述却又颠覆了其人物与结构的外在安排：被作者倾注了如此匠心的黄克强，在论争时，其道理却并没有战胜李去病，可见李去病道理的强度和力度。于是作品便出现了这样的张力：在故事的结局里，黄克强是作者的着力者；但在故事的进程中，这种“着力”往往成为李去病的反衬。

从李去病的侃侃而谈、滔滔雄辩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革命派的道理是深有研究并不乏认同的。因而可以认为，黄克强、李去病各自代表着梁启超内心矛盾的一个方面。正如美国汉学家张灏所说：“由于两位主人公是梁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论可看成是梁内心的一场争论。小说以不得要领的方式结尾，这暗示梁在改良与革命问题上还没有明确主意。”

还值得一提的是，黄克强与李去病是挚友。他们奋斗的目标相同，只在手段的选择上有分歧。因而他们的争论毫无敌意，是实实在在地为中国的未来讨论。

P14-15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也是我生命的搏斗过程。提笔写后记时，我所感到欣慰的，不只是书稿的完成，更是我生命搏斗的胜利。

这本书的资料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2014年4月，写作刚要启动的时候，我住院了。手术、治疗，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从4月到11月，整整8个月，我一直在与医院和药物打交道。

为了打发病中痛苦而无聊的时光，我在医院也看看资料，想想本书的写作。偶尔，也溜回家在键盘上敲几下。8个月下来，我居然敲出了本书最初的四万多字。字数不多，我却十分珍惜。它既是我战胜病魔的力量，也是我病中心血的一小块儿结晶。

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出院，电脑出了点儿毛病。我请一个朋友来帮忙，一个键敲下去，那四万多字从电脑里跑得无影无踪，再请多少名师高手，都无法找回来。

只得一切从头开始。而恢复中的身体，时时迫使我放慢乃至暂时停下写作的脚步，因而我的写作速度整个一老牛拉破车。

又是8个月过去了。这8个月，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我主要在与20世纪初的伟人与凡人们打着交道。我所做的，不只是作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首先是与他们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我从他们那里看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从他们那里吸取生命的勇气和伟力。我与他们打通生命的情感，我向他们学习生命的智慧。他们是我的写作对象，也是我的写作动力。

于是，我是用一个与他们接通了的生命，站在世纪之交去理解20世纪之初的时代和社会。在这本书里，我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观点也许幼稚、片面，但有一点我却比较自信：它们都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它们首先源自我对那个时代文学与文化的生命感悟，其次才有其他：观点或理论。

我要感谢我的老师谢冕教授和我的朋友孟繁华博士。他们一直给我输送着生命的激情和力量。

我要感谢中山大学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领导们。在我生病期间和出院之后，他们都给了我巨大的关怀和帮助。我要感谢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们，他们时时关心着我、激励着我。我更要感谢我们研究室的黄修己教授、李伟江教授、吴定宇教授、艾晓明教授，他们更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帮助和心灵的温暖。我还要特别感谢吴锦润、张海元教授和我的朋友、哲学系教授陈少明先生，他们在资料等诸多方面给我提供了帮助。

我要感谢中文系的研究生，陈伟军、陈淑海、李海霞、徐玲、刘海滨、韦中华、申霞艳、周松芳、张念等。在我生病期间，他们给了我许多照料。在本书写作的最紧张阶段，他们还帮我借阅有关资料。他们，给我的生命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我要感谢中文系资料室的黄一心，校图书馆的李桂兰、郭一凡等老师，她们在我收集资料上，提供了很多方便。

我要感谢广东文坛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是我生命永远的动力。

我要感谢为我治病的医生们。是他们给了我重新写作的可能性。我将永远记得他们。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傅汴霞和我的女儿程璐。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我想，我的生命早已与亲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新版序言 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总序一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总序二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

