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3年开始阅读《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即成为我关注最久、投入最多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我出版过三本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著作，即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印、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2006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阅读梁启超》，以及2014年由东方出版社刊发的《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此外，我还编选过《梁启超文选》（上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与《大家国学·梁启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校勘过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与《国学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后二种系与陆胤合作），辑录过《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规模最大的则是三册、一百四十多万字的梁氏佚作汇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书序收入三联版的《阅读梁启超》时，我补拟的标题颇为感慨地用了《十年一剑？》。

愿意为一个研究对象付出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可想而知，此人之于我必定意义重大或魅力十足。仔细想来，梁启超有如下三方面优长对我深具吸引力：

首先，我做近代文学研究，是从梁启超起步的。日后回想，我一直很庆幸这一选择的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英明。因为从哪里入手，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学者将来的研究格局。我非常欣赏梁启超关于“理想专传”的构想：“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此处的“伟大”不单指“人格的伟大”，也包括“关系的伟大”，后者甚至更重要。因此，传主应是“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或“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一类人物，亦即“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如果倒转此一借人物写时代的角度，而从观照一个时代的政治、学术以至文学的流变着眼，那么，这些处在关系网络中心的人物，无疑会带给研究者更开阔的视野，展现更精确的图景。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伟大人物。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学变革、学术思潮更迭、社会政治改良，梁启超不仅身历，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追随梁启超，也使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得以进入更为广大的史学领域，让我因此能够走得更远。

其次，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学术论著不必说，即使影视作品中，也不时可见其身影。起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即“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如愿以偿。

最后，在为时代写照而挑选作传人物时，“人格的伟大”虽不及“关系的伟大”更获优待，但若要长期保持关注，则此一研究对象在品格、性情上，必定应有使人感佩或愿意亲近之处。梁启超虽也投身政治活动，并一度进入官场，却绝少此间常见的恶习。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富有感染力。其爱家人，爱朋友，爱文学，爱书法，爱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使人乐于与之长久盘桓。

与这样一位时代伟人、启蒙先驱、可爱长者相遇，结缘三十多年，至今仍不厌不弃，并且，这一缘分还会继续下去，实为本人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幸事。

而由于持续的关注与话题的延伸，本人的研究也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相当的重视。东方出版社精明能干的女编辑姚恋在做过《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责编后，一直惦记将我的三本著作集合起来，一并推出，以集束的效应进行展示，这一建议让我颇为动心。此事从去年说起，中经家事波折，延搁到今年6月，方才正式启动。

此次重新编排，按照三书为一整体的原则，除《觉世与传世》保留原貌外，其他两本著作都做了少量调整，具体情况在各书的“附记”中已有交代。同时，为配合成套出版的整齐、美观，书名也经过了统一修改：以“阅读梁启超”为总题，《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易名为《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阅读梁启超》扩充为《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改题为《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

明年1月恰逢梁启超去世90周年，谨以拙作向前贤致敬。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法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讲学。

“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

一

在《三十自述》A中，梁启超曾这样记述他的出生：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把自己的出生时间与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既有炫耀新知识之心，更有一种自觉处于国内外风云交汇之际，因而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庄严意识。的确，时代给予梁启超以机会，而梁启超也没有辜负这个时代。梁启超出生在一个乡村知识者家庭，十八岁以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沿着前代读书人的老路走下去，他的前途不外科举仕宦或积学能文二途。然而，梁启超是幸运的，他躬逢良时，又躬逢得风气之先的良师康有为，再加上他个人的聪慧异常与生性喜新，所以走上了一条与出将入相、宿儒才子完全不同的路。这个玉成梁启超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却充满了苦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处在列强势力包围中的中国，面临着弱肉强食的瓜分危险；腐朽势力的倒行逆施，也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西学东渐”，则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不学习西方进行变革，就要亡国，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生当中国历史上这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梁启超顺应时代的要求，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变法图强，猛烈攻击顽固守旧派，宣传西方文明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法律学说及其他科学思想，给沉闷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新生气。无论其说是否粗疏浅陋甚至多有错误，也无论其人的政治立场为保皇、改良抑或其他，梁启超大量著述的实际效果却是激发起人们对清政府的仇视与反抗情绪，加速了新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从而为政治上、文化上的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和封建社会同样悠久的封建文学，到晚清也失去了光辉，具有近代意识与近代色彩的改良文学随之兴起。作为这一文学运动领袖的梁启超，以日本明治文学为榜样，利用手中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为改良文学提供了切实的理论指导与专门的发表园地，团结了大批作者，造成了强大声势，终于使改良文学成为晚清文学的主流。虽然文学改良运动是与政治改良运动相辅而行的，但两者的命运很不相同。梁启超所从事的政治改良运动因落后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未获成功，而他所发起、领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自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价值。

