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云国，浙江慈溪人，1948年生于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从陈桥到厓山》《宋光宗宋宁宗》等专著，编撰《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主编《宋代文化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等宋元古籍十余种。有论文集《两宋历史文化丛稿》《学史帚稿》，文史随笔《敬畏历史》《放言有忌》《水浒乱弹》等。

近20年前，我已拜读虞云国先生《宋光宗宋宁
宗》的传记。深感此书是佳作，既有深入的研究和
剖析，文笔流畅，又有颇强的可读性，具体分析了
一个时代的专制政治，且有若干深刻的警句，耐人
寻味。现在作者经过认真的增补和修订，撰成新作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其水平又上
一层楼，突出表明了作者学识的进展，反映了其深
邃的史家眼光和道义责任感。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

新版自序
初版前言
第一章 两朝内禅
一 淳熙内禅
二 绍熙初政
三 “政治日昏，孝养日怠”
四 又一幕内禅闹剧
第二章 庆元党禁
一 从风起青蘋到轩然大波
二 伪学逆党之禁
三 韩侂胄专政
第三章 从开禧北伐到嘉定和议
一 以“恢复”的名义
二 开禧北伐
三 诛韩与议和
第四章 因循苟且的十七年
一 嘉定更化
二 在中原变局前束手无策
三 史弥远专政下的嘉定政治
四 宁宗的晚年
附录1 南宋光宗宁宗时代简表
附录2 征引古籍版本

李皇后出身将家。绍兴十五年（1145）一天，她的父亲李道见有一只黑凤停息在军营前的大石上，心里感到奇怪。回家后，知道女儿就在这天出世，这才想起有凤来仪的吉兆，便以凤娘作为二女儿的名字。十几年后，李道出戍湖北，听说道士皇甫坦善于相人，便在府第招待他，让几个女儿逐个出来拜见。见到李凤娘，皇甫坦惊惶得不敢受拜，说：“这女孩将为天下母，我怎敢受她拜？”旁观者都以为他胡说八道，李道却联想到黑凤栖石的征兆，心中暗喜。
皇甫坦的风鉴之术，连宋高宗都十分相信，允许他进宫谒见。大约在绍兴三十二年，皇甫坦出山入宫，高宗问他何事而来，他说：“做媒来。我为陛下寻得个好孙媳妇。”接着把李凤娘出生故事搬说了一通。李凤娘应召候选。同时入宫待选的还有皇太子妃钱氏之妹，其父便是两知临安府的钱端礼。宫禁内外之人都看好钱氏之妹，但高宗还是笃信皇甫坦的相术，为恭王聘了李凤娘。
李凤娘虽长就天姿，却生性妒悍。乾道七年（1171）恭王立为皇太子，她也成了皇太子妃，性格越发骄横悍狠了。太子入居东宫，左右侍奉的宫女人数自然不能与恭王府同日而语。李凤娘受不了，经常在德寿宫与孝宗夫妇面前诉说太子左右的东长西短。高宗老大不高兴，与皇后吴氏谈话时后悔道：“毕竟武将之后。我被皇甫坦误了！”孝宗也好几次训斥她：“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如再只管与太子争吵，我宁可废掉你！”
孝宗只想镇慑住她，并不打算真废皇太子妃。李凤娘却又气又怕，认为这是太上皇后吴氏在挑唆。册立为皇后以后，李凤娘更肆无忌惮、目中无人了。孝宗和谢皇后对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非常孝顺恭敬，相形之下，李氏却十分傲慢无礼，有时甚至乘着肩舆一直到重华宫内殿才停下。有一次，谢氏在谈话时提到这类事情，李凤娘竟恼羞成怒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的。在场的太上皇孝宗听到这种挑衅性回答，与太上皇后谢氏都怒不可遏。他事后想起内禅前夕黄洽的忠告，真的萌生了废黜李凤娘的念头。他把自己信得过的故相老臣史浩召入重华宫，私下与他谈起自己的打算。史浩坚决以为不可行。或许认识到废后会引起政局风波，这事终于作罢。但李皇后对孝宗和太上皇后谢氏的怨怼却越积越深。
光宗即位不久，就心脏不好。太上皇既担忧又关心，从民间搞到了秘方，合了一大丸，据说服了心病即可痊愈，准备派人送去，又恐李皇后截留，便打算光宗每月四朝来问安时面交给他。大内宦官原就企图制造三宫摩擦，好让皇帝无暇萌生“尽诛此曹”的念头，便对李皇后说：“太上合了一大丸药，只等官家过宫便赐药给他。万一有意外，可怎么向祖宗、社稷交代啊！”李皇后听说太上皇不同意立嘉王为皇太子，却属意于嘉国公，不能不多一份心眼，就派人去打探，果然有药准备着，便衔恨在心，以为太上皇也太狠心。
李皇后决定为儿子博一次，也投石问路摸一下虚实。不久，恰有内宴，她突然当面向太上皇提出，请立嘉王为皇太子。孝宗自有考虑，没立即表示同意。李凤娘立马发作：“我，是你们用六礼堂堂正正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皇太子？”太上皇勃然大怒。光宗没有作声，他明白皇后的用心，也知道太上皇不会轻改主意的。
内宴不欢而散后，李皇后一手拉着嘉王，一手抹着眼泪，把丸药的事与不立皇太子拉扯在一起，向光宗哭诉：“寿皇不同意立嘉王，就是想废你；给你服那颗大丸药，就是让嘉国公好早点继位。”光宗受禅后，颇感贵为皇帝也并不如原先想象那样能随心所欲。重华宫的太上皇、慈福宫的太皇太后虽不过问朝政，但一个父亲，一个祖母，自己每一句话语，每一个举措，都必须看太母的脸色，听寿皇的教训，老大不自由。尤其太上皇，总让他感到有一种父亲对儿子的威慑。对太上皇执意让魏王之子嘉国公作为自己皇位的继承人，光宗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现在一听皇后的挑唆，也有点信以为真了。
P76-78

