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富迪埃编著的《拿破仑传》描述了拿破仑叱咤风云的一生中经历过的各次重大战役及其辉煌的军事成就。拿破仑代表一个时代，被称为一代“军事巨人”，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天才。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将拿破仑的伟大魅力和历史功过真实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史实与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以及栩栩如生的人物描写的完美结合使本书兼具文学性与可读性。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这位杰出的人类天才未能建朝立代，却奠定了现代政治的基础。他以自己的执政向世人表明，一个国家摆脱绝对君主制、贵族世袭，以及教会的特权，采纳另一种法律，也能长治久安。法国的《民法典》以及众多机构均始创于拿破仑时代，此后未曾或很少有过改动，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采纳和适用。帕斯卡尔·富迪埃编著的《拿破仑传》力图将这位“战神”（克劳塞维茨语）不同凡响的命运，放到芸芸众生的人生维度予以再现。拿破仑深信自己的命运早就注定，这本传记则讲述了其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偶然。他逐渐把自己奉献给法兰西国家，乃至牺牲作为个体的自己。在《拿破仑传》中，帕斯卡尔·富迪埃以“波拿巴的小说”，着力重现了拿破仑的人性侧面。

前言

拿布略尼·波欧拿巴或怎样才能成为科西嘉岛人?

法国的大革命：科西嘉肢解以及加入革命民族

从罗伯斯庇尔到巴拉斯，从土伦到葡月十三日

波拿巴将军

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政变

克伦威尔时刻或帝国的疯狂：奥斯特里茨! 

滑铁卢，死气沉沉的平原

尾声：现代政治的摩西

大事年表

长期逗留法国期间，他看透了圣日耳曼区那帮巧舌如簧的家伙，对他们的“伪需求”深恶痛绝。说到底正是这一点造成兄弟两人的认识分歧：哥哥朱塞佩迷恋贵族，不可能像弟弟那样洞察科西嘉岛出名人物与法国贵族生活的天壤之别。

那些家世显赫的侯爵小子们，享尽特权，盛气凌人，他在布里埃纳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过，受过他们欺凌。阔少们把他看成科西嘉土包子、改不掉意大利口音连名字都拗口的外国佬，他们歪曲“拿布略尼”的意大利发音，用法语谐音给他起绰号“插在鼻子里的稻草”，意思是“不该如此走运的人”。

到了巴黎，局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面对这些堕落、阔绰、虚荣、轻浮、傲慢的世袭贵族后代，他不得不奋起反抗，捍卫自己的名字、地位和人格：“我记得，在军校里，我们这些小贵族，常常和大领主的孩子们打架，我总是赢家”，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上还记得那段日子。

路易十五于一七五一年创建巴黎军校，这个新举措证明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法国大革命后来顺理成章地爆发：国王意识到必须推翻“唯有勇敢造就军人”的传统偏见，要培养能够指挥现代军队的高级军官，同时还要使他们成为“上得了宫廷殿堂的绅士”。军校坐落在位于战神广场东南方的建筑群中，如今人们依然可以欣赏军校主楼气势宏伟的外立面，由建筑师加布里埃尔设计建造，耗资巨大。“公用部分、马厩、驯马场修成统一风格”，“大房间豪华，总督客厅富丽堂皇”，勤务人数众多，令人叹为观止。

一切都极尽奢华之能事，令科西嘉年轻人十分诧异，他在岛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尽管马尔伯夫总督做了很大努力。他还注意到，这种炫耀使得“付得起高额寄宿费”的八十三个“有钱有势的名门之后”(学生总数为二百五十人)更加觉得：军校只是极品豪宅，他们被请来继续享受特权。他们确信，出身高贵胜过任何功绩，自己只要露个脸便能拿到军官肩章，结果考试纷纷败北：一七八四至一七八五学年结束后，他们中间只有十五个人得到军官证书，其余的都被“各自送回家”。他们不愿意放弃玩世不恭、盛气凌人的心态，看到靠奖学金资助的学生通过考试，就格外恼火。原先想让家财万贯的和不那么富有的贵族子弟，融合成一个“绅士军校生”的整体，这个愿望落空了①。

拿破仑后来常说，自己的军事教育理念来自于这个时期的各种观察②。在他的皇家军校(圣日耳曼军校或圣西尔军校)，皇帝力图培养“真正的士兵”，学习给军马包扎、钉蹄铁，“掸灰、洗服装、刷鞋或清洁靴子”，学会跟别的人合住宿舍，拿饭盒吃粗面包，“不怕气候恶劣”，目的是“勇敢地抗住战争的疲惫，取得手下的士兵尊重与绝对效忠”。

