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东地区第一个现代世俗国家。军队从奥斯曼帝国时代到现代土耳其的形成都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众所周知，奥斯曼帝国曾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实体，鼎盛时期占领过亚、非、欧的大片土地。本书在概述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之后，叙述了1908年革命以来各个时期的情况，全面评估了导致新土耳其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进程。其中，重点通过阿塔图克建立的政权、多党时期（1945-1960）以及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三次军事干预来描述现代土耳其的进展。
现代土耳其及其缔造者们为与过去的腐败无能做彻底的决裂，强调自己与奥斯曼帝国并无共同之处。然而经济上的通货膨胀使得1950年代中期爆发低阶军官叛乱，后者希望通过军事变革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从1960年代开始，土耳其似乎进入了每十年干预一次政治的循环模式。政变和修宪并没有如军政府所预期的那样恢复法律和秩序，军方在1980年9月再次政变，希望给文官政府一个他们要求的和平安宁时期，将国家经济恢复到健康状态，同时再次进行政治重组。
纵观现代土耳其的历史，军事政变和政治选举、军人政权与文官政府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一系列法律的制定，赋予了土耳其人民享受民主政治的权利。在此过程中，土耳其希望成为主权国家，实现真正的西化，重塑社会，建设新国家，希望不仅对西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被西方接纳为平等的伙伴。
最后，本书分析了土耳其领导人今天面临的选择。与近来其他研究不同的是，本书作者在分析中强调了推动现代土耳其形成的是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是作为土耳其政治动力的持续性。

弗罗兹·艾哈迈德（Feroz Ahmad），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历史学教授，被史学界认为是土耳其近代史的一位重要作者，但国内学者目前还没有充分注意到。

前言与致谢
一 导言：土耳其是军事化社会吗？
二 奥斯曼的遗产
三 从帝国到国家（1908—1923）
四 新土耳其：政治（1923—1945）
五 新土耳其：社会与经济（1923—1945）
六 多党政治的困局（1945—1960）
七 军事干预、制度重建与意识形态政治（1960—1971）
八 军事干预、社会民主、政治恐怖（1971—1980）
九 年军事干预与政治和经济的重构（1980—1991）
十 结语：土耳其的今天和明天
参考文献

导言：土耳其是军事化
社会吗？
凡对1990年代初，或者
说20世纪最后25年的土耳
其政治事态有所了解的读者
，都会被军队扮演的角色所
震惊。1980年9月12日，土
耳其的军事将领发动军事政
变，推翻了苏莱曼·德米雷
尔总理的文官政府。1982
年，军政府出台新宪法，设
计了新的政治架构。1983
年11月，土耳其举行议会大
选，大选之前政治气氛紧张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军政
府严格限制一切政治活动。
最终，祖国党赢得大选，党
主席图尔古特·厄扎尔成为
土耳其总理，国家权力重回
文官政府手中，土耳其看似
重新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然
而，时任总统凯南·埃夫伦
，即发动1980年军事政变
的将军，利用1982年的宪
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允许军
方继续监控政治活动。而且
，文官政府接管国家政权后
，军政府时期的戒严令仍保
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军方逐
渐掌控局面，戒严令方被取
消。
1980年的军事政变让土
耳其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意
识到，军队在土耳其政治和
历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
们留意到，军队在1971年3
月和更早的1960年5月均发
动了军事政变，对政治进行
了干预。似乎存在着一个每
十年干预一次政治的循环模
式，其间，军队士兵不惜让
自身蒙污，也要涤除腐败无
能的政客带给土耳其的混乱
。1960年，军队推翻阿德
南·曼德列斯的民主党政府
，该政府在治理国家的过程
