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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西南联大行思录(增订版)
分类
作者 张曼菱
出版社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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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内容推荐
本书是张曼菱十余年来年浸润于“西南联大”的成果。其间,作者走访海峡两岸的西南联大老校友,亲身接触、交谈,拍摄出电视纪录片数部,积累案头笔记、文献等一手材料不计其数,甚至不乏独家所有。作者寻访西南联大老校友,目的在于寻访“西南联大精神”——在中西合璧下,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文精神。本书用文学化的语言进行纪实性的描述,人物访谈时的讲话穿插其中,章法上也化整为零。在一个个小专题内,可见出西南联大人活生生的精神面貌,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与担当,更可见出作者对当下文化教育建设的思考与忧虑。从“西南联大”到今天,历史的精神就在“行”与“思”之间跳动,对那激情岁月与美好人格的怀念向往,跃然纸上。
作者简介
张曼菱,云南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成名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被改编为电影《青春祭》。1998年回云南工作,致力于“国立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创作有小说《唱着来唱着去》,散文集《北大才女》,回忆录《中国布衣》《北大回忆》,评论集《张曼菱评点(红楼梦)》,史话《西南联大行思录》等。制作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音像制品《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
目录
序:从“传说”到寻觅
第一章 南迁
散漫北大——敏捷清华——南开校殇——书生应变——父女逃
逸——姚家胡同吊——“移栽桢干质”——“气节”说——驻衡
湘——“参军”与长沙大辩论——留学者归来——教授当家——
“祖国的花朵”——“游子身上衣”——少年眼中的祖国——运
送设备——步行团——“民气”——花篮佳话——望断云山
第二章 山城
借住校长楼——“陋室”——女生开旅店——“第二故乡”——
“蓝帕帕”——山水人情——云南的蓝天——“无取、无求、无损”
——云南人的脾气——法官怕教授——《翠堤春晓》的由来——南
屏大戏院——“宜结良缘”——巾帼慕英雄——牢实的人们——革
命姻缘——潇湘韵事——联大学生办教育——流亡者的家——周
家大院与“雷稀饭”——“南渡”忧愤——歌德的精灵——为云
南做水利——制冰——新校舍——“吃饭原理”——“煤油箱子大
学”——茶馆学风——“三剑客”——记账与放炮——洗床单和刻
蜡版——跑警报——“记得少年春衫薄”——杨武之:父训与《群论》
——闻一多:“诗化家庭”——朱自清:赶马人的披风——贺麟:
总是在争论——杨振宁:黑屋里听故事——赵忠尧:“中和肥皂”
——闻一多:制印——费孝通:假奶粉一梅贻琦夫人:“定胜糕”
——王力夫人:为“白药大王”织毛衣——芮沐夫人:卖掉家传金
器——一个群体的后面——联大学生盖房子——中国乡绅——“最
真挚的朋友”
第三章 弦诵:教授“立”校
教授是学术的核心
相互敬重——互借文稿——“图书、机械、设备都有”——吴大
猷造光谱仪——胡适寄书——“思想上的马帮”——“怪人沈有
鼎”——刘文典骂人
教授树立学风
大师上基础课——师生互教——名教授带队考察——潘光旦调查
土家族——老师身教言教——“零分”与拳师——“老师本身就
像一本教科书”——“读书要有兴趣”——创造的冲动与享受的
冲动——书桌上的公式——“要看到世界”——中美教育比较
教授发现人才并决定培养方式
人生的扭转——“不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到老师家去上课
教授引导学生志向
“科学救国”——“校花”学地质——研究植物最好的地方——
校园情调——训导长查良钊
教授传授学术和对民族的热情
那个笔记本——教授按自己的理解讲课——“百年陈酒”——叶公
超上语音课——吴宓讲英国文学史——钱穆讲中国史——罗膺中讲
杜诗——马约翰教女生体育
教授关怀社会
李继侗考察荒地——人口普查与大理演讲——张奚若逸事
教授指导社团
闻一多指导新诗社——美术社画挑夫——吴宓组建“石社”
第四章 弦诵:“无为而治”
完善的流程
“教授治校”——刘文典被解聘——校长管教学——淘汰率高——
梅贻琦风范——课程设置——国文课是必修的——“一年级不分
院系”——选课自由——自由转系——自然而然的方向——大智
慧的光照
校园自由
“民主墙”——“群社”——演《雷雨》——办民主夜校——光未
然教朗诵——《嘉陵江上》留悲音——女生与恋爱——男生宿舍随
