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委；曾任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和历史系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曾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两度获聘富布莱特高级研究学者，1993年起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首批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主要从事美国城市史和城市化比较研究，发表《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等专著4部，《马唐草边疆：美国郊区化)等译著8部，主编“城市美国”丛书和“新城市化”丛书。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世界城市化转型研究”首席专家。

缘起“城市边疆”
踉跄起步学英语
恩师丁则民
叩问“城市边疆”
治学·著述·做人
那里是大雁落脚的地方
不辱使命，做一个合格的厦大人——在2000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
把本科生送上校际交流的快车
南方之强，洋洋学海发其藏——关于在人文学院设立世界史系的建议
求学美利坚
初到美国的第一印象：大!
我的“老爷车”
我的留学生活——美国来信摘录
美国的研究生培养体制及其方法——我在美国的亲身经历
我的事迹上了《光明日报》
学术交流从我做起
用互联网办成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一次中美越洋电话学术讨论会
那年，我见到了里根
把耶鲁课堂搬到厦大
博士生导师出国研修项目总结报告
美国暑期研讨班侧记
初访香港大学
中美学术交流再上新台阶——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六次年会上的开幕词
在莫扎特的故乡聊美国
我认识的几位美国学者
城里城外的变奏
城里城外互动，助推城市化转型
小政府、大都市区
治堵，有待城市化转型
三线城市，要有一线思维
城中之城“玛丽娜”
机场，摇身变作城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城市生活场景
小城斯波坎举办的世博会
纽约市·纽约人·大都市区
跳出厦门岛，构建厦漳泉大都市区
卡尔·艾博特教授及其新著《大都市边疆》
边疆理论再突破——评《马唐草边疆：美国郊区化》
翻译《施坚雅模式》的几段插曲
神圣、安全、繁荣，缺一不可——《全球城市史》译者序
《美国城市经纬》序言
异域城市·别样风采
身处美国“阳光带”，热浪袭人
荷兰印象：有轨电车历久弥新
荷兰印象：自行车PK小汽车
雾里看花以色列
北欧，让我一次爱个够
铁路线上大伦敦
麦熟时节走东欧
马来西亚，流连忘返
斯里兰卡：印度洋上的明珠
世外桃源塔斯马尼亚
宿雾海恋
悉尼生活琐记
悉尼别墅改建日记
薪火传承·家国情怀
百年风采，余韵绵长——怀念刘绪贻先生
薪尽火传，精神永存——缅怀杨生茂先生
风采卓异，独树一帜——贺邓蜀生先生九秩大寿
难舍东来
锦上添花十四年：秘书处的厦大印记
全力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学术期刊
家庭出身，曾是那样沉重!
我为刘声写稿子
深山沟里的五七干校
依旧农村
父亲节、母亲节感怀
治学与绘画零距离
相逢是首歌

