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到中国，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不管男孩还是女孩，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快乐成长，有所成就。然而，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却千差万别。美国和中国的父母越来越权威、专断，“育儿战争”日益激烈；而北欧的父母相比之下更为宽容。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从美国、英国、北欧到中国和日本，本书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研究了经济激励和约束如何影响了不同国家的育儿习俗，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养方式。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实现机会平等和教育公平，帮助孩子立足未来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望。

引言
第一篇 在不平等的时代抚育子女
第1章 育儿经济学
第2章 “直升机父母”的兴起
第3章 当代社会中的教养方式
第4章 不平等、教养方式和育儿陷阱
第二篇 育儿简史
第5章 从大棒到胡萝卜：专断型教养方式的消亡
第6章 男孩与女孩：性别角色的变化
第7章 生育率与童工：从大家庭到小家庭
第8章 教养与阶级的价值观：贵族vs.中产阶级
第三篇 政策如何影响教养方式
第9章 学校系统的组织
第10章 育儿的未来
注释

本书源于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教养方式：代际偏好
传递中的利他主义与父爱主义》(Parenting with Style
：Altruism and Paternalism in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Transmission)。当我们从经济学视角来考虑
教养方式时，意识到有许多学科(人类学、教育学、历史学
、心理学，当然还有经济学)对此进行过探讨，但学科之间
缺乏对话。为了促进更广泛的讨论，我们在门户网站
voxeu.org设立了一个专栏，名为“虎妈与直升机父母：教
养方式的经济学”(Tiger Morns and Helicopter
Parents：The Economics of Parenting Style)。该专
栏下的回复鼓励了我们写下这本书来向更广泛的受众，包
括父母和有兴趣深入了解教养方式的读者，传达我们的观
点。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多年来，父母和孩子是我们研究的焦点。在开始研究
教养方式之前，我们的工作集中于探讨人力资本积累以及
家庭内部偏好与家庭文化的传递。我们根据这些话题写了
一系列学术论文，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学术论文不足以
涵盖我们所学的知识。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回顾了
这些年来的工作，并试图用完整的链条把它们串起来。我
们也跳出学术文献的范围，借鉴了大众媒体如报纸、博客
和流行的育儿书籍等，从而更多地了解人们是如何看待抚
养子女这件事的。
这本书从我们作为孩童与为人父母的个人体验开始。
我们回忆了童年时代，并将它和现在的家庭生活作了比较
。我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和父母截然不同的家长，当然并不
认为自己做得比他们更好。我们相信在同样的时代、同样
的情形下，会和父母表现得差不多。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抚
育子女，不是因为我们有更丰富的知识或更深刻的见解，
而是因为当下培养孩子的环境与我们当年的成长环境不同
。本着这种理念，本书试图解释育儿环境是如何影响父母
的教养决策的。重点是试图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动机，而
非直接给出育儿建议。
我们还参考了各自的妻子玛丽亚(Maria)和马里萨
(Marisa)的经历，意识到她们的童年记忆与我们又有所不
同。再一次，我们没有人认为自己拥有“最好的父母”。
我们四个人成长于四个不同的国家：德国、意大利、西班
牙和美国。在小时候，这些国家的育儿方法是很不同的。
当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后会发现，即便在今天，这些国家的
育儿风俗仍然存在极大差异。因为我们在成人阶段都生活
在不同的国家，这又提供了额外的个人经验。将这些经验
和学术研究联系起来，我们试图阐释为什么世界各地的育
儿风俗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当下的育儿习俗。首先，我们
发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教养方式在近几十年来变得
更为密集(intense)了。是什么导致了不少当代的父母在度
过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宽松的童年时代后，却突然成为“
直升机父母”和“虎妈”呢?答案是经济激励发生了改变，
这很大程度上是同时期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导致的。接下来
，我们考察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抚育行为并试图解释其中
的差异。答案依然与经济激励有关，经济激励在不同国家
有所不同。最后，我们观察到在发达经济体，处于不同社
会阶层的父母的教养方式有所差异。什么可以解释这种差
异呢?即面对不同约束的父母的经济激励存在差异，而这些
约束取决于他们的收入和教育水平。
本书的第二部分回顾了历史上的育儿习俗。为什么严
苛的教养方式曾经风靡数个世纪，而今天更多的父母却避
免在子女做错事时进行严厉惩罚呢?我们再一次把它归因于
经济激励的变化。我们还采用同样的视角研究了在育儿习
俗中性别角色的转换，经济发展过程中从大家庭到小家庭
的转换，父母对于童工的态度的变化，甚至还考察了不同
社会阶层偏好和价值观的形成与传递。
本书的第三部分展望了未来。这一部分探究了政策和
制度的影响。首先聚焦于学校和教育机构，然后考虑了干
预性政策。我们认为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的育儿差异
扩大了不同背景之间的孩子的机会不平等。当然，进一步
追问了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差异。最后，预测了如果当前经
济不平等的扩大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下一代的教养方式会
变成怎样。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包括我们俩的妻子
玛丽亚和马里萨的鼓励。她们同时也是我们在育儿实践中
的伴侣，这些经历构成了我们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的大部
分思考。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她们为本书的完善提供了不
断的支持和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感谢孩子们给了我
们灵感，感谢他们忍受我们长时间专注于育儿理论而非将
之付诸实践，感谢他们允许将我们的共同经历写入此书。
我们感谢编辑萨拉·卡罗(Sarah Caro)对写作本书的
鼓励，感谢她从此书的初稿到终稿间提出的优秀编辑指导
。也要感谢我们的工作单位，美国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
本书涵盖的研究项目获得了来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
编号：SES-0820409，Doepke)和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资
助编号：100018_165616，Zilibotti)的资助。我们很幸
运能依靠来自苏黎世大学、西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杰出研
究助理：Titan Alon、Stefan Binder、Severin
Lenhard、Elisa Macchi、Nina Miihlebach、Sebastian
Ottinger、Mathias Schief、Veronika Selezneva、
Ashley Wong、Rachel Wu、Laura Zwyssig。没有他们的
帮助就不会有本书的诞生。感谢给予我们有效反馈与评论
的Helena Appelberg、Gabriele Catania、Kushal Dev
、Pamela Druckerman、Luca Fasani、Vanessa Han、
Lixing Liang、Liu Liu、Masao ogaki、Alice Ollino
、Joay Ono、Chiara Pronzato、Julian Schaer、Xiang
Wei和Tong Zhang。我们的朋友以及合作者Fabian
Kindermann、Joel Molon和Michele Tertilt对所有稿件
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感谢朱塞佩·索瑞特
(Giuseppe Sorrenti)。他不仅仅只是这个项目的助手，
如果没有他的热情、思想、知识和有效投入，这个项目将
永远无法实现。