便住——呈请“送花”——“跑单帮的”
第五章 从军
孔令晟(台湾):“优秀的都去当兵了”——柴之棣(台湾):晋升
飞快——刘孚坤(台湾):因争论而从军——李俊清(台湾):到印
度看见泰戈尔——梅祖彦:因从军而没有文凭——钟香驹:“叙永
班”的男生们——“义无反顾”:卢少忱——熊秉明(法):远行与
回归——许渊冲:“今我来兮,雨雪霏霏”——殷海光(台湾):自
由主义的旗帜——军旅回忆
第六章 学潮
义愤引发“倒孔”运动——纲领性的学潮“一二·一”——复课是
终局——大小姐闹革命
第七章 北归
胜利时刻和三峡工程——驻军日本成泡影——立碑与存史——诗人
罹难——校歌传神
第八章 两岸
邓稼先:“人杰”与机制——傅斯年:“风骨”的演进——蒋梦麟:
阳明山祭——永远的梅校长——最先来往于两岸的人——谒胡适
之路
附录
《西南联大启示录》观后感(任继愈)
西南联大课余学术报告会(任继愈)
访谈人物列表
后记:一本“活书”
增订版后记:精神的历史是不会过时的
序言
从“传说”到寻觅
“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我第一次听到,是从父亲的
口中。
幼年时,父亲牵着我的小手,来到金马碧鸡坊,先讲
这两座牌坊的天文奥妙:
据说,每过一个甲子,金马与碧鸡各自倒映的日影与

影就会对峙,方向相反,形成对接之奇观。
牌坊下面密布许多铺子:丝绸店、刺绣店、鞋帽店、
首饰店、杂货店、小吃店。有小孩子爱吃的叮叮糖,也有
耍猴的。街上也不乏衣帽光鲜的行人。
虽然有如此精妙的古建筑,也说得上是丰衣足食,人
们的生活却十分平庸和闭塞。
父亲说,人们注意的中心,不过是有钱人家的争豪斗
富:
今天这家的小姐在衣襟上绣了一片花出来招摇,明天

家太太一定会穿上满花的旗袍出来,把她比下去。
地方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没有多少外面的消息
。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没有开阔的眼光,精神非常狭
隘。
在离昆明不远的大理城,富豪之家还发生过这样荒谬
的事情:一家大户把冬天室内取暖用的梨炭买光了,另一
家为了压倒对方,居然烧钱取暖。
浑浑噩噩,不知何为“国家”“民族”“时代”。
其实山城也有过惊世之举。袁世凯称帝时,蔡锷秘密
赴滇,与云南当政者唐继尧联手,发动“护国起义”,从
金马碧鸡坊浩然北伐,扭转乾坤。昆明城中留下了正义路
、正义坊和护国桥、护国路。
然而除了这偶尔的亮相,昆明靠崇山遮蔽,远离时代
风云,基本上是幸而不幸地过着一种封闭、知足的小日子

一切仿佛在瞬间改变了:
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都是从遥
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省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
敬,请客吃饭,礼若上宾。政府到处张罗房子,让他们住
下,教书讲课。
这是当时全中国最著名的一些学者,他们留过洋,见
过大世面。其中有几位,蒋介石见了也得让三分。在京城
里,这些大学者住的是洋楼,出门坐黄包车。
可是现在国难,因为不当亡国奴,不愿意在小日本手
下当差使,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我们中国保
存着、培养着,他们抛下了安乐的生活,跋山涉水地到我
们云南来了。
这样的一些人就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好像这里就
是他们的家乡,好像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不
嫌弃。
每天,市民都看见他们,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
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
几位先生的蓝布长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
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
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
,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那些太太,很多也是留过洋的。人家就是一袭阴丹布
旗袍,拎着菜篮子,自己操持家务,走在街上,对人彬彬
有礼,仪态大方,满城的人谁不称道、敬慕?
显见出那些珠光宝气、搽脂抹粉的小城女子自感羞愧
了。“一下子,那些绫罗绸缎都收起来了,不好意思穿了
。国难嘛。”
时任省主席的龙云礼贤下士,请联大的教授到家中来
,为自己讲课,了解时代与世界形势,请教为政、为人之
道。龙公馆经常是高朋满座,客雅茶香。上行下效,城里
富裕人家都以请联大的先生来家里做客为荣。就连地方上
的乡绅们也争着用轿子来抬西南联大的教授们。
将先生接到了家里,自然是全家人都要叫出来与先生
见面的。女孩子一扭一扭地出来了。
先生一皱眉。说:“怎么还缠足?放掉放掉!”