踉跄起步学英语
看到上大学后第一次英语测验的成绩，我几乎无地自容：50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从小学起，我的成绩就名列前茅，顶着学霸的光环，哪里有不及格的记录。不过，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这也并非意外。我们这一届是1966年小学毕业，正赶上“文革”，中学没读几天书就下了乡，几乎是从小学直接上大学。再看看周围的同学，上有老三届，下有高中毕业后下乡甚至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墨水都比我们喝得多，比上不足、比下也心虚。所以，刚进大学校门，倒有几分胆怯。英文从ABC学起，零点起步。走进课堂，经常是一头雾水，不得要领。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个场景：那是学过音标之后，老师拿一些单词卡片让我们拼读，看着spade这个词，我无论如何也连不起来，读不出来。当时我尴尬地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首次考试的超低分数其实是意料之中，但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甚至觉得对不起认认真真授课的蔡老师。痛定思痛，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啃下外语这块硬骨头。
当时学习条件非常简陋，教材很少，最普遍的是“灵格风英语”。学过英文的表弟的笔记，也成了我的“教材”。在吉林应化所读研究生的姐夫把他的留声机借给我，好歹有个帮助。记得有一天，不知程志从哪里搞到一台日本产的盒式录音机拿到宿舍里炫耀，可以反复录，纠正发音，让我们羡慕得不得了。但从录音里听到自己的英语，一口东北腔，生硬极了。而且，当时习惯从汉语思维理解英文，有些简单句式都转不过弯来。比如，I know himquite well，很多同学都翻译成“我知道他很好”，我感觉不对，但又说不出所以然。
这样，就迫使我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英语学习上，知耻而后勇。走路、吃饭都在背单词，一切能利用的时间都挤出来了。不多的几套英语教材都学习一遍，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学英文的劲头再贴切不过。到第二年英语分快慢班，不敢报快班，只是心生羡慕。不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慢班的金老师，虽然年轻，但发音标准，课堂讲授规范，无形中受益。而快班的万老师，资历虽深，又是教研室主任，但却是俄文改行，发音和语法有很多偏差。他上课最大特点是Read after me，ten tirues。他的一些发音如“喔勒夫”(wolf)、“死它忒”(study)，后来都成了我们的笑谈。最后，毕业考试，同样的考题，我们慢班的成绩都很好，我还得了100分，一雪前耻。再后来，到第三学年，英语是选修课，我担任学委，开始走在前面了。在课余，我死啃英文，通读了《我的前半生》英文译本，以及《双城记》《基督山伯爵》等英文小说。虽似懂非懂，但英文思维开始上路，单词见得多了，也对词义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于力处朋友以后，她更是经常鼓励我，我们幽会散步时，背《英文900句》《5000英文单词速记》，记忆效果超好，我至今想来都暗自称奇。
英文慢慢地派上了用场。大学三年级时，同学们都开始选择专业方向，俨然进入准研究生阶段。我有英文的自信，就定位在世界史方面，世界史里当然是美国史最有吸引力。这一方面是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其历史有明显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东北师大历史系有闻名遐迩的丁则民教授坐镇。丁教授虽然没有给我们开课，但其学术声望早已如雷贯耳。他早年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学术造诣深厚。1979年组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他是发起人之一，出任副理事长，是研究会初创时期的元老级人物。美国史研究会刚刚问世，丁先生就率先在我校创办美国史研究室，又在1977级、1988级学生中组建美国史研究小组，我有幸通过考试成为首批成员。其间我与另一位同学合作翻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词条，后来收入美国史研究会的《美国史研究译丛》第一期。看到印成铅字的译文，喜不自禁。1982年初，丁先生受教育部委托率团出访英国和希腊，出行前，丁先生做了认真准备。他专门撰写《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假说与美国对外政策》(Frederick Jackson Turner’s Frontier Hypo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的英文论文，以与欧洲学术同行交流。他让我帮忙校对打字错误。先生的论文很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A3纸，十几页。我反复校对，只找到几个打字错误。但看着这些整整齐齐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颇有几分神圣的感觉，当时曾憧憬：如果有一天我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该有多好!丁先生去欧洲期间，师母暂回北京，把家里钥匙交给我，委托我代管。那段时间我最大的享受是放肆地浏览先生家里的英文藏书，虽然只是看看标题和目录而已，但纷然杂陈的美国历史似乎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有意无意之中，美国史研究已成了我学术追求的不二选择。
临毕业前上了研究生考场，英文得了67．5分，成绩不算高，但当年考题非常难，据说及格者寥寥，再次证明自己的努力还是有效果的。考取研究生以后，由于当时有关美国历史的中文论著非常少，因此只能啃英文原著，丁先生在这方面指导我们恰恰游刃有余，因此我们的基本功比较扎实，

厦门大学出版社秉承“蕴大学精神，铸学术精品”的出版理念，注重挖掘厦门大学的学术内涵。该社将以“凤凰树下随笔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厦大学人的学术随笔、学术短札，在凤凰树下营造弥漫学术芬芳的书香氛围，让厦大校园充满求真思辨的探索情怀。年轻学子阅读这些书札，或能获得体悟，受到激励，走向深邃的学术殿堂；社会大众阅读这些书札，或能更加切实地品读我们这所大学的真实内涵，而不至于停留在“厦门大学是个大花园”的粗浅旅游观感层次。
本书为其中一本，是作者王旭关于美国城市史和城市化比较研究的方面学术随笔。