患有精神疾病的皇帝如何能君临天下，他又该如何谢幕？一代权相韩侂胄，为何要罢官朱熹，平反岳飞？富有批判精神的理学如何在愈演愈烈的思想整肃中争得正统，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阅读《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一书，作者虞云国将为我们解开答案。

历史人物研究作为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
分，较之制度史、经济史等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其
研究成果具有最广泛的读者覆盖面，人物传记因而
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书界的欢迎。作为人物
传记的一个门类，帝王传记具有一般人物传记的共
性。在数以百计的中国帝王群像中，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等对中国历史文
化产生积极影响的帝王，成为这类传记的热点，且
佳构迭出。这是值得欢迎的。帝王传记的传主选择
，也有一种类似市场规律的东西在起作用，一般的
史学工作者大概不会选择宋光宗、宋宁宗这样知名
度平平的皇帝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然而，帝王传记还有其特殊性。中国传统的纪
传体史书，其第一类即是帝王本纪。刘知几认为：
“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屈细事。”（《史通·二
体》）又说：“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
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史通·本
纪》）倘若撇开经传、国统等局限性，这一说法有
其合理因素。在君主专制时代，每一个帝王都是一
个公认的历史坐标点，这一坐标点对于相关历史的
理解和把握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以纪传体史书做类
比，少了某一人物的传记，至多是取舍失当，而少
了某一帝王的本纪，无疑是义例不明。问题还不止
于此。在君主专制下，有什么样的君主，就会出现
什么样的时代。一代雄主汉武帝与他统治的时代是
浑然一体的，白痴晋惠帝与他在位时代的历史何尝
没有内在的同一性呢？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帝王
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
既然帝王具有历史的坐标和时代的缩影的双重
意义，显然，不仅那些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帝
王应该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即便是守成亡国
之君、昏庸痿弱之主，也有必要列为传主，加以研
究和描述，以便让后人通过帝王列传的系统阅读，
就能把握整个历史发展嬗变的长链，理解不同时代
治乱兴衰的轨迹。吉林文史出版社约我作“宋帝列
传”中的《宋光宗宋宁宗》，基于以上思路，我力
图把光宁时代作为南宋历史演进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去研究，把光宁父子作为南宋中期历史的取镜独特
的缩影去表现。
光宁父子的统治时代共36年，上承孝宗，下接
理宗。孝宗是南宋唯一欲有作为的君主，但正如王
夫之所指出：“孝宗欲有为而不克，嗣是日赢日茶
，以抵于亡。”（《宋论·宁宗》）南宋历史是以
孝宗禅位为分界线走向下坡路的，光宁父子正处在
“欲有为”到“抵于亡”的历史转折期上。父子两
人，父亲是精神病患者，发病前迫不及待地准备禅
代皇位，发病后恋恋不舍地拒绝交出君权，以一个
精神病者君临天下近三年；儿子则是一个智能庸弱
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可非议处虽不多，作为一个君
主却是绝对的不合格和不胜任，被拥立时尽管连呼
“做不得”，却终于被赶鸭子上架。所有这些，最
充分暴露了君主世袭制荒谬绝伦、缺乏理性的那一
侧面。
君主世袭制把这样的两位君主放在南宋史的转
捩上，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光宗的统治导致孝宗“
乾、淳之业衰焉”（《宋史·光宗纪》）。宁宗的
