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升，四川巴中人，本科毕业于石河子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现从事教育工作。2014年在《石河子大学学报》上发表《故乡的油菜花》，后被《石大文艺》和《教学纵横》转载。2015年在《石大诗歌》上发表《西施怨》。2016年10月参与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汉语方言音系汇纂及方音对照处理系统研究”。

第一章 旧国学大家，新史学宗师
第一节 一心好古，堪传“章黄”衣钵
第二节 立意求新，终谱史学华章
第二章 从烦恼到快乐
第一节 “机器人岁月”——旧时压抑天性的教育
第二节 北上求学——乱世教育大观
第三节 辗转边区——受教与育人
第四节 重回北京——榜样的力量
第三章 笔下兴风雨，山河入文章
第一节 文武双全的抗日英雄
第二节 人间有味是清欢
第四章 史学之外的范文澜——一介“教书匠”
第一节 立志教书
第二节 高校执教
第三节 辗转各地的抗日教育
第五章 斯人已逝，音容犹在
第一节 铜像揭幕，追思不已
第二节 “二冷”教诲，言犹在耳
附录一：从烦恼到快乐
附录二：范文澜生平年表
参考文献

第一节 一心好古，堪传“章黄”衣钵
正如我们对范文澜先生一生学术成就做出的总结一样，范文澜的人生轨迹呈现出一种分段式的断裂。在人生的前半部分，他是从晚清走出来的读书士子，身上背负着这个国家从隋唐开始就确立下来的科举传统，沿袭了1000余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故识在范家体现得淋漓尽致，父辈们几乎天然地就决定了他的求学道路。他被送进私塾，和自己的父辈一样，摇头晃脑死记硬背那些经籍典故，且以圣人之徒来自命，认为一生功绩都在于整理旧籍，疏通典故，显贤者微言大义，寄一己疏淡情怀。就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心中装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抱负，勤勉求学，刻苦读书，为的是进则居于庙堂，显身扬名，致君尧舜；退则隐于江湖，著书立说，留名后世。所以，范文澜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治学经历和目标，一直都是继承并发扬其老师章太炎、黄侃的学术成果，成为浙东学派一脉相承的经学大家。
尽管从后来的回忆看，这段埋首故纸堆、整理旧古籍的岁月并没有让范文澜多留恋不舍，追思不已，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此阶段的学术成就，让“范文澜”这个名字在学术界被熟知，让范文澜的学术能力得到认可。他的弟子陈其泰在《范文澜的早期学术成就》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范文澜作为“国学大家”对国学做出的非凡贡献。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于1925年撰成时，即被梁启超嘉许为“征订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多所发明”，“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讲疏》各篇的内容，都包括注释和讲解两部分。注释重在训诂文字，并引据各种典籍，或解释词义之来源、典故之出处，或对诸家说法的不同、版本的歧异作简要的考证。各篇的讲解部分，是对《文心雕龙》50篇原文逐篇讲评，论述各篇的撰著宗旨，刘勰的文学观、美学观，并作诸多发挥。故本书对于初学者实为很有用的入门书。
1936年，《文心雕龙注》在上海出版，开明书店编辑部在《校记》中评价此书说：“博综群书，为之疏证，取材之富，校订之精，前无古人。”此书在解放后又一再重版，至今仍获得海内外文史研究者的高度评价。《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牟世金在他为中国《文心雕龙》研究学会所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一书写的前言中，称《范注》是1949年以前“最重要的成果”。王元化更称《范注》对《文心雕龙》“作了详赡的阐发，用力最勤，迄今仍是一部迥拔诸家，类超群注的巨制”。
1933年出版的《群经概论》一书，是全面论述中国古代经书知识的著作，既博采众长，综合清代以前学者的重要论述及清代以来考证学家的研究成果，又体现了范文澜本人长期研治经学的宝贵见解，因而至今仍被专家视为很有价值的学习经学的入门之作。
《正史考略》出版于1931年，较《群经概论》时间略前。顾名思义，《群经概论》中，“论”的色彩较浓，《正史考略》则“考”的成分更重。纵观全书，范文澜所考的是择取较有意义的问题，他所特别注重的约有三大端：一是涉及史籍的基本面貌、基本体例；一是关系到史家学术地位、史德人品的评价，对于以往受诬枉、遭曲解者更加重视作重新评价；一是考辨史书纂修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发前人之未发。兹就上述三项各举典型例证以说明之。
《水经注写景文钞》(1929年8月由北平朴社出版)一书的内容……对于了解范文澜的思想和学术道路来说，尤有价值的是全书的《序》。这篇序，自然也反映出著者在文字校勘上的功夫，而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他已开始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观察历史和现实社会，深切地同情乡下农夫……同时，这篇序又标志着著者冲破了本人原先因追随其师黄侃等人而设下的反对白话文的藩篱，用凝练、生动的白话文写作，开始显示出范文澜独特的语言风格……同时，它也展示了范文澜热爱大自然的审美情趣，和他渴求实现没有压迫剥削的人间乐园的理想——这些正是这位孜孜不倦、严谨治学的大学教授思想性格的另一面，而且是很重要的另一面。由此我们看到不同于严肃的“学究”的另一个范文澜，富有人情味和幢憬着美好理想、充满激情的范文澜。二者结合起来，才是真实的范文澜全体。
范文澜早期治学，已达到“博”和“通”的要求。“博”是指对传统学术各个门类均有涉猎、探究，学识渊博。“通”既是指治学能上下贯通，又指对经、史、子、集各个领域能够打通研究、互相发明、触类旁通。这样，等到他在历史理论上达到更高的层次，写起通史来，便能左右逢源，不论在理论的概括、分析上还是在史料的掌握、运用上，都达到高度的成就。
陈其泰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范文澜早期的几部学术著作，并对其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公允评价。在笔者看来，这些学术成就不仅仅是为后期作为史学巨擘的范文澜打下了史学研究的基础，它们更是一个“完整的范文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后来，范文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志要为我国向来就很发达的史学找到新的出路，这些国学著作功底功不可没。就像陈其泰在文

