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精彩绝伦的书！它对东亚史、全球史，
甚至我敢说，对欧洲史，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本书
的写作建立在对日本和西方历史材料的扎实理解的基
础上，精练、权威、清晰，写得极好！
——欧阳泰（Tonio Andrade），美国埃默里大
学东亚系主任、海外汉学研究专家

记得三年前译完《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第四
册)以后，曾暗下决心：在修炼好内功（语言能力、知识水
平、翻译经验等)之前，不再轻易参加翻译工作。不料这像
极了胡适当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发愿，不到三年的时
间，我又接手了《公司与将军》的翻译。倒不是真的已修
炼好内功，而是本书所讨论的议题涉及早期近代时期的东
南亚、日本和中国，与《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在时段和内
容上较为接近。因此不论多么微不足道，多多少少算是有
些前期积累。正是这种盲目的自信，连带着对学问和翻译
的敬畏，让我们可以用相当严谨细致的态度，甚至从容冷
静的心态完成本书的翻译。
本书除导言和结论外，共分七章。其中导言、第一到
第四章由我负责，第五到第七章和结论由董丽琼负责。最
初翻译本书时，丽琼尚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访
学。考虑到接下来各自的研究计划，我在邮件中提出这种
分工方案。丽琼一向勤勉诚恳，加上我们以前也曾合作无
间，她对我提出的方案毫无异议，并很快发来部分试译稿
。在合作翻译中，信任和宽容能带来最大的力量，激发彼
此对知识和思想的渴望，鞭策彼此对准确和古雅的渴求，
这为本书的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虽然彼此各有分
工，但实际工作往往相互交叠；虽然我承担了更大部分的
翻译，但丽琼承担的任务绝不轻松。就在回国后的第一个
月，我们就在厦门面对面校对过初稿，留下的许多难点和
疑点催促我们继续分头查找资料，并在三个月后在福州再
次进行面对面校对……因此最后呈现在这里的译稿已远非
初稿模样。
交代本书的翻译过程，绝非要表明我们对译稿的满意
——只有真正从事过翻译才能真切体会译者时而吹毛求疵
，时而焦躁不安，当然也时而沾沾自喜的心情。本书作者
亚当·克卢洛先后毕业于南非夸祖鲁一纳塔尔大学和日本
新潟大学，后又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
作者在本书中以其扎实的文献功底和高超的语言能力，行
走在欧洲和亚洲的历史夹缝中，游刃于日语和荷兰语的语
言沟壑里，甚至不时进入汉语的文化领域中，其间所运用
到的相当生僻的地方性和专门性知识，往往超乎译者的识
见能力。查找这些资料（专有名词)的过程，耗费了超过梳
理译稿本身的时间。虽然我们已经保证了绝大部分专有名
词的翻译，但仍有若干游离在我们的翻译能力之外。本着
谦逊和敬畏，同时为方便读者阅读和查证，我们已在译文
中尽量保留了原文。
翻译始终是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进行，所幸我和丽琼
作为译者，虽然学识和性格各有所长（实也各有所短)而恰
能互补，特别是她的细心和耐心，保证了我们能有始有终
地完成本书的翻译。即使正值撰写博士论文的关键时期，
丽琼对承担这份翻译也毫无怨言，这让我感激也让我感动
！在翻译本书时，我们曾得到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老师和
刘永华老师的关心鼓励，也曾得到陈永福老师的帮助，同
时我们还曾求助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石路遥、
纽约市立大学白根晴治（Seiji Shirane)、东莞理工学院
唐逸轩（Tiago Burgess)等师友，在此谨致谢忱！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正如瞿秋白所言，翻译的一个重
要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这
大约与今人所谓翻译对中文的要求高于对英文的要求同一
道理。因此我们也知道：不论如何修炼内功，不论如何细
致谨慎，我们的中文和英文水平终究有限，书中错误在所
难免。所有错误概由译者负责，恳请读者见谅，也恳请读
者批评指正！
朱新屋
2017年3月21日于福州五凤山下

中文版序言
导言 驯服荷兰人
大分流
公司与将军
文明化和社会化
第一部分 外交
第一章 来自共和国的王室书信
欧洲大使在亚洲
荷兰的问题
发现日本
第一位荷兰大使
荷兰执政的回应
第二章 巴达维亚总督
作为外交首府的巴达维亚
派往日本的新使节
大使的到来
江户迷局
拒绝与责备
第三章 幕府将军的忠实奴仆
言语与修辞
江户参府
从言到行
“帝国的鲜花，国家的护卫”
第二部分 暴力
第四章 暴力之海
海上通行证
法律与暴力
葡萄牙人在日本
扩张与升级
1621年法令
第五章 权力和申诉
长崎的中国商人团体
忠实正派的人们
郑氏的威胁
布鲁克林号事件
克拉维斯克号事件
法律之海
第三部分 主权
第六章 把国旗插到亚洲去
殖民地大员
限制与抵制
保卫主权
日本中心主义的文明秩序
来自中国台湾的使团
冲突升级
第七章 放弃长官
罪行与惩罚
安汶事件
放弃长官
营救长官
礼物
结论 荷兰人在日本的经验
致谢
