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舍斯托夫第一部哲学著作《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发表。在这部著作中，舍斯托夫主要反对泰恩的实证主义和勃兰兑斯的怀疑主义，主张理想主义和高尚道德，提出了贯穿他后来全部哲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当个体存在露出可怕的情景时，是俯首听命客观规律还是诉诸圣经信仰？可以看出，舍斯托夫明显对思辨哲学的必然性体系不信任，反而把具体的人生及其悲剧等问题放在首位。舍斯托夫晚年在其纪念胡塞尔的文章中对该书评价很高：“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很奇怪，我最初的哲学老师居然是莎士比亚，是他的谜语般的、不可理解，带着威胁性的阴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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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1896年，舍斯托夫为治疗严重的神经失调症而出国
，辗转各国休养兼治病，期间，他不失时机地坚持思考
和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
斯》就写于这个时期。1898年该书由彼得堡门捷列耶维
奇出版社出版，开始启用“列夫·舍斯托夫”这个笔名
。此前，1895年，舍斯托夫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
叫《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此期（1892-1894年间）
，舍斯托夫除了康德和《圣经》外，也下很大功夫研读
莎士比亚。有一次，他偶尔读到勃兰兑斯论述莎士比亚
的著作的零星译文，怒不可遏。随即写了《勃兰兑斯论
哈姆雷特》一文。几年后，又是一次偶然，舍斯托夫在
路过一家书店时，瞥见橱窗里正展出勃兰兑斯的那本书
，于是，便买了一本。读完后——舍斯托夫自述——怒
火从胸中燃烧起来。
舍斯托夫对勃兰兑斯著作最主要的感觉，是写得十
分肤浅。在《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中，舍斯
托夫站在理想主义和崇高道德的立场上反对泰纳的实证
主义和勃兰兑斯的怀疑主义。这是舍斯托夫唯一一部教
条主义的著作。在那个时代，这位丹麦批评家的威望正
如日中天，而且许多人也并不赞同舍斯托夫那种激烈押
击的态度。舍斯托夫这部激情洋溢、感情炽烈的著作，
当时并未引起批评界的广泛关注。此书出版几年后，伊
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在其著作《论生活的意义》（圣彼得
堡，1908）中，在论述舍斯托夫的那一章里，对这部著
作进行了分析。他称舍斯托夫的这部著作是“悲剧的颂
歌”。学界公认舍斯托夫嗣后一生所探讨的问题，都已
在这部著作中初现端倪。这也是舍斯托夫全部著作中唯
一尚未译成任何外文的著作。
舍斯托夫还写有论述莎士比亚《论莎士比亚的〈裘
力斯·惜撒〉》。在本文中，舍斯托夫独具匠心，揭示
莎士比亚是西方鲜明提出人的存在问题的作家。当人的
存在露出其可怕的面貌时，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人该怎么办？在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一剧中，
尽管杀死恺撒的凶手布鲁图斯遭到勃兰兑斯的指责、但
舍斯托夫却指出，是为所欲为，刚自用的道德在要求人
为此献祭，因而与其把矛头对准布鲁图斯，不如对准道
德本身。

20世纪俄国哲学被誉为给世界思想界的“一件礼物”，而列夫·舍斯托夫是20世纪俄国哲学的“头把交椅”或“第一小提琴手”。在追溯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经由欧洲各国首都等侨居地城市向欧洲思想界渗透、逐渐被吸纳并与之产生深刻共鸣的全过程时，如果缺少了对于列夫·舍斯托夫思想的研究，那将是残缺不全的。列夫·舍斯托夫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国哲学家”，对于世界哲学文学界产生了持续而又深远的影响。在欧洲，他是名副其实的“存在主义之父”，同时早在生前就被公认为俄国文坛从象征主义问世以来所有俄国现代派的“祖师爷”和“思想前驱”。

“我痛恨懒汉的读物”
——弗·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第一章
