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作有《道大无外》《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等二十余种，在《读书》《二十一世纪》《战略与管理》《开放时代》《万象》《文化纵横》等刊物发表文化与学术评论百余篇，为《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撰写小评论百余篇。

一
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
二
张之洞与“中体西用”
国器章太炎．
越是时代的越永恒：梁启超文本的跨世纪解读
有计划的死：梁济对民初共和体制的失望
三
永远是他自己的陈独秀
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
疾病与历史：非常威尔逊
四
尝试梦想的胡适其人
两个质疑留学的留学生——读梅光迪致胡适书信，1910-1913
五
语语四千年：傅斯年眼中的中国通史
陈寅恪的“古为今用”
非驴非马：陈寅恪的文字意趣一例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2008年11月13日在复旦文史讲堂的演讲
六
凭直觉成大学问：梁漱溟的治学取向和方法
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
脱弃机械的一片真诚——介绍梁漱溟的《朝话》
七
要言不烦：缪彦威先生论表述
与时代和社会相感应——通儒吴天墀先生
目光四射的史学大家——吴天墀先生学述
把意境深远的话说得风韵疏淡——忆张芝联先生
北大历史系的地震
八
追随余师英时读书的日子
罗荣渠先生的“学贯中西”取向
眼光前瞻的学术带头人——怀念隗瀛涛老师
一位坚持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纪念朱维铮先生
九
朋友不在朝朝暮暮——《东风与西方》修订版序
雾里看花：书与人的故事
与哲学的缘分
七七级：无须复制的一代

经典淡出之后的读书人
近代中国是个全方位的“过渡时代”，出现了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几千年才有的巨变。这一转变是个发展的进程，发生在辛亥年的政权鼎革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基本上贯串了包括19到20世纪的整个近代，到现在恐怕仍在延续之中。辛亥前的废科举是后来政权鼎革的铺垫，与此密切关联的，就是一些趋新士人开始推动的“去经典化”努力。社会上四民之首的士不复能产生，思想上规范人伦的经典开始失范，演化成一个失去重心的时代，最终导致既存政治秩序的颠覆。
近代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竞争有力地支持了读书人的“去经典化”努力。问题是任何“经典”都不仅局限在象牙塔里，也存在于老百姓的人生日用之中。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使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学问”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怎样治学，都成为需要思考和梳理的问题。甚至“读书”这一带有象征性的行为，也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不论在社会还是思想层面，以及新兴的学科体制层面，与“读书”行为相关的一系列范畴，都面临着重新规整的需要。
这样，“读书人”自身也不能不经历着从身份认同到行为取向等方面的波动。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都面临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的需要，而其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不论是精英还是边缘读书人，都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往往一身而兼有士人和学人两种身份认同，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
过渡时代的读书人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行为方式，而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技能性学习相关的行为。它更多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所以为官者需要聘请专业化的师爷），是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改变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参见孟子所说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
我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是相对于“学”而言，也包含从政议政。以前这类责任与读书治学本无冲突。传统士人不论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做着准备。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政与教息息相关，用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或许是受到近代西方出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学人之分的影响，民初人开始提倡学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论政的取向。但西方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上述中国传统观念仍影响着众多读书人。
以前的士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虽然也有所谓乡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ideal type）的方式表述，则士人进退之际，基本保持着“天下士”的胸怀。与之相比，后人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之间，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不过，传统的现代影响，仍处处可见。很多读书人的确希望做一个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而近代又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国家一旦有事，他们大多还是感觉到不得不出的责任：少数人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或反向的政治革命，多数人则不时参与议论“天下事”。
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此即最能体现。但这种恢复性的再现又是处于典范淡出之后的语境之中，因而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如麦金太尔所说，由于赋予其意义的语境已经不再，许多被继续使用的关键性词语仅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不仅术语，行为亦然。时代背景既然与前不同，那些参政或“议政”的读书人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仿佛离了本行，往往不免带点欲语还休的意态。
与经典的淡出直接相关的，是清季民初一个延续的争论，即究竟是学术思想决定风俗政治，还是相反。梁启超和多数人赞同前者，而章太炎则反是，他认为“政治本来从阅历上得来的多，书籍上得来的少”。故政治学者未必能做政治家，实际政治中的英雄伟人也不曾讲究政治学。他通俗地指出：“袁世凯不过会写几行信札，岑春煊并且不大识字，所办的事，倒比满口讲政治的人好一点儿。”
在一定程度上，太炎似乎在提倡某种现代意义的“学术独立”，特别是让学术独立于政治。然而这一思路后来却成为参与实际政治者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即只有从政治上根本改变现状（更换政权），才能谈到其他方面的转变。而另一些提倡思想改造者，则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以再造中国文明。
或可以说，“学术思想”与“风俗政治”的关系成为一个思考的问题，恰是趋新读书人“去经典化”努力的结果。以前“风俗政治”都在“道”的指引之下，“道”的意义虽有灵活波动的一面，但大体意旨仍是明确的。重要的是“道”以经典为载体，若对“道”的意旨有任何不明确，正可从经典中寻觅。“去经典化”之后，“风俗政治”便处在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之下，而“学术思想”则扮演着一种身份似明确而意义不确定的角色：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经典的替代物，但其究竟是否能够承担以前经典所行使的功用，以及怎样完成，的确都还是问题。