可是，和他一样享受国王奖学金的小贵族那边，情况也不妙：他们比大户人家的寄宿生更看重出身门第，家境稍微差一些，但是越差就越攀比家族渊源和乡土情结。

勒皮卡尔·德·菲利波就是其中一个。他父亲是军官，普瓦提埃人，本人和拿布略尼一样领取国王奖学金，也是炮兵，一七八一年进入巴黎军校。他狂热拥护君主政体，看不惯科西嘉小子，嘲笑他法语说得不对、靠法国入侵才刚当上贵族等。一气之下，拿布略尼更加拥护卢梭的思想和古代共和政体。两人经常打架，上课的时候，用脚在课桌下猛踹对方。大革命期间，菲利波成为保皇派，逃往国外，先后效力于王子和孑L代亲王的军队。几年之后，他单独一人，或者说几乎单枪匹马，在圣一让·达克尔挡住波欧拿巴将军向东方进军的胜利步伐。

拿布略尼走在路上，眼前突然出现一头迷路的山羊。他抄起石块扔过去砸它。可怜的山羊赶紧闪开，想跑出怒汉的射程范围，尽管距离相当远，石块还是击中目标。幸亏躲进一片橘林，山羊才死里逃生。是啊，护城堡垒中孩子们混战和在军校打架的功底还没有荒废呢③。

八岁的时候，拿布略尼是个“好动、机灵、活泼、非常敏捷”的孩子。

P19-20

将拿破仑·波拿巴不同凡响的命运，放到芸芸众生的人生维度予以再现，是我们在此所作的选择，这诚然是一种冒险的选择。

事实上，这位杰出的人类天才，这位克劳塞维茨眼中的“战神”，即使未能建朝立代，但却奠定了大革命动荡之后的现代政治基础：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备受推崇，从而出现了国家的世俗信条、国家主权、中央集权、非宗教化行政管理。

他以自己的执政向世人表明，一个国家摆脱绝对君主制、贵族世袭特权（封建领主权、课税权、司法权）以及教会（教会特权、什一税）的法律，采纳另一种法律，也能长治久安。我们的民法典以及众多的机构（国家行政法院、省政府、最高法院、审计院、国民教育督察、荣誉军团勋位等），均始创于拿破仑时代，并且此后没有或者很少有过改动。它们流行于世，得到广泛采纳或者适用。

因此，对绝大多数政治家（不仅限于法国的政治家）而言，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派别，极左或极右派，这位法律奠基者依然是一尊令人振奋的楷模。把他与凡夫俗子相提并论，拿他们的局限和脆弱来看待他，会让人觉得是出于平庸之辈的那种可耻的积恨，后者根本不知道崇高为何物。

挑战就在这儿：既要表现非凡的行动能力，揭示一种罕见的作用力，又要避免过度的神化或秋后算帐；既不诋毁又不盲目崇拜。

然而在这次艰难行动中，我们首先遭遇的、必须跟他步步较量的，不是别人，而是拿破仑·波拿巴本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拿破仑死后成为一部文学的和政治的神话，而这件事其实跟他本人不无关系。一八一五年十月，他被流放到大西洋，从那时候起，就像《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所展示的那样，他的全副精力都倾注到“为后世做准备”。这位被废黜的征服者的最后之举并非不足挂齿。

它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首先他希望通过这部向别人（此人是一丝不苟的埃马纽埃尔·德·拉斯卡斯伯爵）口授的回忆录，不仅影响自己的命运（促使结束他在大西洋中的流放生涯），而且影响法国和欧洲的事态，非常详尽地为后来所谓的“波拿巴主义”奠定基础。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那些日子（拿破仑一世死后九年）可以说是这个新党派诞生问世的第一张出生证；第二张出生证以一八四八年路易·波拿巴·拿破仑取得政权为标志，举足轻重，随后发生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政变。

但是《回忆录》的文学性也十分显然，它提供了解读这份“命运”的另一把钥匙。《回忆录》由陪同流亡的埃马纽埃尔·德·拉斯卡斯执笔，有时候直接记录“皇帝”的口授，他一直这样称呼拿破仑。一八二三年，这部纪念碑式的巨著在法国面世，伟人“陵墓”的影响远远超越政治范畴。拿破仑·波拿巴将成为一部 “典型的文学神话”，强烈吸引法国的浪漫派作家，令人无法抗拒，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的领军人物夏多布里昂，尽管他曾经是拿破仑政权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拿破仑之后，一片空白”，这位极端保皇派男爵写道，“他是最后一位毕生伟大的个人；从今往后，社会同流合污，不会出现任何主宰。”继夏多布里昂之后，痛失 “力量导师”的“世纪儿”（从斯丹达尔到巴雷斯），将不断以自己的诗作散文美化拿破仑的史诗，在那儿找到令人伤心的、反映他们最本质信念的证据，那就是彰显个性。

对于这份身后的文学哀荣，圣赫勒拿岛的囚徒已有预感：“然而我的一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啊!”他在小岛上就这样说过，他几乎一心扑在回顾往昔的场景上，不知疲倦。说起浪漫，他当之无愧，因为在斯丹达尔(《拿破仑传》，1817—1818)、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十九至二十四卷中的《拿破仑生平》，1835--1840)、雨果的“颂歌”《致旺多姆广场的圆柱》和《克伦威尔》(1826--1827)之前，他已经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就是一部典型的“小说”，自己的一生会成为同世纪大作家们——从巴尔扎克到克洛岱尔、司各特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无与伦比的素材，下一个世纪结束时还会依然畅销。

