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帝国勋章获得者马丁·吉尔伯特爵士，呕心四十载，逐一踏访数十个一战主战场，手握丘吉尔有关一战的私人资料，亲访百位一战将军与老兵，研读数十万份资料、档案、回忆录、信函，与参加过一战的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进行了历时长达五年的深入讨论，写就了这部全面深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马恩河战役、伊普尔堑壕战、新沙佩勒之役、加里波利登陆战、凡尔登之战、索姆河反攻、亚眠转折战，马丁·吉尔伯特以一战关键战役为主线串联全书，以层层推进的叙事，扣人心弦地还原了战场上的激烈对抗和帝国统治者与将领的野心谋略。全书通过一战中还是士兵的希特勒、隆美尔、戈林、罗斯福、戴高乐，一直流亡的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战争伊始就为和平奔走的爱因斯坦等众多独特的视角，勾勒出宏大的时代背景，见证了一战如何影响了一批未来的缔造者。坦克、飞机、潜艇、航母、速射机枪、野战炮、毒气等大量现代战争武器的成熟运用在本书中也得到完整而清晰的呈现。一战之后，随着帝国瓦解、皇权终结、制度变迁，信仰、道德、价值、艺术也经历了沧桑巨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被撒切尔夫人、约翰·梅杰爵士、哈罗德。麦克米伦、哈罗德．威尔逊、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六位英国首相，跨越二十年一致推荐；并荣获英国《卫报》锡安奖、戴维奖、林德和布拉德利基金会奖。《纽约时报》评价其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单卷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马丁·吉尔伯特，丘吉尔唯一官方传记作家，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20世纪杰出多产的历史学家之一，著有各类专著共88部，连续入选六界英国首相的智囊团。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是其忠实的读者。1990年，马丁·吉尔伯特“因其著作和研究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被英国政府授予不列颠帝国勋章；1995年，“因其为大英帝国的历史和国际关系作出的贡献”，被英女王封为爵士。2009年，马丁·吉尔伯特被特聘为政府首席政策顾问；2013年，成为英国枢密院官员。英国前首相布朗称：“马丁是我亲密的朋友、人生的导师，是智慧之河的舵手。他的许多见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观点。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和我，都从他的著作中获益匪浅。即使面对历史中无法言说的黑暗困难之境，他的思想也使我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同时保有人类对于信仰纯真的信念。”

第一章 战争的前奏
第二章 “欣喜若狂”
第三章 开局之战
第四章 从蒙斯到马恩河
第五章 掘地为壕：堑壕战的开端
第六章 临近圣诞：烂泥、软泥和毒虫
第七章 求破僵局
第八章 加利波利登陆
第九章 协约国危急
第十章 同盟国蒸蒸日上
第十一章 协约国屡战屡败
第十二章 “此战将结束于凡尔登。”
第十三章 “欧洲疯了，世界疯了。”
第十四章 索姆河会战：注定会有一场血腥浩劫
第十五章 各线战场的战争
第十六章 战争激化
第十七章 战争、逃兵、哗变
第十八章 西线僵局，东线混乱
第十九章 帕斯尚尔战役和俄国革命
第二十章 战争与和平的条款
第二十一章 胜利边缘的同盟国
第二十二章 德国的最后一搏
第二十三章 “战斗，战斗，其他一切全部无关紧要。”
第二十四章 协约国反攻
第二十五章 潮水转向