中视宪法如无物，通过其在
议会中的绝对优势滥用权力
，为自己所有的行动披上合
法化外衣。1971年3月，土
耳其高级军事指挥官强迫苏
莱曼·德米雷尔下台。10年
后，即1980年，德米雷尔
再次遭遇同样的命运。
1960年，军人第一次干政
的目的是捍卫宪法，有其正
当性。之后的两次军事政变
，则是因为军队认为政府羸
弱，国家治理太过低效，致
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
态，威胁到了军队所维护的
国家根基。
要解释军队在现代土耳
其政治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
，除了当下的紧迫形势这一
原因之外，奥斯曼—土耳其
的历史也为军队的介入提供
了理由。众所周知，奥斯曼
帝国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实体
，鼎盛时期曾占领了亚、非
、欧的大片土地，甚至在
1529年和1683年两次威胁
到维也纳，土耳其近卫军由
此成为欧洲的噩梦。但在奥
斯曼帝国衰落的数个世纪中
，军队开始热衷于参与宫廷
政治，其对于苏丹造成的威
胁甚至超过了外部敌人。土
耳其近卫军与宗教界的乌里
玛结成同盟，对改革构成了
巨大阻碍。18世纪末和19
世纪，主张改革的苏丹们开
始对衰弱的国家进行现代化
改造，首要关注点就是军队
，他们按照西方模式建起了
一批军事院校，在这些院校
中涌现出了新一代致力于拯
救帝国的改革派军官。
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
这些军官已开始介入政治。
他们暗地里勾结高级文职官
员，强迫苏丹批准1876年
的宪法。当阿卜杜勒·哈米
德二世（1876—1909）实
行暴君统治，搁置了1876
年的宪法时，官员们开始策
划推翻现政权，以恢复立宪
政体。1889年，这些人成
立了名为“联进会”的秘密团
体，恩维尔帕夏、杰马勒帕
1987年7月，厄扎尔总理拒
绝了最高指挥部提名的参谋
长候选人，而他本人在
1989年11月胜选，成为总
统（1960年以来第一位平
民总统），这两件事被视为
将土耳其推向公民社会的重
要事件并因此备受欢呼，实
际上这一进程，即将军事纳
入经济结构，早在1960年
代就已经开始了。1980年
代，土耳其军工企业成立，
人们寄希望于将它变成名副
其实的军工复合型企业。这
在增强了军民关系的同时，
也强化了军队最高指挥部对
政权的忠诚。
尽管经过数年的演变已
经形成了共生关系，司令官
们在面对政府时仍保持了一
定的自主权。这一点在
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危
机中尤其明显，当时，将军
们限制厄扎尔总统，使他无
法向美国做出更多的公开承
诺。1990年12月3日，参谋
长尼萨普·特鲁姆塔伊以辞
职表示抗议，尽管媒体将这
一举动解读为警告。他的继
任者也没有选择附和厄扎尔
的政策。鉴于厄扎尔对政党
的绝对控制以及其政党在议
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尽
管他在国内的地位急剧下降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推行
任何政策，反对党根本无能
为力，唯有军队最高指挥部
能阻止他。
这种关系将会像过去一
样继续演变，现在的情况与
二战后的情况一样，必须调
整以适应新的因素。苏联的
阵营以及苏联的解体，冷战
的结束，一种“新世界秩序”
的出现，这些都是新因素的
一部分。已经有不少关于建
立小规模但高技术含量的有
能力发动电子战的军队的讨
论，其典型就是美国在伊拉
克发动的战争。这些变化带
来的政治意义难以评估，但
是，最终土耳其在世界新秩
序中的位置将决定军队在土
耳其的作用，正如过去一样
。
夏、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
图克这些现代土耳其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都是该
团体的成员。1908年六七
月间，联进会在军队中策动
了叛乱，使得阿卜杜勒·哈
米德二世被迫恢复搁置了30
年的宪法。此事成为青年土
耳其党革命的开端，之后，
革命持续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第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在本书中，作者对导致新土耳其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进程进行了彻底的考察。本书以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开场，讲述了1908年革命以后土耳其的发展，包括凯末尔在1923年至1945年期间的一党专政，1945-1960年的多党合作，以及1960、1971、1980年的三次军人政变所建立的一党政权。在时间里，以1989年奥扎尔当选总统收尾，这位总统成功将土耳其带回发展的正轨，身为一个敏锐的经济学家，他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化改革。与时下多数研究者不同的是，本书作者更强调社会经济的变化对一个国家的推动，远甚于政治的延续性。