没有人天生是父母，当孩子降临，婴儿床、学区房、升级考、兴趣班……却无师自通。
童年宽松的父母，为什么纷纷开始“推娃”？是爱，是对未来的恐惧，还是不甘落后之心？孩子，变得越来越“昂贵”；教育，投入多少才算够？耶鲁经济学者重新理解育儿这场国家战争背后的逻辑！

两位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基本经济理论，整合
和阐释了来自多个学科的大量证据。这本雄心勃勃的
书详细论证了家庭会如何影响孩子的社会和经济命运
。
——詹姆斯·赫克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这本深入浅出的书……展示了该如何在不同的教
养方式之间权衡，这些教养方式如何塑造孩子们探索
实践和承担风险的方式，以及经济因素如何在我们看
待孩子和抚养孩子方式上的惊人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
——达龙‘阿西莫格鲁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作者
高强度的育儿方式有一些毫无意义的过激行为，
它不会给父母带来快乐。但只要做对了，它不仅在美
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都对孩子们有效。
——帕梅拉·德鲁克曼 《纽约时报》
为什么这么多看似理智的人在孩子身上过度投入
？……并不是父母都集体头脑发热了。相反，今天的
父母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对日益疯狂的环境做出了
反应。
——珍妮·安德森 《石英》杂志
别傻了，是经济决定了美国人如何抚养孩子！
——帕特里克·A.科尔曼 好爸爸网站
（Fatherly.com）

