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湖北团风县人，1956年生于古城黄州。现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委员。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凤凰琴》、《秋风醉了》、《大树还小》、《挑担茶叶上北京》等。出版有《寂寞歌唱》、《痛失》、《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及散文集多部，中短篇小说集约二十种。曾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第一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长篇小说大奖等。2011年，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自序
第一章　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
第二章　唯有故乡才能给我们以未来
第三章　用别人的情，说自己的爱
第四章　生命是劳动与仁慈
第五章　一切才华都是抵押品
第六章　小说是写给自己的锦书
附录　刘醒龙著作年表

不知不觉中，对过去的痕迹产生莫大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在我心情郁闷时，这痕迹就像乡土中晚来的炊烟，时而蛰伏在屋后黝黑的山坳里，时而恍恍惚惚地飘向落寞的夜空。假如我的心情不错，本是无影无踪的痕迹，就会是雨过天晴之际，由那肥硕的蚯蚓一耸一耸地爬过，犁出一条宛如房东女人的粗针大线，并且更像小路弯弯的七色和五彩。更多的时候，心静如水，一切如同从来没有发生。痕迹便成了秋收之后弥漫在田间地头的各种印花，有四瓣，有五瓣，有敦实，有轻盈，那是狐狸和黄鼠狼，还有狗獾、猪獾，甚至还有果子狸，总之都是小兽留下来的脚印。我明白，在这些想法的背后，是自己离开乡土太久太久，太远太远。
在人生的旅途上忘乎所以地走了又走，最终也不会像一滴自天而降的雨水，化入江湖不见毫发，就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总是系着我们的痕迹之根。
在习惯里，灵魂是果实，是人的贡品；痕迹是枝蔓，能作为薪柴就不错了。其实，人是大可不必对灵魂如此充满敬畏，对灵魂的善待恰恰是对它的严酷拷问。唯有这些充满力量的拷问，才有可能确保生命意义与生命进程息息相关。
很多时候，一个看上去毫无异相的人，会用其生命爆发出一种异常强大的力量，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得到的解释都与奇迹有关。与之相反的是那惯于登高振臂呼风唤雨的一类：他们的伟岸是不真实的，是别人的匍匐衬托出来的。他们的强悍也不真实，因为与之对应的人并不是真的无法把握自己，是他们自己缴了自己的枪械，自己废了自己的功夫。在时光的长河里，只要有人敢于苏醒过来，哪怕只是对曾经的作为，画上半个问号，那些自傲的巨人就会半身不遂，筋骨松散。坐着轿子行走，就算能日行千里，那本领也是虚伪的。问题的实质是，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将拷问的鞭子对准自己的胸脯。事关历史的过去不会开玩笑，也不会闹误会，刻在它们身上的那些错误从来就不属于它们。过去的光荣与耻辱，甚至连创造这些过去的人都不属于!他们已经逝去，烟消灰灭了!不管接受还是不接受，它已经属于后来者。于是，过去是一堆包袱，过去也是一笔财富，过去更是一种深刻。对于肉体，这样的深刻毫无用处，它只能面对后继者的灵魂而存在。
怀想过去是实在的，无论它所带来的内容是憎恨、愤懑，还是懊恼与醒悟。站在生活雄关上的人，离未来只有几步之遥。真要走到那边去仍然很难。有过去在身后适时提出警醒，就是憧憬很多，也不会迷失方向。所有能够被称为过去的东西，都会有它的用处。
小时候，曾在一本书中读到一句让我终生不忘的话：若问朝中事，去问乡下人。
放在过去，这样的话是不用多做解释的。可惜再提起这话时已是现在了。大批大批的人被现代化迷雾麻木了自己的思维，忘了乡土的遥远，足以使人的目光变得更加深邃和高远，也忘了乡土的平淡，可以排遣阻碍自己认知与批判的泛滥。在写作中，我一遍遍地问过他们。时间上虽然是过去，要问的道理却是现今的。同样，我也一遍遍地问自己。即便是蜗居在整日喧嚣的都市里，我还是想听到有鞭子闪击而来，在头顶阵阵作响。
而文学于我、我与文学都是隐喻的。这是生活所决定的。在过去，生活就是如此神秘地向我诉说着，能不能听懂完全是看我的造化。现在和将来，生活仍会继续这样。还有一句话，也是我常常听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我所写的那个七十年代算起，正好又到了新轮回新变迁的起始。生活的表象看上去有了天壤之别，生活的精髓变化并不大。仿佛还要经历一次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真的这样那也太可怕了。一个人如果毕生待在炼狱里，不知道世上还有天堂，他一定会认为炼狱是最好的去处。值得高兴的是，不仅仅是我，很多很多的人都已经知道天堂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这一点正是过去了的东西不再在我们生活中轮回的力量之源。P9-11

文学就该有文学的样子，作家就该有作家的样子。
正是这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快，和绝对了不起的青春，锻造了我的近乎不锈钢一样坚韧的神经。
原来世上人所共知的天才，其实都是一些幸存者和幸运者