第二十六章 同盟国的崩溃
第二十七章 最终停战
第二十八章 媾和与纪念
第二十九章 “……纪念那位伟大战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共有900多万名陆海空军士
兵战死。据估计另有约500
万平民在被占领期间、在轰
炸中遇难，或死于疾病与饥
饿。1915年土耳其人对亚
美尼亚人展开的大规模谋杀
，以及战争期间流感的大爆
发，是战争带来的两大破坏
性副产品。1915年末，塞
尔维亚人逃离塞尔维亚是另
一个有大量平民丧生的残酷
片段：协约国海军对德封锁
也同样如此，共造成75万多
德国平民死于非命。
1914—1918年打了两场
截然不同的战争。第一场战
争是军人之间的战争，是被
占领下的商船水手和平民的
战争，这场战争中的个人苦
难难以估量，在前线的战壕
中尤为如此。第二场战争是
战时内阁和君主，宣传家和
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其
中充斥着政治与领土的野心
和理想．和阵地战一样，它
也鲜明地决定了帝国、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尤其在
1917一1918年，阵地战与
意识形态战曾出现过数次融
合，并催生了新的民族与政
治力量。战争灼痛了欧洲的
肌肤，在欧洲人心灵上留下
创伤，同时也改变了欧洲的
历史和命运。
几十年来，我曾到访过
许多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战区
和战场。1953年，在我的
一位历史导师艾伦·帕尔默
的鼓励下，我游历了数个地
区，这些地方的战争纪念碑
让我认识到看待此次战争的
不同视角：到维也纳，那里
的霍夫堡宫和包尔豪斯广场
令人回想起年迈的皇帝和他
手下的外交大臣；到卢布尔
雅那，这里曾以莱巴赫之名
为人所知，是斯拉夫民众寻
求摆脱奥地利而独立的城市
之一．而那里的军人则为自
己扮演的维持哈布斯堡帝国
统治的角色而懊恼；我还到
过1917年面临奥地利大军
压境的威尼斯。
1957年6月．在萨拉热窝
，我站在加夫里洛·普林西
普于1914年6月打出那致命
一枪的地方。十年后，我随
同父亲来到西线战场。我们
在阿拉斯驻足，此处东面的
军人墓园是1917年和1918
年战役的最后遗迹：我们又
来到伊普尔，每晚8点钟在
此倾听伊普尔消防队的两名
队员在梅宁门高声吹奏的《
最后一班岗》。嘹亮的号角
声在梅宁门巨大的拱顶下方
响起时，所有车辆都应声而
止。号手们的部分薪酬由卢
迪亚·吉卜林的遗产支付，
吉卜林唯一的儿子在卢斯战
役中丧生。在纪念碑式的大
门、墙壁及廊柱上，镌刻着
54896名在1914年10月一
1918年8月中旬战死于该突
出部的英军士兵的姓名，这
些人具体的长眠之地已无从
查考。
我还到访了萨拉热窝弗
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遇刺地
点——可以说一战正是从这
里爆发——15年之后，我又
动身前往法国雷通德附近的
一片林中空地，去观看
1918年11月德国签署停战
协定的那节火车车厢的复制
品。1940年6月，希特勒坚
持还要在同一节车厢内接受
法国投降。两次大战之间的
许多联系都提醒我们这两场
战争之间只隔了21年的时间
。在一战的战壕中作战的许
多人，在二战期间已跻身领
袖的行列，如希特勒、丘吉
尔和戴高乐，还有的成了二
战中的将领，如隆美尔、朱
可夫、蒙哥马利和甘末林。
胡志明在一战中就志愿参加
法军，以越南人的身份担任
勤务兵，哈罗德·麦克米伦
曾在西线战斗并负伤，最终
在二战之后担任英国首相。
1957年，我来到了俄土
边境的战场旧址，走进了曾
在战争第一年中就有数十万
亚美尼亚人被屠杀的城镇。
十年后，我置身加沙的军人
墓园中，因有地震的可能，
那里的墓碑都很低矮，碑上
记载着英土之间最激烈的一
场战斗中数千名士兵的丧生
。我在耶路撒冷城外站立。
曾有两名英军士兵一早起来
就在这里搜寻鸡蛋，却看到
一群要人朝他们走来，其中
有牧师、伊玛目和拉比，这
群人没有给英军士兵食物，
反而将圣城交到他们手中。
自1969年起，我连续三年
来到加利波利半岛，在半岛
的许多登陆海滩、冲沟和山
头上，朗读阿斯皮诺尔一奥
格兰德的两卷本官方战史及