更有甚者，年轻的拿破仑·波拿巴希望自己也能当作家。尽管身为第一执政、皇帝，然后被流放，他依然初衷不改①，由此确立了文学与政治极为特殊的不解之缘，它不仅构成浪漫主义文学的典型特征，而且还是法国从弗朗索瓦一世到弗朗索瓦·密特朗一脉相承的执政特点。他在《回忆录》中强调说：“就这点(撰写史书)而言，古人远比我们高明；因为那时候，政治家是文人，文人也是政治家”，话虽这么说，当年迫使两大文人流亡的也是他。因此，拿破仑毕生始终非常重视记载自己的作为，予以发表。他不知疲倦地通信往来，他的演说、声明、作战安排、拿破仑大军的战报、《回忆录》，曾是他执政艺术的关键手段之一。他发明了“宣传”，不但为独裁专制，也为西方民主的泛滥做了铺垫(文字独领风骚，为图像留下可观的空间，大卫、格罗斯等画家得到青睐)。

在这一点上，他与斯达尔夫人观点一致，后者与他一贯势不两立，迫于他的淫威而流亡。拿破仑跟她一样，甚至比她更透彻地认识到，文学(这个词令她闻名遐迩)以及小说这个诞生于拿破仑去世之际的文学体裁，与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小小的下士成为皇帝，在他自己看来，对整个十九世纪(乃至下一个世纪)来说，都是从根本上体现了因民意取胜、封建阶层崩溃而开放的社会给个人所带来的机遇，堪称典范。这位小人物之父，使一个全新的文学题材光彩照人，完全吻合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承诺：无名小卒把持国家大权，拥有行动的自由(也就是一种力量)，而论出身，这些不是非他莫属的，从而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确实有“然而”二字(“然而我的一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啊!”)——令人费解的是，从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看，拿破仑·波拿巴其实是旧时代的人，而且他毕生的政治行动都力图实施他所说的“贵族”与“民主”的融合：“民主培养主权，唯有贵族维护主权”，他后来对拉斯卡斯做过这样的解释。

我们此时触及这个人物的第三个维度，即拿破仑小说的宗教意义①。这又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地方，今天的人们欣然赞之为国家利益至上的捍卫者，史学家们尤其对第一执政、皇帝的治国天才兴致勃勃，其实他政治实践的基础是模棱两可的：他缅怀昔日王权的神圣性，又清醒地知道恢复旧制是不可能的，而且坚信从此以后“人民主权”概念的力量坚不可摧，拿破仑——继罗伯斯庇尔之后，在这一点上他是雅各宾派的继承人——参与了从精神层面上把现代政治建立在“自由、平等的神奇词语”之上。

神奇既是迷信的又是理性的：平等和自由，他的执政实践、他的内心信念都不会兑现大革命的两大救世诺言，即平等和自由，但同时又把它们奉为狂热的政治愿景。

历史会轮回循环吗?雨果在《克伦威尔》中问自己。诗人雨果在这部法国浪漫主义的开山剧作中，展现英国护国主犹豫不决，迟迟不敢戴上被他处死的查理一世的皇冠，上面血迹斑斑。大革命难道只是一阵短暂的痉挛，人们需要平静，旧秩序必然会卷土重来?不一定，第一执政抢先做出了回答。他有弑君者卡尔诺、富歇左右协助，准备登基称帝②；权势是永恒的，而权势是否合法则随着信仰的变化而演变：鉴于此时的局势，有必要说服人们，使之相信，从今往后，国家元首拿破仑一世代表人民主权，而不是君权神授的化身。但举行加冕典礼的时候，教皇还是要叫来的。既然新旧俱全，名正言顺，干脆把各门宗教都照顾到：因为所有这些宗教，包括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来的政治承诺，不都是人类用以努力证明其生存理由的各种形式吗?③会出类拔萃，具备统治的天赋，同时也不抹杀他确凿的功绩。为什么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人们会听从某一个人的统领呢?这儿就涉及“领袖”气场①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不会提供答案，而会给出一些尽量不带成见的判断依据。

青年波拿巴很早就深信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却讲述他人生道路上的种种偶然②。他逐渐把自己与法国视为一体，乃至牺牲自己身上作为个体的人，而我们将重现他鲜活的人生故事，从而设法理解这种明显的、逐步把自己打造成现代象征符号的机理。

最后，我们将在拿破仑为自己和别人所进行的不同寻常的冒险经历中，努力区分来自权威的固有逻辑和由信仰所导致的、具有偶然性的实际效果。如果说有一门宗教似乎还留在——照当年的说法——“大众头脑”之中的话，肯定是那门把权威等同于成功的宗教，其实那是一件迎合媒体时代口味，把民主信念的伦理视为明日黄花的旧法宝。人们在此会看到举棋不定的政权统治，然后是堂而皇之地溃败，与此同时，追求更为公正、更为平等、更为自由的社会的政治信念，正沿着艰难崎岖的道路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