档案史料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驯服荷兰人
1627年10月，一个庞大的使团抵达江户——德川幕府的政治首府，一座不断扩张中的城市。这个使团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派出的，当时该公司作为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欧洲企业，迅速崛起。彼得·奴易兹（Pieter Nuyts）位列队伍的最前面，坐在由六位轿夫抬着的专用轿子中。作为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新近毕业生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杰出顾问，彼得·奴易兹担任此次向幕府将军派出的特使。紧跟其后的随行队伍引人注目，有近三百人之多，其中包括荷兰将士、全副武装的武士、身着制服的青年侍从、翻译、马夫，当然还有许多仆人。这支使团力图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断增长的自信，因此此次出使日本经过精心策划并且开销巨大。他们不仅准备了丰厚的礼物，而且带来了对幕府将军的一系列要求。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彼得·奴易兹就不得不连夜逃离江户。他的使团被草草打发，甚至连幕府将军的面都没见到；他的礼物被弃置一旁；他的要求也被忽略。与来时的隆重排场相比，此次这位特使的返程，没有任何随员陪伴。由于未经官方许可，彼得·奴易兹只能找了几个轿夫来，帮他抬轿以穿过江户漆黑的街道。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等待后终于成行，但是他们尚未到达街道的尽头，就被一个当地巡夜者喝令拦下。这些轿夫惊恐万分，突然扔掉轿子四散而去，留下荷兰特使站在街道中间，孤立无助。
彼得·奴易兹使团或许是一次格外惊人的失败，但其经历绝非独一无二，这种情况在当时甚至更为普遍。事实上，许多前往亚洲的其他欧洲使团也处于同样的境地，亚洲人对他们的身份或权威视若无睹。像彼得·奴易兹这样的个人，在欧亚之间的全球性碰撞中处于岌岌可危的前线位置。这种处境从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小型舰队，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贸易航线时便已开始。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些航线逐渐延长直至可以环球航行，逐渐加密直至成为可靠的远洋贸易快速通道。在达·伽马的开拓性航行之后，首先是葡萄牙人，后来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进入亚洲海域。他们在那里开始遭遇一连串的强势政权，这些政权所拥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资源，都远远超过欧洲最具支配地位的政权。当欧洲人在亚洲秩序的边缘争夺地盘时，其结果便是出现了类似1627年发生在日本的场景。
本书所要考察的是欧洲人和一个强势的亚洲政权之间的冲突，聚焦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德川幕府之间的交锋。众所周知，在17世纪活跃于亚洲的所有欧洲海外组织中，荷兰东印度公司最为强大；而德川幕府对日本群岛的强势统治已经超过250年。通过分析这一交锋中的某些关键时刻，本书将围绕有时被称作“全球化第一阶段”的概念提出一系列问题：在早期近代的亚洲，欧洲权力的性质和程度如何？欧洲人如何处理与像日本德川幕府这样的亚洲政权的关系？他们又在当地的政治秩序中处于何种位置？最后，对这样一种遭遇政治的考察，如何改变我们对传统上被定义的“欧洲崛起”（the rise of Europe）的理解？
大分流
当然这一时期勇于开辟新大陆的水手，远不止达·伽马一人。早在达·伽马出发的五年前，另一支由西班牙——比葡萄牙更强大的邻国——派遣的探险队，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率领下，离开欧洲海岸去开辟通往印度的航路。但是这两支舰队并没有在南亚次大陆会合，而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进发，结果不仅遭遇了迥然相异的文明，也最终开启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欧洲扩张路线。与他们在亚洲的竞争对手不同，向西航行的欧洲人能够攻克庞大的帝国，征服帝国的子民、文化和领土，还能永久地改变他们所发现的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面貌。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只有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差异才逐渐扩大——那时哥伦布的探险超越了地理限制，成为欧洲早期近代扩张的一个重要象征。
P1-3

本书属于历史类图书。本书是一部重要的全球史作品，它梳理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德川幕府相遇的全部历史过程，讨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09-1665年的海上劫掠活动，探究了二者从1624年开始至17世纪30年代的主权争端。作者以流畅的文笔、翔实的史料，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德川幕府之间的关系图景，对相关领域的历史研究颇具启发意义，是一部优秀的世界史研究佳作。