我至今仍十分庆幸，庆幸在我跨入学术研究殿堂时，
师从当时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丁则民教授；也庆幸
我的学术研究生涯，是从城市史开始的。
那是1982年，我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蒙业
师厚爱参与国家社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美国通史》
第三卷的撰写。全书分11章，其他章节很快就“名花有主
”，仅剩下关于城市的章节无人承担。美国在这一时期“
由农村搬进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此章节当然
不可或缺，而且须重点阐述。但是，当时城市史研究对国
人而言还很陌生，白手起家，难度大，令人却步，我是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接受这一任务的。然而，当我经过初步摸
索和尝试后，却发现，这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充满诱惑
和挑战：一方面，城市史高度浓缩了美国的历史进程，有
相当多的未知领域等待我们去探讨；另一方面，城市史研
究贴近我国现实的需要，具有很强的参鉴意义。从此，我
对城市史研究产生了深深的迷恋，乐此不疲。
1985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城市史学术论文，随后又有
几篇受到《世界历史》《历史研究》《世界经济》的垂青
。我利用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时所接受的系统训练和学术
积累，对美国城市史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一是从事专题
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和专著；二是跟踪学术前沿，即时评介
美国的新学派和代表人物，翻译有一定影响的专著；三是
加强理论修养，包括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或方法来充实城
市史研究，几个方向同时发力，多有斩获。1995年我被遴
选为博士生导师，先后指导了30余名博士生，他们大多数
都选取城市史作为研究方向，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有诸
多学者加盟，美国城市史旋即成为国内学界一个熠熠闪光
的新增长点，研究成果一度出现井喷局面。
研究的过程每每有新的发现。我注意到，20世纪初，
美国又开始搬家，这次是从城市往外搬，搬到郊区，二战
后更是风行一时，美国俨然成为一个郊区化国家。
美国的两次搬家，是必然走势，还是一国独有的个别
现象?这个疑问促使我从跨国史的视野出发，把研究范围扩
展到欧洲和其他国家，将其相同发展阶段一一比对。结果
发现，它们基本遵循同一走势，只是各有其特点或不同的
路径与速度。这就涉及城乡关系和城市化转型，大有文章
可做。同时，我也以学术交流或旅游的身份多次造访北美
、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很多城市，这样，既有案头的文
献解读，又有脚踏实地的田野考察，两者相互印证，不断
修正自己的认识。
通过对城里城外转换现象的反复思考，我思路逐渐清
晰，进而梳理出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如何把握世界城市
发展的阶段性和空间结构。从城里向城外的逆向迁移不是
物理学意义上的简单位移，而是在移动过程中发生了化学
反应，实现了升级换代，两者在新的起点上形成新型地域
共同体，一般称大都市区。这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城
市功能外延、城市化范围扩大的表现。借此，城乡关系有
了实质性的良性互动，城市化进入城乡统筹的高级发展阶
段。
换句话说，世界城市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衔接但又各
具特色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城市化时期，以城市
的集中型发展为主，城市是其主要的空间载体；第二阶段
是新型城市化时期，以多中心格局和城乡统筹发展为主，
大都市区是其主要的空间载体。
在此过程中，郊区既没有另起炉灶，脱离城市自行发
展；城里城外也没有互争雌雄，零和博弈。而是功能置换
，错位发展，形成城乡统筹的大都市区，发挥了“1+1>2”
的综合性优势。所以，既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现象归之于“
郊区化”，也不能机械地冠之以“逆城市化”。
20世纪初，著名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
(EbenezerHoward)在提出田园城市的构想时曾这样描述城
乡关系：“城市和农村必须结为夫妇，这样一种令人欣喜
的结合将会萌生新的希望，焕发新的生机，孕育新的文明
。”霍华德说这番话的时候，英美两国已率先启动城市化
转型，到20世纪中叶，其他经济较发达国家相继跟进，从
传统城市化蜕变为新城市化。尽管这种转型及其调适并非
一蹴而就，也未必尽善尽美，但其总体走向已成不可逆转
之势。
反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一路凯歌高奏，
2011年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到了转型的
临界点。但城市扩展的主要方式仍是对周边的兼并，在传
统城市化的圈子里打转。这种高度集中、求大求快的城市
化造成很多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的是城市超前发展，郊区
严重滞后，以致被揶揄为“欧美的城市，非洲的农村”。
如何打破这个魔咒，已是当务之急。把握世界城市化转型
的基本规律，有前瞻性地做出政策抉择，应该是基本遵循
。
城里城外，出出进进，看似简单却别有深意，蕴含无
限的诱惑力。我在解读这个现象的过程中，产生诸多感悟
和认知，也获得很多乐趣。如今，利用撰写这本书稿的机
会与读者诸君分享，深感欣慰。
当然，这不是严谨的研究专著，而是轻松的学术随笔
。所谓轻松，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用了城里城

作者主攻美国城市史和城市化比较研究，本书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既有亲身经历和感悟，又有理论认知和提升。用多维视角反映国内外城市现状和城乡关系，其中包括在美期间的大量来信和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交流等。表述方式比较轻松，城里城外实际上是对城乡关系的通俗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寓意着城市化转型的指向。全书分六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