其他著作片段。望着它那现
代静谧的美景，回想起
1915年这里曾发生过苦战
，这种对比始终在我心中萦
绕。
我撰写《丘吉尔传》期
间，也曾在农场庭院内朗读
丘吉尔每天在这些庭院内所
写的、从西线战场的战壕中
寄给妻子的信件。信中他坦
承了那些不能像他一样返回
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他自
己六个月后就得以返回伦敦
安享平民生活。1914年战
争爆发之前，丘吉尔应德国
皇帝之邀．观摩德国陆军的
维尔茨堡军事演习，他在从
此处写给妻子的私信中说：
“尽管战争对我有莫大的吸
引力，其危急局势令我心痴
迷，但我每年都有更深刻的
感觉——也能在林立的枪炮
当中衡量这种感觉．战争是
多么邪恶、丑陋与野蛮。”
40年间，许多老兵对我
讲述过他们在各个战场上的
经历。1954—1955年，我
还是一名年轻士兵时，去过
老人们的家中，那些经历过
堑壕战的疲惫不堪的幸存者
们正在生存和死去。1960
年我开始进行历史研究。此
间我遇到过参战各方军队中
的许多老兵。他们的回忆及
他们留存的信函和档案成为
我们得以窥见过去的一扇窗
口。一战史学家约翰·惠勒
一贝内特爵士曾给我以鼓励
，1962年我以初级研究员
身份进入牛津

权威、全景、全面——世界权威战争学者的呕心沥血之作；马丁·吉尔伯特用半生心血向我们还原了一战的整体与细节，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个世纪前的这场世界战争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本书广受赞誉，曾被《纽约时报》称作“权威单卷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作者马丁·吉尔伯特，丘吉尔唯一官方传记作家，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20世纪杰出多产的历史学家之一，著有各类专著共88部，连续入选英国首相的智囊团。

马丁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人生的导师，是智慧之河
的舵手。他的许多见解成为
我们这个时代权威的观点。
撒切尔夫人、布莱尔和我，
都从他的著作中获益匪浅。
即使面对历史中无法言说的
黑暗困难之境，他的思想也
使我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
界，同时保有人类对于信仰
最纯真的信念。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
朗

第一章 战争的前奏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政治家、作家、小说家和哲学家都曾反复论及大国间的战争。但很少有人理解与殖民地冒险相对的欧洲之战的本质。已知的只是优势兵力打击遥远、孱弱的敌人时发起的迅猛冲锋，机关炮对阵长矛、巨型海军炮对阵古老火炮的胜利。无论这些冲突对于参与其中的人们而言多么令人胆战心惊，国内的普通大众却丝毫也感受不到这种恐怖。
为什么要害怕欧洲爆发战争？就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不久，一名法军上校——1870年德国入侵时只是个十来岁的少年——正听到一群年轻军官为战争的前景而举杯，还为发生冲突的可能而大笑。他提出一个问题，让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那么你们是否认为战争永远欢快，总是滑稽可笑？”他的名字是亨利-菲利普?贝当。在两年后的凡尔登，他将见证20世纪最惨烈的一场军事屠杀。