最好的作家应该是仁慈的、悲悯的。这是我们对乡土小说最应该持有的态度。
文学毕竟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文学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大潮从启蒙到革命，从抗战到解
放，从浩劫到反思，浩浩荡荡。在此语境下的文学思潮，
其主体也表现为激情引导下的青春澎湃，一路呼啸。直到
“文革”结束，中国文学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宽松而多
元的年代。
一九七八年初，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同班同
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一下子触动了全社会痛
定思痛的神经，于是“伤痕文学”引起风潮。理论界还在
那里忙着讨论什么“歌颂”还是“暴露”、“社会主义体
制下会不会产生悲剧”等夹缠不清的话题时，广大人民群
众已经呼啦一下通过了这部作品，由此开启了被称作“新
时期文学”的方向。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思想解放运动中
诞生的《今天》等一批民刊，被称作“朦胧诗”的新诗潮
流开始在青年读者中广为流行，尽管不很确切，尽管引起
了争论，但是“新的美学原则”由此得到普遍认可，改变
了诗歌创作的路径。
一九八五年，一批知青作家尝试从民间风俗文化描写
入手，融汇传统审美特点与西方现代主义手法，以此改变
文学与政治紧密捆绑的写作观念，兴起了蓬蓬勃勃的“寻
根文学”，这一创作思潮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家们转向
民间、坚持写实和人文理想，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一晃，四十年弹指一挥间。这四十年来，虽然道路走
得曲曲折折，但国家领导层面基本上遵守了解放思想、改
革开放、不搞阶级斗争、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等承
诺。经济建设带来国家的强盛，大国和平崛起的赞声不断
出现。这个时候，我常常想起地球上的另一块土地，欧洲
欧罗巴，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欧洲
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殖民政策给宗主国带来了广阔市
场，国内经济发达，物质繁荣，人们陶醉在纸醉金迷的欲
望追求之中。文学上流行了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声色犬
马的世纪末思潮。就在三十年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
出了《贝多芬传》，大声疾呼人类精神的追求。再过差不
多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又是罗曼．罗兰发表
了《超越混乱之上》的精神宣言，强调在国别以上，应该
追求人类共同的精神。作家在国人与敌人的咒骂声中获得
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咒骂他的人，却在战争废墟上不得不
收拾残瓦一片了。
文学是社会的良知，是人类历史的见证。文学在一个
时期内可能会被误解、被咒骂甚至被威胁、被迫害，但是
优秀文学的真正力量，仍然在于无畏地揭示真相，肯定真
善美的理想，让人性中的虚伪、凶残、血腥、无耻都感到
战栗与无趣。记得很多年以前，无意中看了一部电视剧，
剧中汉景帝对晁错说：“老师啊，你告诉过我，对的事情
总是对的，错的事情总是错的。可是，为什么现在明明对
的事情却变成了错的?错的东西倒好像变成对的了?”于是
，晁错被杀了。在临刑前，晁错对汉景帝说：“皇上，我
还要说，对的，到最后还是对的；错的，到最后总是错的
。”我想，两千年以前的对与错，现在已经一点也不重要
了。但这样一种坚信自己是“对的”的理想，只有在文学
作品里，才会被描写得那么生动，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
文学的不朽所在!
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文学回忆录”丛书，意
在为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收录
当代作家有关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以及在文学创作道
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有
意义的选题。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和人的历史，将在这里“
立此存照”，给当下一个见证，给未来一份信史，也给广
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多维度认知作家的好读本。
策划者向继东先生邀我为丛书作序。恭敬不如从命，
于是想到了上面这些，并与本丛书作者与读者共勉。
2017年5月27日
于上海鱼焦了斋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收录了当代著名作家刘醒龙关于文学创作的感悟以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