奥斯曼的遗产
奥斯曼王朝统治6个世纪所累积的遗产，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没有一个后续政权可以置之不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通过修宪运动获得政权，保留了王朝，试图利用这个遗产制订彻底改革和结构性变革的计划。另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凯末尔建立的政权则试图彻底拒绝这些遗产，废除国王，废除王朝制度，建立世俗共和国。即使是这种拒绝，也是以奥斯曼王朝的吸引力为前提的，因为一旦王朝被许可扮演任何角色，无论是否正式的，都可能对新土耳其的建立构成威胁。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些领导人承认传统象征中代代相传的权力，希望加以保留，目的是增强新政府的合法性。其中一位领导人就是拉乌夫·奥尔贝(Rauf Orbay)，他在1922年7月宣布，胜意识形态斗争，其中之一是在奥斯曼(Osman)的领导下，就是这个男人的名字成了一代王朝之名(Ottoman)。
奥斯曼人在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也就是现在埃斯基谢希尔省的位置，与衰落的拜占庭帝国有着共同的边界。因此，该公国成为宣教圣战(ghazi)思想的焦点，源源不断地吸引着被蒙古人赶到了小亚细亚的土库曼人部落。在这种宗教思想的指导下(那时候根本没有别的思想！)，奥斯曼人在战争中不断地击败拜占庭帝国。
“圣战勇士”这一称谓是民族主义者自觉地从奥斯曼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最明显的遗产。从奥斯曼开始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对这个称谓的重视更甚于苏丹。早期的苏丹率领军队打仗，才能赢得这个头衔。后来的苏丹不再亲自率军出征，但仍然延续这一称谓的传统，由谢赫①正式授予。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国内外推行泛伊斯兰政策，是被授予“圣战勇士”头衔的最后一位苏丹。但这个头衔的神秘之处在于在与希腊的战争中，国民议会将“圣战勇士”的头衔授予了凯末尔，尽管他主张世俗主义，但还是接受了，并一直用到1934年国民议会授予他“阿塔图克”(Atatnrk，即“土耳其之父”)之名。时至今日，“圣战勇士”的称谓还会在土耳其军队开展军事行动时被使用，而被亚美尼亚人刺杀的土耳其外交官们则总是被描述为殉道者。
这一遗产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有限，特别是在今天，已经难以激发土耳其穆斯林的宗教情绪。但是，另一个遗产对现代土耳其仍旧有很大影响，直到现在也能感受到，这就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建立强大的集权国家，这个国家将被视为中立的、在社会之外的，不代表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无论何时，只要国家利益受到了狭隘自私的利益的威胁，国家就应该介入，予以纠正。最近几次的军事干预在这种语境下被视为正当的，军队也被看作国家和民族的化身。
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国家被看作强大的力量。但在不同环境下，经过数个世纪的不断变迁，国家力量也不断被修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是部落的集合体，苏丹的地位不过是部落首领之首。地位较高的土库曼家族对政策的决定长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位高权重。奥斯曼一世(1280—1324)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王朝，通过占领基督教徒的领土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而跟随他的游牧部落可以在这些领土上定居。他的儿子奥尔汗加齐(1324—1359)延续了这种战争政策，于1326年占领了布尔萨镇，在那里建立了王朝的第一个首都。在这些早期开疆拓土的基础上，奥尔汗尝试建立更为正式的政治组织，使他获得了更多的权力。但是，土库曼部落首领反对他的计划，阻挠建立国家的进程，使之直到14世纪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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