有机会为《公司与将军》中文版作序，我深感荣幸。
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考察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在日本
的经验，以及二者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相遇。荷兰东印度公
司虽然在日本获得了持久的商业据点，但是在德川幕府秩
序边缘寻求一席之地的尝试却屡屡受挫。本书的三个部分
，依次考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大使前往江户、在日本
群岛周边海域发动海上战役、欲将中国台湾占为己有等问
题。此外，本书还将以上问题与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在亚
洲其他地区的经验进行了对比。
关于理解荷兰人在亚洲的活动及其地位的问题，前人
已有卓越的开创性研究，本书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包
乐史（Leonard Blusse)、加藤荣一（Kato Eiichi)、永
积洋子（Nagazumi Yoko)、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
（Sanjay Subrahmanyam)、杰克·威尔斯（Jack Wills)
等学者，贡献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和高度创新性的研
究成果。我在研究生期间最初接触到这些研究，并由此确
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近些年来，新一代杰出的年轻学者
继承了他们开创的研究，包括欧阳泰（Tonio Andrade)、
松方冬子（Matsukata Fuyuko)、玛莎·柴克林（Martha
Chaiklin)、古拉姆·纳德里（Ghulam Nadri)、郑维中（
Cheng Wei-chung)、杭行（Xing Hang)等学者。包乐史在
这一领域占有独特地位，这些学者中不少人正出自他门下
。尽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总结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
研究的最新动向，但是撰写这篇序言确实给了我难得的机
会，来介绍《公司与将军》出版前后涌现的新成果，这些
成果对我思考亚洲的荷兰商业帝国问题有着深刻影响。
首先要提到的成果并非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而是
一个网站和在线数据库。它使得运用技术改变历史书写这
一渴望已久却很难实现的目标成为现实。本书中很大篇幅
聚焦于外交活动，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如何努力在东亚外
交秩序中寻求立足之地。我力图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
地位的转变，即从最开始临时虚构一位君主，到后来将公
司塑造成德川幕府将军的忠实属臣。在我完成本书初稿之
后的几年时间里，许多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的研
究著作喷薄而出。这些著作对于包乐史撰写新外交史的强
烈呼吁，无疑是一种回应。尽管有关外交活动的研究突飞
猛进，但是最令人兴奋的一项新近发展，是出现了具有开
创性的在线平台Sejarah Nusantara（https：／／
seiarah-nusantara.anri.go.id)。这是印度尼西亚国家
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Republik of
Indonesia)和科斯基金会（the Corts Foundation)合作
的产物。这一强大的网络在线资源，使得收藏在印度尼西
亚国家档案馆中的资源，包括《巴达维亚决议》（the
Batavia Resolutions)在内，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实现了对
外开放；这也使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的学者和研
究生们对有关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成为可能。
在资料丰富的Sejarah Nusantara网络平台中有一个
板块是《外交函件（1625-1812)》（Diplomatic
Letters，1625-1812)，这些外交函件清楚地呈现出荷兰
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外交活动的规模。该网站收集和整理了
在将近两个世纪内与巴达维亚往来的大量外交函件。在浏
览该平台界面时，首先震撼我们的是这些外交信函的数量
之多。若用于写作，《外交函件》中可检索到的信函总数
达8568件。此外，通过一个支持检索的目录，该网站还展
现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保持通信往来的大大小小的不同政