小引

一、梁启超：落伍者的超前追问

 回至那次“跨出”：新文体，“群”与民族主义，革命与改良间

 的摇摆——眼界一变又一变之后：到美国，大共和国的梦想，

 “不知从何处说起”，美国模式与中国之路，“不依傍”——梁

 启超与“五四”：巴黎和会与“五四”火炬的点燃，历史的隐

 喻，梁启超与“五四”的孕育，梁启超与“五四”人的距离，建

 设新文化的态度与梁启超的价值

二、章太炎：真俗之间的道德情怀

 “革命”与“学问”：“苏报案”，章太炎与梁启超，书香世家与

 诂经精舍，经学与新知，“转俗成真”，奇妙的组合——道德

 与秩序：佛声与民声，“救亡”两层面，平等、齐物，章太炎与无

 政府主义，道德秩序与社会人心，自贵其心、不依他力，时代

 张力——过程与终极：章太炎学术对中西文化的回应，章太

 炎与社会主义，太阳底下无新事物，“自己手造和别人帮造的

 墙”，章太炎与鲁迅，20世纪的两种人

三、苏曼殊：面对人生的苦难与诱惑

 《惨世界》的“乱添乱造”：“很不忠实”的翻译，影射手法，对

 晚清社会的揭露，对奴性的批判，男德形象，积极的革命者，

 “国民孤愤”与“扑满图”——走向“潭影疏钟”：众说纷纭的

 “出家”原因，内心潜存的出家欲望，“革命”与“和尚”——两

 种诱惑之间：生命与创作中的矛盾，苏曼殊小说，痴情男儿，

 情缠绵却不婚娶、有情人难成眷属，出世的诱惑，人生的矛盾

 与分裂，深渊诗情，浪漫和尚的情与爱，情爱与革命，内心煎

 熬，“尚留微命作诗僧”——“剪裁”的尴尬：贬低情爱与抬高

 革命，单一标准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写作模式，20世纪初历

 史的丰富性，揭示人生本质的意义

四、王国维：20世纪的另一思想源头

 把“玉”叙述为“欲”之后：《(红楼梦)评论》的失误，人生问

 题，与叔本华的缘分，欲望与生活的本质，痛苦的解脱，超然

 于利害之外之物，《红楼梦》的解脱之途，王国维与其时代的

 张力——现代性与人生问题：中国孕育现代性的语境，叔本

 华与西方哲学，两个“西方”，主意说与直观，悲剧功能与游

 戏精神，反抗现代性，两个大师——“人间”的文学话语：《人

 间词话》与哪一个“西”交融，王国维的“真”，与理性主义文

 学思潮的对话，王国维的术语——发人深思的误读：对皇室

 的态度与对封建文化的态度，为传统所化与“化”传统，关于

 “启蒙”先驱．时代的误区

五、谴责小说：“破船”叙述中的未来想象

 欲海行舟兴亡一梦：老残的梦，主要谴责点，道德角度——

 “游”者的视线内外：《老残游记》的失误，视线之内的官，桃

 花山下的社会，反对辛亥革命与变革要求——还彩云以“生

 命”：关于“线索人物”，傅彩云形象，作者对彩云的态度，登

 上“觉岸”之路

六、鸳鸯蝴蝶：被放逐的市民情调

 不讨好的双重疏离：对鸳鸯蝴蝶派的读法问题，市民情调对

 传统的疏离，反抗神圣的两条路子——“逃避现实”与迎向

 现实：夏志清的论断，上海的崛起与市民社会的形成，另一份

 人生对文艺的要求，报刊的繁荣与“蝴蝶”的起飞——文人

 与大众：20世纪初文人的分化，游离传统角色的文人。“五

 四”人的“中心”心态——都市与乡村：市民情调的隐匿，都

 市与乡村的张力，都市的再次向文坛迈进

年表(1903—1914)

参考文献

后记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谢冕先生的领导下，历经七年时间，于199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系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关于书系的要义、构想及写作过程，谢冕先生在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和我在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已做了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近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对那个学术年代充满了流连和怀念。

1989年秋季，谢冕先生在北大创办的“批评家周末”，一直坚持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除了谢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外，许多在京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都参加了这一学术沙龙性质的活动。1999年，我在《批评家周末十年》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89年10月，谢冕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他用这一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基于当时空旷寂寞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和在京的青年批评家，也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定期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研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在有限的范畴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使学院批评在社会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续。逝者如斯，蓦然回首，“批评家周末”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它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回望十年，它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这一批评形式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自由讨论和畅所欲言，不仅缓释了那一时代青年参与者的抑郁心情和苍茫感，同时，它宽松、民主、平等的环境，更给参与者以无形的熏陶和浸润，并幻化为一种情怀和品格，而这一点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为重要。或者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立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个性。因此，这些学术作品并不是线性地建构了“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境头”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文学史制度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但“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总体构想，显然又是这些具体问题的整体背景。这一构想的实现，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生长点。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形成的学术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成员。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认真地报告、认真地倾听，然后是激烈的争论。谢先生有他整体性的构想，但他更强调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并且希望尽可能保有作者个人的想法甚至风格。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坊”写起，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坊意味深长；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广泛涉及了日记、演出、校园文化等；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从“两座城”和“两个人”入手；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于是我想，学术理想、学术气氛和学术信念，可能远比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近二十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现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国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社重新出版，我们内心的感奋可想而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讲任何条件的胸怀和气象，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一个商业气息弥漫四方的时代，让我们感到还有不灭的文化情怀一息尚存。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因为她对这套书价值的认识，因为她的提议获得了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今天《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他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书系新版序言本来应该由谢冕先生来写，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会要言不烦。但谢先生指示由我代笔，师命难违只好勉为其难。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2015年3月8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这套书第一次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框架内思考文学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学术群体共同完成的成果。

这套书由谢冕、孟繁华主编，在年代选择、丛书设想、可行性等方面也得到了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先生的热情肯定和支持。其中洪子诚先生、钱理群先生还亲自参与了撰写。

丛书以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串联起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把握时代的整体精神。写法上是回到历史现场，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细节。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也由此变得生动立体。

全套书共12册，从1998年初版以来，在海内外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此次再版，既是再现一个时代的学术成果，又是展现一个学术群体曾经的学术热忱。

程文超著谢冕、孟繁华主编的《1903(前夜的涌动)/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为其中一册。

程文超著谢冕、孟繁华主编的《1903(前夜的涌动)/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重写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堪称“大视野文学史”。是有北大学术背景的一批成熟学者90年代初创作的严谨之作。它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到1993年煞尾，以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串联起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在写法上回到历史场景，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细节。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由此变得生动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