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云冈石窟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抢救性地采集记录了这一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瑰宝的第一手视觉资料，运用图像学理论，以经证像、以史证像，代表了“云冈学”研究的新高度，彻底扭转了“云冈在中国、研究看国外”的局面，是提振民族志气、不断树立文化自信的新成绩。《全集》已入选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国家改革和发展项目库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主编：张焯，1963年10月出生，河北怀安县人。历史学硕士，文博研究馆员。现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云冈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著有《中国石窟艺术·云冈》《云冈石窟编年史》《简明中国军制史》；编著《中国皇家雕刻艺术·云冈石窟》《云冈石窟雕刻全集》《中国大同雕塑全集》《云冈石窟》《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兼职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大同大学客座教授。

副主编：王恒，1953年生，1985年开始从事云冈石窟研究，文博研究员。1985年至2002年任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书记、第一副所长。1999年以来发表《从犍陀罗到云冈》《〈魏书·释老志〉与云冈石窟》、《司马金龙墓石雕乐伎乐器研究》《论云冈石窟中瓦顶建筑式样的表现特征及其影响》《云冈学：从自发到自觉》《云冈石窟盝形龛的演变》等云冈石窟及相关论文数十篇；出版《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云冈佛经故事》《云冈石窟》《雕凿永恒——山西石窟寺和石造像》 等著作十余部。

副主编：赵昆雨，云冈石窟研究院石窟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

《云冈石窟全集》是一套全面反映云冈石窟不同时期、不同洞窟、不同艺术风格与艺术特点的全集性图典。是以摄影、测量、扫描、描绘等手段获取的图片资料为主，依靠云冈石窟开凿以来的所有史料，集数十年的学界研究成果，以客观、可靠的文字，全面记录云冈石窟的大型、多卷本书籍。全集共20卷，以分窟分卷的形式编目，用图12710张，收录造像59265申，编号洞窟45个，并编排若干篇研究相关洞窟文化艺术特点的专业学术论文。

云冈石窟制式规模宏大，造像内容丰富，雕刻艺术精湛，形象生动感人。这座象征北魏拓跋皇权的伟大艺术宫殿，吸收并融汇了古代各民族多元文化，代表了5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极高水平，是人类文化雕刻艺术史上无与伦比的瑰宝。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千五百多年来，云冈石窟经风沐雨，造像风化残泐堪忧。过往图册拍摄多着眼暂时完美的佛像，而那些残存的形象一年一年地，就这样默然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不复存在。即便是保存非常完善的造像，在大自然的力量下，消失殆尽也是不可逆的命运。为之采集影像资料，进而建档立案，精挑细选，结集出版——以此种方式留住变迁中的完美艺术，此次全集是一部抢救性的石窟档案。

第一卷（第1-4窟）

第二卷（第5窟）

第三卷（第6窟上）

第四卷（第6窟下）

第五卷（第7窟）

第六卷（第8窟）

第七卷（第9窟）

第八卷（第10窟）

第九卷（第11窟）

第十卷（第12窟）

第十一卷（第13窟）

第十二卷（第14窟、15窟、16-1窟）

第十三卷（第16窟）

第十四卷（第17窟）

第十五卷（第18窟）

第十六卷（第19窟）

第十七卷（第20窟）

第十八卷西部一（第21-31窟）

第十九卷西部二（第32-45窟）

第二十卷（出土文物）

中华佛教始传于东汉，酝酿于魏晋，勃兴于十六国，鼎盛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复兴于宋辽金元，衰落于明清。其间，十六国、南北朝是关键。像教西来的途径有二：西南海路与西北陆路，然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如果说公元前后大月氏、贵霜的僧人东游弘法，走的是一条回乡之路的话，那么4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的开花结果，实得益于五胡十六国时期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机缘。东汉时期，佛教虽传中土，但朝廷以其西戎之神，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晋以后，法禁渐弛。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来自华夏西、北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逐鹿中原。佛教作为胡教，不但被各胡族统治者立为国教，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 · 释老志》，下引该志不再注明），而且成为颠沛流离、苦难深重的华夷百姓维生系命的精神依托。首先提倡佛教的是后赵羯族皇帝石勒、石虎。他们敬奉西域高僧佛图澄为大和尚，广建伽蓝，说法授徒，参谘国政。石虎公然宣称：“朕生自边壤，君临诸夏；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其夷、赵百姓，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高僧传 · 竺佛图澄》）。中原佛教迎来了第一次短暂的高潮，佛陀救世思想深入人心。随后的前秦氐族皇帝苻坚、后秦羌族皇帝姚兴相继崇法，释道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等大师辈出，译经讲论、立戒修禅，一时间长安成为中夏佛教的中心。大约同时，西秦乞伏氏政权与北凉沮渠氏政权，亦将陇右、河西佛法推向高峰。佛教信仰成为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族源来自大兴安岭深处，东汉后期游牧塞北，魏晋之时部落始壮大。在五胡争霸之余，拓跋鲜卑担负起收拾中原残局的历史使命。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建立北魏；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中国北方；448年，征服西域（今新疆）；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不久，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拓跋鲜卑原本不知有佛，然从平城到洛阳，却因礼佛近乎痴狂，所以北齐魏收撰《魏书》，独创《释老志》以述其事云：“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与此同时，江南的梁武帝萧衍也因佞佛身丧国亡，留给后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类的伤感。中华佛教盛极而悲。

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有了很全影像记录。——新华社

《云冈石窟全集》出版，首次全方位为云冈石窟“立档”。——新华网

20卷《云冈石窟全集》出版，首次全景式展现云冈艺术精华。——艺术中国

历时七年终得大成，大型学术图典《云冈石窟全集》填补我国学术研究领域空白。——齐鲁网

《增一阿含经》云，佛为波斯匿王解梦曰：“梦澄水四边清、中央浊者，当来众生非法欲行，常怀贪嫉，与邪法相应，中国众生好喜斗乱，边国人民无有诤讼也。……当来末世，法应如此。”按《增一阿含经》公元384年译于前秦长安；“中国”者，释迦牟尼生活的中印度之谓；波斯匿王请佛解梦故事，大约诞生于公元后的贵霜王朝。该故事虽系假托，却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前身）依然强势，而佛法转往周边地区的历史现状，并准确预言了世界佛教发展的趋向。大致而言，从佛陀涅槃五百年开始，印度佛教在异国他壤茁壮成长，不断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辉煌。在遥远的东方，公元5世纪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佛教的兴盛与云冈石窟的开凿，便是西来像法在华夏大地奏响的一曲惊世乐章。

一、佛教东传的波浪式轨迹

释迦牟尼的生前死后，佛教主要传播于印度的恒河中游一带。公元前3世纪中叶，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君主阿育王在统一印度的战争中，因杀戮过多，心生忏悔而皈依佛门。他巡礼佛

迹，颁布敕令，广建塔寺，开凿石窟（图1），并在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举行了第三次佛典结集，印度佛教盛极一时。当时阿育王派遣出国传教的僧侣，足迹北达辛头河（今印度河）上游，南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海岛。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中亚山区，扼东西交通要冲，既是印度河、阿姆河、锡尔河、塔里木河等大河的发源地，又是古代印

度、波斯、中华、希腊、罗马等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汇之所。在今天印度河上游的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间谷地，曾经沐浴古印度文明的曙光；公元前4世纪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文化又在这里生根发芽。阿育王所遣沙门宣讲的佛经故事，在感化北印度居民的同时，也激发了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罽宾（即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地区）等地信众对佛陀神话与形象的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