由于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研究这一段的文学或文化，便不可能越过梁启超。梁启超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完满的典型代表A，其内心的矛盾与

困惑也缠绕着整整这一代人，并由这种共同的文化心态塑造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基本面貌。揭示梁启超的矛盾与困惑，因而成为本书的重点。

二

梁启超参加过科举考试，却成为一个长期流亡海外的改良派政治家；他出身旧学，却以新学家而闻名。这种并非偶然的命运安排，使他的矛盾与困惑也带有某种时代的必然性。还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便与中国第一个介绍西方近代思想的古文翻译家严复发生过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新民丛报》时期。

严复1897 年的原信现在未发现，不过，据其后来自述及梁启

超复信中所述，是他以为梁启超发论草率，因而“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海［悔］”。梁启超私下虽然承认严复所说未尝无理C，但在回信中仍然申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2019年是梁启超逝世90周年，为纪念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国内研究梁启超的知名学者夏晓虹教授，全新修订《阅读梁启超》系列三书《觉世与传世》《文章与性情》《政治与学术》，并以合集形式出版。这套书是夏晓虹教授三十年来研治梁启超的精华集结，全方位解读梁启超其人其文其事，还原政治文化激荡中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觉世与传世》

以政治家身份论学，开通民智图自强；以文学家态度治学，但开风气不为师。以觉世始，以传世终，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Z完满的典型。本书系统地回顾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发展历程。

近代这个激烈动荡的转折年代，牺牲了却也成全了梁启超们。当年多少一心吟诗、不问世事的纯文人早已被人遗忘，多少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也已烟消云散，只成为历史家的研究对象。可是，充满矛盾的梁启超还活着，起码他的追求、他的苦难和欢乐仍萦绕在今天的文学家心中。

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

作为夏晓虹先生的梁启超研究发轫之作，本书曾多次再版，本版又进行了增补修订，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亦适合大众阅读。

《文章与性情》

为政，为学，为人，独领风骚数十年；为子，为夫，为父，忠孝仁慈几十载，梁启超用一生贯穿了中国近代史。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青春中国诞生的第1口呼吸；他的《变法通议》是一新文化向旧文化宣战的第1把利剑；他的“小说界革命”的尝试为腐朽的旧文学注入第1支兴奋剂。他就是梁启超！他力主变法却踏上流亡之路；他推行共和体制却步履艰难；他指挥讨袁护国却遇重重阻拦；他与康有为同为戊戌干将，却最终分道扬镳……本书汇聚了几乎所有关于梁启超的长言短语，共收录近十余年来研治梁启超的随笔、书评、序跋、论文等二十三篇，内分五辑。由文及人，由人及事，由事及史，由史及论，既有对梁启超生平与著述、事功的总体评述，包括时人与后人、师友与家人的感性印象；也有对梁启超剧曲创作、文类概念与文学史研究的专深探讨或考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位近现代政治、学术大家的历史面貌。

《政治与学术》

因政治活动而得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梁启超是一位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

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却高屋建瓴，对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了综合研究。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面对种种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为您解读以外一生摆荡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

本书选取梁启超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点滴，展示了梁启超不为人知的思路细节，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活动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独辟一地，或变革或笔伐，或温和改良或力挽狂澜。此书展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国家的深爱和忧虑。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Z鲜明的体现。

晓虹的文章，善于叙事说理，材料运用妥帖，逻辑性强，而最大特点是平实，不显山，不露水，而才华潜藏其中。……知我文章用心之所在，前后只有王瑶与夏晓虹，今生不再作第三人想。

——季镇淮

擅长于在极细微处发现问题，然后上下左右，穷追不舍，力图出新意于“常识”之中，夏君的论述风格以细密为主，然也时见奇崛。

史学功夫只是夏君著述的表面形态，其选题之突兀、推进之奇巧，以及文章趣味的讲求，依然可见早年接受文学训练打下的深刻烙印。而这，正是其史学著述的特色与魅力所在。

——陈平原

纪念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

国内研究梁启超的知名学者夏晓虹教授力作

夏晓虹教授梁启超研究三十年来的精华合集

解读梁启超其人、其文、其事

还原政治文化激荡中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