乡绅说:“已经订婚了。”
“还小还小。”
于是请教,怎么办?
先生说:“上学上学。”
许多女孩因此得了一双“解放脚”,即先缠后放的脚

她们也穿了一袭阴丹布的旗袍,央着书包走入学堂。
云南地方州县上,历来有宴请读书人的习俗。大户人
摆宴,席间一定要有几位儒雅之士坐在首位,这宴席才算
是有场面。人们也听一番高谈鸿论,得些启蒙。
就这样,一席饭解放了一个家庭,一大批青年从此转
变了他们的命运。
城里城外,随处可见那些穿着木板鞋,背着斗笠的青
年学生。他们打工助学,高谈阔论。而令人兴奋的是:的
力量与思想的火花,不会一挫而止,还会不断地再生于新
的时代。那些最富于生命力和进步陛的东西,都是一定要
东山再起的。
在沉寂中,我问自己:我们从哪儿来?又会向何处去

有一个召唤,将我的童年、故乡、家庭和我的大学时
代贯穿一气。这就是远逝的那座学校——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
这段历史与我们77届、78届的北大生活、理想是相通
的,它也与我的家训、父母的生命相通。
我渴望从历史中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
1998年我回到云南,并得到了家乡相关部门的支持,
开始寻访西南联大学人。
从此,我结识一批见地非凡、人品卓越的校友。他们
厚朴正直、讲人格、求正义,可谓是“历尽苦难,痴心不
改”。这些学长们成为我的老师和挚友。
我父母所景仰的那一代校长和导师们已经仙逝,能够
讲述早期联大事的亲历者已经稀少,早期学生几为凤毛麟
角;许多重要的过程缺失亲历者,有的只能靠子女一辈的
来回顾。
著名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可谓是西南联大历史的见证
人。他对我叹道:“这一工程启动迟了几年。”“今天能
够提供信息的见证人,都属于西南联大第二代。”
2001年在清华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期间,我采访从台湾
来的联大校友姚秀彦女士。从她那里,我开始知道西南联
大师生为台湾岛的开发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2009年秋天,我登上台湾岛,一一地寻访和祭扫了梅
贻琦校长、蒋梦麟校长、胡适校长、傅斯年校长的陵墓,
终于可以向他们献上一束年深月久的秋花了。
岛上那些健在的西南联大校友,弥补了联大口述史在
台湾方面的空白。老学长们坦诚而热切;那段被隔离的历
史,对我是一个新的视野。
前后十余年来,我采访联大校友计约一百二十位,俱
做了录音录像。
西南联大前后招生八千余人,毕业者两千多,很多人
因为贫穷和战争辍学、流失了。十多年来,直到跨越两岸
,我所寻访到不过百余人;而实际整理出来问世的,又只
是采访量的十分之一。
2003年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播出和出版。任继
愈先生曾经撰文,说它是“集腋成裘,蔚为大观”。
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近九百分钟的光盘成
品问世。
2010年《西南联大启示录》在三联书店重版。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支
持下,我终于对这些正在消逝的活人史料完成了一个数字
化、网络化的过程,使之得以保存和传播了。
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坏的东西积累太多,好的东西
若隐若现。
我是在做父亲曾经做过的事情——把西南联大这段历
史,用故事的方式,讲给我们的后人。
从我开始踏入这个领域,就受到校友聂震宁的关注与
支持。他不断敦促我“抓紧出书”。
书,是对我这个寻觅过程的总结和交代。
《西南联大行思录》的书名是任继愈先生2004年为我
题写的。当时我正患眼疾,受到先生的勉慰。今终于完成
。幸甚!