统治由韩侂胄和史弥远相继专政，最后连皇储国统
“亦得遂其废立之私，他可知也”（《宋史·宁宗
纪》）。王夫之指出：“自光宗以后，君皆昏痿，
委国于权奸。”（《宋论。理宗》）这一局面的形
成，原因尽管复杂，但最终无不与在位君主的个人
才略、识断息息相关。庸懦之君的治下虽未必都有
权奸出现，但权奸却必定出在暗弱之君的治下。
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以
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
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
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人了全面
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
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
的败局。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
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
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如果把宋宁宗后期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
野中去审视的话，展现的全景则是：一方面是蒙古
铁骑无往不胜的西征和南侵，一方面是西辽、花剌
子模的覆灭和西夏、金朝、高丽的乞和，而另一方
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后人读史至此
，不能不为南宋方面扼腕和忧心。明人张溥以为：
南宋之亡，“积于理宗四十年，成于度宗十年”（
《历代史论》卷十五）。实际上，在勃兴的蒙古马
背文明面前，南宋灭亡的种种症状，早在宋宁宗后
期就基本具备了。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
，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
理缓冲，在于蒙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
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
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
以帝王传记的形式勾勒出光宁时期的历史逆转
，困难还是不少的。不仅现存宋代史料的分布，详
于北宋而略于南宋，详于南宋前期而略于南宋中后
期；问题还在于，传记体的形式不容许过多地游离
于传主活动之外去表现那一时代的历史。现存孝宗
以前宋代列帝的个人史料足以描摹出传主生平，而
光宁以后南宋诸帝的个人史料就相对匮乏，由于光
宗的精神病，宁宗讷于言寡于行的个性特点，反映
他们父子个性特点的史料更是显得寥落。研究南宋
中晚期史，尤其是以帝王传记的形式来表现光宁时
代，在史料上缺少多金易贾、长袖善舞的优势。
为了弥补史料上先天的不足，只能在文集奏议
和笔记野史中去发掘有关光宁父子的零散史料。这
是用力多而收获少的艰苦工作，但对丰富传主的个
人形象是有所补益的。在使用笔记野史时，我尽力
做了比勘考订。这些考证，有的在注释中做了说明
，更多的则直接将可信的结论写入正文，以简省篇
幅。传记中所有史实性陈述，均有据可查。历史传
记不同于文学传记，必须具有史学著作的科学性，
它虽允许在史料若断若续、若有若无处做出人情合
理的推断分析，却容不得一点文学作品的虚构性。
对这一原则，我是严格信守的。
自80年代初期师从程应鏐先生研治宋史以来，
倏忽已过了15个春秋。先生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有
过深思熟虑的见解和独具风格的实践，他所撰《谈
历史人物研究》一文，所著《范仲淹新传》《司马
光新传》二书，成为我研究光宁父子的指针和借鉴
。遗憾的是，先生已于两年前逝世，再也不能在研
究中当面请益了。令人一思至此，不禁黯然神伤。
1996年4月30日

每一个帝王就是他统治下那个时代的缩影。虞云国著的这本《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选取宋光宗、宋宁宗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