当谈起育儿时，人们通常不会想到经济学。然而，经济学是一门旨在了解人们如何决策的社会科学，而作为父母做出的决策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我们将在本书中说明，经济学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家庭如何选择生育孩子的数量、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进行多少教育投资，以及选择怎样的教养方式。
与许多其他讨论育儿的书相比，我们的书不是一本育儿指南。我们相信作为社科学者，任务不是告诉父母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与外在力量。为此，我们采取的视角是假设父母基本上知晓不同教养方式的利弊，在这一前提下，做出他们认为的对自己也对自己所关心的孩子的最优决策。
我们认为，经济学视角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它可以解释许多育儿现象，包括从最近的变化，如密集的（intensive）“直升机”式教养方式的兴起（即，“盘旋”在孩子上空，监督孩子的一举一动），到更早期的历史转变，如女性人均生育孩子数量的急剧下降导致了现代核心家庭（小家庭）的崛起。
借鉴个人经验
在撰写本书时，我们不仅仅依赖于数据和经济学训练，还借鉴了为人父母的经验和早年的孩童经历。因此，在引言部分，我们将首先描述自身的背景。我们是两位生活在美国的欧洲学者，和我们的孩子相比，我们在地理、文化和经济条件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我们的职业使得我们能够常常旅行，并接触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养育孩子的习俗。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下父母抚养孩子的方式中观察到了巨大的多样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经验应用于育儿研究。
马赛厄斯在联邦德国萨克森州（Lower Saxony）的一个村庄长大，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靠近首都汉诺威。他的父亲是州政府的公务员，同时经营着一个农场。马赛厄斯的母亲是一位教师，但在马赛厄斯很小的时候就辞职回家，因为管理农场和照料四个孩子足以使她忙得不可开交。后来，她参与当地政治事务，并担任村长多年。在柏林洪堡大学完成学业后，24岁的马赛厄斯移居美国，先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到芝加哥，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利福尼亚州找到第一份工作后，他娶了美国姑娘马里萨。马里萨的职业是电视节目和电影的选角导演。他们在洛杉矶生下了头两个儿子，奥斯卡和卢卡斯，然后在2010年移居芝加哥地区。他们目前居住在埃文斯顿的富人郊区，并在2013年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尼科。现在奥斯卡、卢卡斯和尼科分别年满10岁、7岁和4岁，他们精通德语和英语，均就读于芝加哥德语国际学校。 法布里齐奥生于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Emilia Romagna），根据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一书的描述，这是在意大利一个具有高度公民意识的地区。他的父亲是一位白领工人，更确切地说，一位为意大利国家公共广播公司（RAI）工作的技术工人，他的母亲则是当地时装业的女装设计师。在博洛尼亚完成学业后，法布里齐奥移居伦敦，并在那里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遇到了妻子玛丽亚，一位西班牙姑娘。玛丽亚和法布里奇奥在欧洲搬了好几次家：他们先是住在巴塞罗那，然后是斯德哥尔摩、伦敦、苏黎世，最终在2017年搬来美国。现在，他们住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诺拉现在是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学生。
当诺拉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在斯德哥尔摩和伦敦上托儿所，然后在斯德哥尔摩上幼儿园和小学。当她搬到苏黎世的德语区时，她的父母从来没有和她进行过德语交流：作为学者，他们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一直是英语。因此，诺拉必须掌握她父母不熟悉的语言和学校系统。如今，她精通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她也能熟练使用法语，还记得早期学过的瑞典语。外语教授肯德尔·金（Kendall King）和艾莉森-麦基（Alison Mackey）在《双语边缘》（The Bilingual Edge）一书中对诺拉的案例进行了讨论，他们写道：“她的父母对她很自豪，小诺拉不是天赋异禀，而是恰好出生在促进多语言学习的理想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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