本书为史家罗志田先生的随笔集，集中关注近代读书人的学术与思想世界。
本书非学院写作，无意追求系统全面，所述故事或许惊天动地、荡气回肠，也可能不过就是一些细枝末节。但这些大小不一的行事，多少都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社会心灵。

什么是历史的主体？或谁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众多历
史从业者萦绕于心的问题。据梁启超的看法，司马迁的写
作精神就是“以人物为历史主体”，故他的《史记》也“
以人物为中心”。后世虽传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
形式，其实没得到他的历史精神，盖“《史记》之列传，
惟借人以明史”；而“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历史的主体是人，这一点当
永不忘记。
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当表现在人身
上。中国传统史学本特别注重“人”，所谓“纪传体”史
书，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典型体现。这一传统流
传了两千多年，但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而开风气者仍是
梁启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流传甚广，百年来多被视为对旧史学的正确概括。那
时的梁启超以为，纪传体这种旧形式不过是一篇篇的纪传
像“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在那里，简直就是“合无数之
墓志铭而成”。而新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
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寻求历史的公理
、公例（《新史学》《中国史叙论》）。
随着天下的崩散和国家（以及社会）的兴起，逐渐形
成以国家为基本历史叙述单位的趋势，个体的人也日渐从
历史叙述中淡出。这种新史学风气的影响是持续的，迄今
不衰。我在2009年曾提出“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希
望把我们史学中日渐稀少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
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
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不过那主张没产生什
么影响。好几年后，王沉森兄还不得不以专文探讨历史叙
述中“人的消失”。
其实就是要侧重国家和社会，也离不开个体和群体的
人。如瞿秋白所说，想要“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
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
一个社会的心灵，当然只能反映在人的身上。任何个人的
观感都有其个别性，然正如滴水可见太阳，个人的观感也
无不可以反映所谓时代精神，研究者不难从中看出并把握
时代的脉搏。简言之，历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现在个人的
经历和体验之中。
也只有将每一当事人还原为具体场景中活生生的人物
，然后可避免将其过度抽象化，不至于使具体的人被“物
化”。黑格尔曾区分哲学史和政治史，前者的特点是“人
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而在后
者中，个人正是凭借其性情、才能、情感和性格而“成为
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哲学史讲演录》）。窃以为他所
说的政治史也可以推广到非哲学的一般历史研究，我们确
实需要更多注意历史中活生生的个人。毕竟人是活的，个
人之所以为个人，正因其有思想，有行为，有感情，也有
性格。群体亦然。
而人的性格情感，正体现在其言行之中，故孔子早就
提倡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我们记人
也不能徒载空言，须“直叙其事”，否则便“善恶混然不
可明”（李翱《百官行状奏》）。唯不能须臾忘记的是所
有行事的主体——人。古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安
排，大概就有防止离人而言事的寓意在。
实际上，如果不能真了解一个人，读其书也未必有多
深入的了解。陈寅恪曾慨叹，王国维的著述“流布于世，
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
”。读者若不能越出．自身所处之时间地域，而与立言者
“神理相接”，以想见其人其世，则所称道之学，或亦不
免隔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陈先生关于“是非之论”当然有特指，却也提出一个
有更广泛意义的史学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正是通过立言
者的著述来理解其所欲言。然而立说之人既有主动的书不
尽言、言不尽意，也可能不得不欲语还休，还有许多有意
无意间的言而不书；同时大部分言说都存在于对话之中，
受到立言对象和周遭观听的影响。张东荪在讨论青年何以
“烦闷”时注意到，“一部分人专为反对之言论，以扫青
年之兴趣。此辈之言论虽不见于出版物，而交际场中固屡
屡闻之”（《青年之悲观》）。
……
最后一组可以说是附录，盖已到我这一辈人，甚至包
括一点与自己相关的事。个人本碌碌无为，书中所记那些
小事也算不上风雨中的鸡鸣，唯差可衬映出世事的风雨本
身——我们这一代的生活经历都不那么平顺，说是栉风沐
雨或也不为过。我自己还能读大学，要算非常幸运的了，
却也三十岁才大学毕业，四十岁才拿博士学位，和现在的
年轻人就不可同日而语啦。
过去人常说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
，学问本是自己的事，现在却越来越成为“公事”了。孔
夫子在春秋时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
语·宪问》）的时风很为不满，说明那时出现了一个与前
不同的倾向——以前的个人是自足的，“学为人”的目标
就是“为己”；后来则一个人越来越需要外在的因素来证
明自己，逐渐形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态势。不幸这样的
趋势不受改朝换代和意识形态转换的影响，日渐流

从根本言，中国的近代是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前波后波，“互起互伏，波波相续”。在各种秩序全方位解体的时代，很多时候真是风雨如晦，个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只能徘徊彷徨于过渡期中。
近代这个风云时代的构筑者很多，读书人是其中一个重要群体。由于曾为四民之首，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一面对新的时世感到困惑，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正是《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们的故事多与读书相关，却又越出读书之外。本书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