我们了解范文澜，似乎都是从他的史学成就开始，然而，史学之外的范文澜另有一番精彩。他是国学大家，是游击战术专家，是毛泽东的好友，是“文武双全的抗日英雄”，是延安最受欢迎的“教员”，是执教多校、深得学生爱戴的良师……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为他贴上更多标签，但事实上，只要“范文澜”这一个名字就够了。作为“学林皆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卓越前驱”，范文澜在风雨如磐的20世纪，新学旧学冲撞交融之时，际会风云、与时俱进，将自己一生所学，不论新旧中西，融会贯通，为中国经学、史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了解范文澜，似乎都是从他的史学成就开始，然
而，史学之外的范文澜另有一番精彩。他是国学大家，是
游击战术专家，是毛泽东的好友，是“文武双全的抗日英
雄”，是延安最受欢迎的“教员”，是执教多校、深得学
生爱戴的良师……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为他贴上更多标
签，但事实上，只要“范文澜”这一个名字就够了。作为
“学林皆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卓越前驱”，范文澜
在风雨如磐的20世纪，新学旧学冲撞交融之时，际会风云
、与时俱进，将自己一生所学，不论新旧中西，融会贯通
，为中国经学、史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合范文澜所处的时代来看，战乱动荡的岁月，艰辛
的工作条件，前后断层的教育背景，似乎都没能阻止他成
为我们钦慕感佩的范文澜。
范文澜，字仲法，浙江绍兴人，出生于1893年11月15
日，5岁开始读书启蒙，跟着同族的塾师研读四书五经等传
统经学典籍，开始了他漫长的求学成长之路。1913年，范
文澜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翌年，进入文学本科国学门
。当时北大的校长为同是绍兴人的蔡元培，文科学长是五
四干将陈独秀。1917年大学毕业后，范文澜担任了一段时
期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18年，经过许寿裳的介绍，范文
澜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正式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
从此以后，又先后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又怀着一腔爱国
救亡的热情，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他的
爱国思想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1926年，范文澜申请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但不久之后，就和当地的党组织失去联系
。次年，范文澜立意去北京会见李大钊，但因种种原因，
终究未能成行。
在范文澜所执教的大学课堂上，他开始向学生宣讲自
己一直信奉的共产主义和进步思想，这一大胆举动立刻引
起了当局的注意，差一点因为此事遭到天津当局的逮捕。
经过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协助，范文澜于这一年的5月，
离开天津，避祸到了北京；下半年起，辗转于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
、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多所高校，重新开始了他的执教
生涯。这期间，范文澜出版了他前期学术成就的代表作—
—《文心雕龙讲疏》《诸子略义》《水经注写景文钞》。
1930年，范文澜又因被指为共产党而遭到逮捕，后来
经人营救获释。这年暑假后，他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
院国文系主任，1933年，又担任该校文理学院院长。1934
年，他再次被反动派逮捕，后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
这前后两次身陷囹圄的经历让范文澜看清了反动当局
的真面目，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奉者，用
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方式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身先士卒，虽
死不悔，贡献着自己的那一份光和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示下
，范文澜开始创办抗敌工作训练班（简称抗训班），亲自
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范
文澜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他重新与党组
织取得了联系，在遂平创办抗训班；后来又随新四军在信
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
作，长期奔波在桐柏山中。1939年9月，范文澜在竹沟镇第
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范文澜几经波折终于到
达延安，担任马列学院的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又担
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这段时期，范文
澜完成了自己后半生学术成就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简
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范
文澜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出任北方大学校长；
1947年，又兼任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
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出任校
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
。在学术领导岗位上的范文澜除了一再修订自己的史学著
作外，也一心培养后进，为倡导优良的学术风气而孜孜不
倦。
1949年，范文澜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
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9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华北大学
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三所（简称
近代史所），范文澜为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
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并负责主持日常事务工作
。①此后，范文澜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1954年，当选
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又当选为中国
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当选为第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接着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5年，当选为第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9年，当选为中
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②同年7月29日，范文澜
于北京逝世。
范文澜就这样走完了他充实多姿的传奇一生。回首他
这一生，而立不到就显名学林，花甲未逮已功绩卓然，一
生著作等身，桃李遍布海内。到了晚年，即使力有

范文澜是国学大家，是游击战术专家、是”文武双全的抗日英雄”，是延安最受欢迎的教员。作为学林皆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不的卓越前驱，范文澜在风雨如磐的20世纪，新学旧学冲撞交融之际，际会风云，与时俱进，将自己一生所学，不论新旧中西，融会贯通，为中国经学、史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书为读者呈现史学之外的范文澜，作为一个执教多校、深得学生爱戴的良师益友，体现了范文澜的教育思想与学术精神，也展现了他治学与为人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