2012年7月15日 昆明 滇池
导语
我们目前的教育,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都饱受诟病。那么何为真正的教育?西南联大,在战火中,在物质、经济都匮乏的情况下,三所性格完全不同的学校,是如何缔造了这么一个星光熠熠的校园?是如何培养出了如此多的人文、史哲、科技等各界的大师?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世界上第一个合成出人工胰岛素的邹承鲁,“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等等。这个名单很长很长。杨振宁认为,西南联大的本科教育比当今美国最著名大学还要好。为什么会这样?看完本书,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后记
精神的历史是不会过时的
《西南联大行思录》一书从2013年出版,至今五年,
已十二印。
今年春天,编辑卫纯告诉我要做新版,重新设计封面
,我想到的是有几处修正,补充:
补充了“长沙大辩论”,这是不应该遗漏的。
《行思录》的历史内容从二百人的口述中挑选,多年
琢磨,形成了一部较完整的西南联大历史。每一段历史都
有当事人讲述,形成一个历史的框架。
因此增加一个“采访人物列表”。
近些年,不时有青年人与我打招呼,说他们在中学就
读了这本书,从中获得成长。
有位记者说,她在大学时读到《西南联大行思录》,
毕业后成为见习记者,终于可以在西南联大的校庆纪念日
来采访我了。
每次回到北大校园,知道有很多的学弟学妹都读这本
书。从这本书出发,他们走向历史深处,有时候还给我提
供那些我不知道的信息。
每年的暑假,北大都会有学弟学妹们来到昆明,与我
相聚一堂,讨论共同的历史传统。
我发现,这一段战火中图存的民族史,对港澳台的同
学有特别的意义和吸引。因为他们身处于历史上民族分裂
的鸿沟激流中,迫切地渴望寻求到自己的本源。
任继愈先生说过:“学史以明志。”早期的北大、清
华,直至西南联大,无分文理,大学一年级是一定要学历
史的,中国史、中国文学,这是基本的学养。
“读书以养志,交友以励志”这两句话,是郑天挺先
生当年在昆明给学生作讲座时,最经常的题目。这也是大
学生活的价值所在。
我想杜撰一句:“交游以励志。”人在青年时代要有
壮行壮游,大好河山,名胜与贫寒之地俱要去领受。这样
对于将来要干什么,怎么干,扩大现实的视野,是很有好
处的。
长沙临时大学的“步行团”,就是一个范例。
时常有青年人从上海、从长沙跑来昆明,寻访旧地,
也与我相约,谈他们的心得和困惑。
这也是我写作的目的,与青年们分享我曾经的精神成
长,分享那些支撑着我心灵的恒久力量。
钱穆先生曾说:在人和人之间,假如没有心灵的传递
,那种学问是假的。
在对西南联大历史的发掘与抢救中我深感到,只有以
“情怀”为引领,才能将历史带回现实的社会。
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以“心悟”作为传承的。
“对应现实,直达人心”,历史才重新产生力量。这
才是学术与学理的生命力。
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曾把佛教的六祖慧能与玄奘做过
一个比较。
慧能是一个打柴担水的驻寺僧人,玄奘是那个时代的
留学生,得到朝廷的支持,名气很大。然而慧能成为佛门
六祖禅宗,而玄奘不过是一个大翻详冢。
因为,慧能将佛教哲理加以创新,他指出“一切源自
人的内心”,使得佛教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吸引了更多
的众生,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也提升了佛教的哲学思想。
任先生还对我说:“文史哲的分家,是为了授课的必
要。在现实中都是交织的。分开只会是相互削弱。”
由于家父好学,这种“文史哲”相交融的过程,对于
我是从“人生识字”就开始的。
我在写作中从不“分家”。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文化
生态,符合人们认识社会思考历史的规律。这样写出来的
作品切近读者,切近青年。
社会需要西南联大的历史与故事,渴望得到一种人文
精神的滋养。
西南联大的历史已经走出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范
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份宝贵资源。
然而,在许多对西南联大的热议中,我以为要有一个
总体的评估,不能无限夸大。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国难当头,“气节”与“联合”
是最重要的精神长城,抵抗和支撑。
早在民国政府做出南迁的具体方案之前,文人学者以
及企业主们都在采取个人的方式对抗与撤离。
“七七”之前,东北流亡的人群就已经人关,如萧红
、萧军这样的作家把民族危亡的呐喊传遍了内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整个民族的呼声

“南迁”是整个民族的选择,是从心灵中发出来的选
择。与传统的“气节”一脉相承。
陈省身曾对我说:“当年留学生回国参与抗战的意义
,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贡献。”
不要孤立地研究西南联大,尤其不要把它神话和拔高
。而要把它当作一扇打开那个时代精神的大门。
战争毕竟是毁灭性的,很多人才就在战争环境中摧残
了,如陈寅恪失明,如典籍流失。
在昆明那样的环境也不可能做什么科学实验,所以西