笑声被贝当打断的那些法国军人都继承了法德两国间的世仇，这种仇恨在40多年前的1871年5月11日达到巅峰。就在这一天，德国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天鹅饭店，签下了那份将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割让给德国的协议。这一天，在德占城市梅斯鸣响礼炮庆祝胜利。1931年，英国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写道：“在法国耶稣会圣克莱门特学院的教室内，枪炮表达的信息不需诠释。孩子们一跃而起。校长更加冷静地站起身，叫道：‘我的孩子们！’——然后再也说不出别的话，就低下头,双手并拢举在胸前，仿佛是在祷告。这一恐怖时刻的记忆并未从学生们的头脑中抹去。”其中的一个学生就是19岁的费迪南?福煦，他一想到自己尚未参战失败便已降临的事实就恼恨不已。
新统一的德国内部并非所有人都对战胜法国心满意足。随着帝国工业实力的增强，德国的其他野心也在蠢蠢欲动。殖民扩张、像英国一样强大的海军、对亚洲穆斯林施加影响，以及在欧洲协调当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等方面的热望，都强化了德国的自卑心态。刚刚于1870年统一的德国，要参与这场谋求力量与影响、帝国与尊重的角逐，似乎已经姗姗来迟。再发动一场战争的需要，以及为打赢这场战争而发展强大军事实力的必要就是退役德国骑兵军官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发表于1912年的著作《德国和下一场战争》一书的结论。1870年，伯恩哈迪作为征服者策马穿行巴黎。在书中，他强调了德国需要发动这场战争，否则就将在这场势力的角逐中败北。“为建立一切自然法则提供基础的自然法则就是，”他写道，“为生存而斗争的法则。”发动战争“有其生物学上的必要性”。比他小40岁的德国士兵们很快就会到战场上验证这一充满信心的理论，并为验证理论而死去。
1870年的战争是19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爆发的最后一场战争。色当一役，双方各有3000名士兵罹难。在随后的法国内战中，超过25万名巴黎公社拥护者被处死于巴黎，刽子手是法国人自己。战争及其劫后余波，以这个例子，让其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及其难以预知的、甚至邪恶的后果，为世人所知。1870年后，德、法、比利时和英帝国都曾在海外发动战争、遭遇失败或制造屠杀。拿破仑三世之子帝国亲王就是1879年在伊山德瓦纳战役期间及之后死于祖鲁人之手的数百万名英军士兵之一。1894年，霞飞中校率领一支法军纵队穿过撒哈拉沙漠以征服廷巴克图。在世纪之交，一名德军上校法金汉在多国共同镇压中国义和团的运动中，得到了无情残忍的名声，此时德国皇帝将德军比作匈奴人，说出了一句最终反用于他们自身的话：“正像1000年前的匈奴人在其首领阿提拉率领下赢得的名声令中原人不寒而栗，”他说，“也要让德国之名以这种方式在中国为人所知，使中国人不再敢对德国人轻慢斜视。”古代匈奴人发源于今蒙古国境内，公元4—5世纪从里海沿岸入侵欧洲，匈奴王阿提拉在位时势力达到极盛。攻入德国后，阿提拉被罗马、哥特联军阻截于沙隆附近的马恩河畔。哥特人作为一个条顿部落，属于德国人先祖中的一支。
在五年之后的英国议会下院，豪斯曼情绪化的警告得到了时年26岁的保守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的呼应。丘吉尔在印度、苏丹和布尔战争中久经战阵，返回伦敦时却听到人们在为一支能与欧洲敌手作战的军队而大声疾呼。“听到议员们，甚至大臣们平静而又口若悬河地谈起欧洲大战时，我时常感到诧异。”1901年5月13日，他刚当选议员三个月后就这样宣称，过去的战争是“小规模职业军人组成的常规军”打的，而在未来，当“广大农民被动员起来被迫彼此作战”时，一场欧洲之战将以“被征服者的毁灭和征服者遭到几乎同样致命的贸易失调和精疲力竭”而告终。
丘吉尔警告说，民主将比旧时代的王庭和内阁“更具报复性”：“人民的战争将比国王们的战争更加恐怖。”在十年后的1911年8月9日，正当德国为索取大西洋沿岸海港摩洛哥而煽动起对英法发动一场战争的狂热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就对德国国会提出警告：欧洲战争可能引发革命。人们都笑他杞人忧天，一位议员朝他大喊：“每场战争之后，局面都变得更好！”
导致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