权模式，如从微型的海港政权到庞大的领土国家。尽管我
试图在本书中阐明某一段时期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某
个地区的外交活动，但是《外交函件》展现的却是整体外
交活动，以及它是如何在荷兰帝国和以巴达维亚城堡为中
心辐射出来的庞大外交网络的全部范围中发挥作用的。学
者们的许多研究项目和学位论文已经引用该资料，而且我
毫不怀疑它在未来的研究著作中仍会被大量引用，所以它
的潜在影响并非夸大之词。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研究
领域的发展，需要大力感谢外交函件整理项目的所有参与
机构，以及为这些资料的分类、复制和分析工作做出贡献
的每一个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在18世纪末已经解体，但是几个
世纪以来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在巴达维亚
建立了帝国总部，而且在安汶岛（Amboina)和班达
（Banda)等地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
响力如此显而易见，所以本书主要将焦点集中在东南亚地
区也就不难理解。但是近些年来，在上述前辈学者的研究
基础上，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饶
有活力且令人振奋的子领域。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过去
十年间，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更广泛的中国海洋世界之
间互动往来的研究大量出现。大约在我完成初稿的同时，
另外三位学者也在撰写书稿，这些著作极大地开阔了我们
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地区角色的理解。
欧阳泰是当今这一学术领域里成果丰富、影响巨大的
学者之一，因其首部开创性著作《台湾如何成为中国的领
土》（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而广为人知。该书考
察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如何转移到台湾的历史过程
。欧阳泰在书中展现了一个复杂的荷兰殖民政权是如何以
中国劳动力为基础，通过一个被称为“共同殖民”的过程
建立起来的。…他的第二部著作——《1661，决战热兰遮
：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出版于2011年，当时我的书稿也接近尾声。欧
阳泰在该书中对中荷战争（1661-1668)进行了细致分析，
挖掘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成功及其掌控下的郑氏海上网
络之间的针锋相对，进而重新评估了欧洲和亚洲之间海上
力量势均力敌的状态。我的研究主要关注法律以及法律标
识的延伸如何限制了暴力活动，而欧阳泰关注的是暴力活
动本身。《决战热兰遮》是对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军事革命”这一著名理论做出的回应，同时也
是建立在该理论的基础之上；该书对发生冲突的双方持中
间立场，表明虽然欧洲人的确占有技术上的优势，尤其在
要塞和船只方面，但是其扩张范围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
的那样广泛。该书有两个重要成果：一是重新理解关于欧
洲军事优越性问题的争论；二是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
之间的冲突变成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个案，并且使其迅速
成为所有世界史研究者的必读物。
另外两部关注郑氏集团的研究著作，与我的书稿大约
在同一时间面世。第一部是杭行在2015年出版的杰出著作
——《海洋东亚中的冲突与商贸：一郑氏家族与现代世界
的形成（1620-1720)》（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c.1620-J720)。该书主
要以郑芝龙（死于1661年)和儿子郑成功（1624-1662)以
及孙子郑经（1642-1681)三个人物有所重叠的传记资料为
核心。郑氏家族三代共同建立了一个跨越东亚和东南亚地
区的强大海上集团，后来还在台湾西部海岸建立起一个具
有明显的海上发展倾向的领土政权。杭行利用这些相互交
叉的传记资料，首先指出郑氏集团成功地借用了中国的传
统体制、机构和正统性，因此能够笼络商人和巩固商业利
益；继而表明，郑氏集团能够将其转化为非常成功的政权
体制，并在台湾建立起领土政权和“东亚海域的非正式经
济霸权”。
我在本书中揭示并考察了中国商人在长崎递交的许多
申诉。通过这些申诉想要讨论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
本曾经一度卷入德川法律秩序，而在此秩序中，它针对三
个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商人、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的