南联大也没有博士生。
那些后来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们是在接受西南联
大本科教育之后,又对接到了国际上更高的学院去深造的
。并不是从西南联大一毕业就是“人才”。
随着时代进步,科技的进步与成就已非当年可比;愈
加显出光芒的是西南联大的精神史,精神的价值是永远不
会过时的。
2018年6至8月 昆明寓中
精彩页
一位哲人说:“人生就是选择。”
在“国难”面前,很多人的选择,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选择。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大举进攻。
然而,在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眼中,这反而是“好事”。闻一多在信中对妻子就说过这样的意思:
“七七事变”意味着中国的全面抗战必须爆发了,那种苟延的耻辱局面从此结束。是生还是死,已经不容再回避。
入侵者自北而入,随着北平古都的沦陷,机关、学校、各类事业与团体开始撤离,形成滚滚巨流。在中国大地上,你可以称为“逃难”。然而,这些人不仅仅是在逃,他们带走了大量的设施、书籍以及一切为民族复兴所必需的物资与人才。他们是怀着在另一条战线上献身的斗争意志离去的。
人们暂时地让出了自己的家园国土,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民族生存的信念和力量。
国家还在。人民在,信念在。
这就是“南迁”。
在这滚滚的巨流中,北大、清华、南开是一群特殊的团体。
这三校,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领军团队。他们直接受到最高层的关照与指挥。三位校长与蒋介石及高层人物都关系密切。三位校长之间有着亲密的学缘关系,感情、信念牢不可破。
日寇入侵前夕,这三所最高学府都正在进入它们的黄金时段,不仅有着卓越的领导人,体制已臻完整,校风各自鲜明。其勃勃生机,可谓后世无及。
在西南联大校歌里,将三校南迁的过程列为:“辞宫阙”“驻衡湘”“在山城”。
这样划分是有其历史内涵的。这是一个地理转移的过程,一个空间与时间的路线;而在这窘迫的过程中,完成了这群学人在观念、精神和相互关系上的磨合认同;完成了他们在国难面前的精神转变与文化抵抗的准备,从而为下面的八年坚守,打下了一个充分坚实的基础。
国难逼迫中国高层知识界走出象牙塔,踏上重归民间的文化之旅。当史家陈寅恪怀着丧父失家的哀痛,随学校来到滇南重镇蒙自时,他写下了“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这样悲观的诗句。这里面既有国力战况现实悬殊的原因,也有作为一个近代世家所承受的历史悲凉感,和陈先生在撤离时丧失典籍、眼疾危重的沉痛悲愤。
而南迁,终于没有变成“南渡”。
陈寅恪过悲的预感并没有成为现实。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战难,最后以国际性的大胜利为结局。后人于是把光复后的返乡,按陈先生的诗句称为“北归”。
抗日战争,一面是遍及北中国的南迁,一面是中国正在走进时代大潮流,通过对自身的调整和对古老资源的整合,终于与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国家并肩为反抗法西斯而战斗,直到最后胜利。中国,因为将士与人民的英勇战斗,而列名于《波茨坦宣言》中四大强国之一。
这是中华民族在现代遭受武力灭绝的一次记忆。
“南迁”值得回忆:国难耻而不辱,学风历难不衰。这些都是当代无可企及的。
南渡的噩梦没有重演,但历史的阴影却没有因为抗战的巨大胜利而离开中华民族的天空。短暂的喜悦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内战和新的劫难。中国大学、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来的年代里又几经流离、劳役和家破人亡之难,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南迁”这样壮观、豪迈、英勇的大潮,这样对民族创造出重大功绩与道德楷模意义的大潮。
散漫北大
在进入“南迁”的历史之前,先来说说“七七事变”前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状态。因为此后的联合大学,其风气、构架、精神与物质的基础,都源自这三校的战前状况。
三校各自有着深厚的底蕴、人才与教育信念,因此相辅相成。在联合大学中,它们依然延续着自己的校园精神。正是这种引以为骄傲的传统,使三校联合办学能够历时九载。
三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人称“都是君子”。大战临头之时,各有风范。他们对学校踏上南迁之路,在战火中几经辗转,定夺于昆明,均有贡献。
“三校长”中最年轻的梅贻琦,临危受命,成为西南联大在昆明实际上的校长。
而从战前应变的举措中,可见出,梅校长已做好了任重道远的准备。
2009年中秋节早晨,台北阳光明媚。我们摄制组来到一条老巷,拜访刘长兰学长。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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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2/22 17:0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