意大利作家巴尔齐洛蒂认为，丹纳的功绩就在于他以其天才的心理分析及其理论的力量和广度，超越了孔德那种过分系统化了的实证主义。按照巴尔齐洛蒂的意见，在丹纳身上，演员的才华弥补了他的不足，同时又常常得到逻辑和辩证法的更正。没有什么比他天才的榜样，历史时空的有机统一更好的证明了。他作为思想家的任务和他的表演天赋，是在全部现代文化的氛围中产生并获得滋养的。对于丹纳的这样一种评价，很大程度上是非真实的。丹纳的任务以及其全部气质，毫无疑问带有强烈的现代烙印。但也正因为如此，不是演员和艺术家彻底改造了他的系统性，而是相反，是系统性对其艺术家和演员的气质进行了重组。实情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对于系统性的追求扼杀了自由的创造，将他束缚在了预先已经准备好了的狭窄界限之内。一旦进入人类灵魂的世界并服从这个世界的，为外部世界而存在的法则，也就意味着预先自愿摒弃观察该世界里的一切，并接受这一切的权力。因此，在近代以前，艺术一直在遵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而科学也有其自己的路径。人们普遍感到要把内心世界的现象与外部世界的现象调和起来，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而便满足于外在观察所能确立的相互关联，却不再试图让一个世界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于另一个。从前的确曾经有过那样一些哲学体系，一度做过这样的尝试，可这些在某些方面颇为成功的形而上学体系和典范，其用途带有狭隘的专业性质，长期安卧于哲学家们的图书室里，丝毫无意于进行广泛传播，也无意于实现无论什么样的实际用途。哲学家们的全部任务，不是为了拥抱生活，而是仅仅为了接受生活中那些适于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将其称之为“思维”的那些因素，这些方面恰好正是生活表现得最薄弱的方面。哲学家们以此建筑或多或少极其复杂的哲学大厦，而另外一些哲学家们则学习他们的著作，将其当作知性天才的典范，当作是唯一用来吸引学者们关注的经典。生活有其自己的轨道，并且不允许自己受制于哲学。人们在爱、在欢乐、在寻找、在痛苦，他们时而上升，时而堕落，时而哭泣。——他们从不参照或是询问，在那些汇聚了巨量学术话语的厚重的书籍中，是否为生活提供了解决之道。而且，不但如此，就连那些哲学家们自己，归根结底，也压根就不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的书本究竟能在生活中做成什么。可是，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现象。哲学家们闯人了生活中。书本上的智慧原来竟是那样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显而易见，注定作为一种个体自在之物（an und fur sich）而存在，并且主要作为一种物自体（Ding an sich）而存在，作为一种非但不是本质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就连人也无法理解的存在本身而存在——就是这样一种智慧走向了人间，并统治了人的大脑。就是这样一种先前专门用于学术研究的、就其本性而言理应不存在的、因而要求把其当作一种特殊的精神美食的东西，被宣称为一切人的最好的食粮。哲学从而一方面为自己找到了一大批以伏尔泰为首的辉煌的、天才的辩护士，另一方面，又切合了正在寻找任何爆炸物的特定时代的口味，以便使自已得以摆脱使所有人都沉重不堪的社会枷锁。于是在法国发生了伟大的事变。人们砍掉了上帝的脑袋，以便有权砍掉国王的头颅。与此同时，在德国也发生了和法国相仿佛的事件，但这事件却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而是在静谧的书房里发生的。在那里充当剑子手角色的又是什么人呢？原来又是学者，实际上，这些学者与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按照海涅准确的说法，关于其生活经历简直可以说是无话可说，因为他不曾有过任何经历和任何生活，这个人——柯尼斯堡的教授康德——后来竟然名闻遐迩，终生一直都在持续不断地“思考”，直到有一天连他也在实质上砍掉了上帝的脑壳为止。甚至连他也未尝想到这件事居然会那么重要。在他走上建构体系之路以后，发现上帝竟然挡了他的路，于是这位哲学家毫不犹豫地，心平气和地杀死了他，进而创造出了自己的“物自体”。而且，在把上帝杀死后，他仍然轻松自如地，无忧无虑地继续过他的日子，也就是说，继续思考直到耄耋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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