敌对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其结果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使
用武器的一贯做法，由最初的限制变成后来的极力阻止，
这个看似将要主导日本周围海域的集团实际上备受挫折。
杭行在其著作及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幕府将军的中国
伙伴：十七世纪日本德川政权与郑氏集团在海洋东亚的联
盟》（“The Shogun’s Chinese Partners：The
Alliance between Tokugawa Japan and the Zheng
Family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itime East Asia
”)中进一步指出，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商人在德川秩序中的
地位。”杭行认为，中国商人事实上并非处于社会最底层
，而是比其他外国团体有着更高的身份和地位，因此能够
获得德川政权的保护和支持。而造成这一事实的关键，则
在于一直与日本保持长久联系的郑氏家族的作用。只有在
德川政权与郑氏家族之间的联盟破裂以及清朝入主台湾之
后，中国商人的地位才急转直下。
在我考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集团在通往日本的航
线上以及在长崎等港口城市所爆发的冲突时，郑维中在
2013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海域的战争、贸易和走私（1622
-1683)》（War Trade and Pirack in the China Seas
，J622-683)则扩大到郑氏集团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爆发
的商业、外交和军事战争，涵盖的是从日本一直延伸到东
南亚的一个广阔海洋世界。我的书中仅偶有关注到发生在
东南亚的一些事件，《中国海域的战争、贸易和走私
（1622-1683)》这本书，作为TANAP项目的另一项突破性
成果，则精彩地论证了这两个区域之间在该时期的紧密联
系，同时也展现出德川政权的政策——尤其是为通往日本
的郑氏商船提供保护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一
影响如何蔓延到遥远的港口城市，甚至国家政权。
以上所有研究，都将荷兰东印度公司置于持续不断发
生剧烈变化的海洋环境中进行考察。它们丢弃了过时的欧
洲优越论，展现出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难以对付之外还有
另一面，即在一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频繁遭遇挫折。虽然
以上成果使得这一研究领域在全新方向上有了令人欣慰的
推进，但是仍然遗漏了一些学术巨擘——正是他们的重要
贡献和全心扶植，才塑造出如今这一代研究者。约翰’威
尔斯，即人们所熟悉的杰克，于2017年1月13日过世。我初
次遇到杰克，是2004年在日本的一次会议上，后来我匆匆
离开。之后的每次会议，我都因为他的学术热情而受到鼓
舞，而且对其渊博学识无限敬畏。他的著作中有一系列开
创性研究，都是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互动交往，
这些研究的学术水准几乎无人能超越。在我的书稿将近完
成时，杰克也曾阅读过，书中的许多观点还可以直接追溯
到我们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
业师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虽非研究荷兰东
印度公司的专家，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全球史学家和海外
华侨华人史学者。他于2017年9月不幸早逝。除了在哥伦比
亚大学指导我的学位论文外，他还鞭策我将本书提交出版
，而且对每一章节都提出了宝贵意见。他的学术生涯一直
充满慷慨无私、仁慈博爱，是我辈学人的杰出榜样，我在
此表示深切怀念！

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涉足亚洲市场，期望能在日本德川幕府的秩序边缘寻求一席之地，然而荷兰人屡屡受挫，在日本毫无话语权。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地位，荷兰人动用外交、武力、经济等各种手段，想方设法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在与德川幕府的一次次交锋中，荷兰人反复定位自己，他们到底是侵略成性的海盗，还是只想分一杯羹的商人？是“荷兰国王”的合法代理人，还是幕府的忠诚附庸？是顽固的殖民者，还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荷兰人不断在进退的边缘试探。在17世纪全球化背景下，这个世界第一家股份制公司究竟如何跨越迥然相异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圈，维持与亚洲政府的外交、商业、政治关系？又是如何建造自己的海外商业帝国的？本书仔细审视了近代早期荷兰人与日本德川幕府的缠斗，重新定义了“欧洲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