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精)》是此次“梁启超系列”的最后一本，也是夏晓虹熔铸最新发现的史料而成的经典著作。与《觉世与传世》《阅读梁启超》相比，这本书的特色在于，第一，新发现史料的运用。夏先生从梁后人收藏的友朋书札和两百多封梁的书信及其他文稿中，仔细梳理和比照，有了许多发现。利用这些发现，作者对长期以来学界的争议和研究进行了纠偏，充分体现了“还原历史现场”感。第二，全书论述的问题更集中，辑一偏重梁与政治，辑二、三是梁与文学、文艺，但对于梁启超来说，政治与学术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点出发，本书通过考证爬梳，着重还原了徘徊在二者之间的梁启超。“书生从政”是本文的关键词，也使读者对“卤莽疏阔，烈山泽以辟新局”为最大特点和个性、终生兴趣驳杂而著述常半部的梁启超有了更深的理解，是梁启超研究者绕不过的学术成果。无论从资料的丰富性、史料的最新性还是做学问的扎实度，此书都当为梁启超研究颇有分量的著作。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晚清文人妇女观》（另有增订本）《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晚清社会与文化》《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等。

总序
小引
辑一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
一、梁启超研究简述
二、梁启超的政治生涯
三、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评价
四、对德宣战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代拟宪政折稿考
一、考察宪政五大臣奏稿疑案
二、梁启超与戴鸿慈、端方之奏折
三、新发现的梁启超稿本
四、五篇奏稿与清末新政
五、化除满汉畛域的献策
六、关于《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
七、对一篇未完稿条陈的考证
[附录]梁启超代拟宪政奏折及其他
一、请定外交政策密折
二、上端方书
三、请设财政调查局折
四、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
五、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
六、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呈文
书生从政：梁启超与伍庄
一、梁启超与伍庄的交谊
二、伍庄眼中的梁启超
三、梁启超与宪政党之关系
四、政治与学术的离合
辑二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
——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
一、关于《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佛教史》
二、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国学小史》
三、关于《墨经校释》
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
——以新发现的梁启超书札为中心
一、关于《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与《尝试集》
二、关于梁启超词稿
[附录]新见梁启超致胡适书
辑三
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
一、双涛园：以辞章之学为主
二、饮冰室一：1918年为群儿讲学综考
三、饮冰室二：清代学术研究的再出发
四、饮冰室三：讲论《孟子》的试演
梁启超的“常识”观
一、“国民常识学会”的构想
二、“国民常识”论述的形成
三、梁启超“常识”观的构成
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
一、《中国图书大辞典》编纂缘起
二、“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之试验
三、“培养图书馆人才”之实践
四、《中国图书大辞典》的成绩
辑四
梁启超与父亲
——从四封未曾寄达的家书说起
一、民国前的父子离合
二、民国初年梁启超的顾虑
三、梁启超为父祝寿
四、为国乃大孝
梁启超《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考释
一、告墓文的撰写经过与文类辨析
二、《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分段解说
三、三个文本对勘所见
纸墨生辉：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
——从梁启勋藏札谈起
一、习书留影
二、世界八杰笺
三、自制笺索隐
辑五
关于梁启超
——答《南方日报》记者问
梁启超与政治
——答《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记者问
征引文献
一、报刊
二、史料集等
三、论著
四、论文

自从1983年开始阅读《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即成为
我关注最久、投入最多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我出版过
三本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著作，即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首印、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
文学道路》，2006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阅读梁启超》，
以及2014年由东方出版社刊发的《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
之间》。此外，我还编选过《梁启超文选》(上下册，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
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与《大家国学-梁启超》(天
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校勘过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
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近三
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 1年版)与《国学小史》(商
务印书馆2014年版)，后二种系与陆胤合作，辑录过《追忆
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规模最大
的则是三册、一百四十多万字的梁氏佚作汇编《(饮冰室合
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书序收入三联版
的《阅读梁启超》时，我补拟的标题颇为感慨地用了《十
年一剑?》。
愿意为一个研究对象付出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可想
而知，此人之于我必定意义重大或魅力十足。仔细想来，
梁启超有如下三方面优长对我深具吸引力：
首先，我做近代文学研究，是从梁启超起步的。日后
回想，我一直很庆幸这一选择的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英明
。因为从哪里人手，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学者将来的研
究格局。我非常欣赏梁启超关于“理想专传”的构想：“
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此处的
“伟大”不单指“人格的伟大”，也包括“关系的伟大”
，后者甚至更重要。因此，传主应是“可以做某个时代的
政治中心”或“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一类人物，亦即“
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如果倒转此
一借人物写时代的角度，而从观照一个时代的政治、学术
以至文学的流变着眼，那么，这些处在关系网络中心的人
物，无疑会带给研究者更开阔的视野，展现更精确的图景
。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伟大人物。近代中国所经
历的文学变革、学术思潮更迭、社会政治改良，梁启超不
仅身历，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追随梁启超，也使我的
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得以进人更为广大的史学领域，让
我因此能够走得更远。
其次，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
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学
术论著不必说，即使影视作品中，也不时可见其身影。起
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
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
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
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
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
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
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
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
三十岁后即“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
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
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
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
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
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
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
如愿以偿。
最后，在为时代写照而挑选作传人物时，“人格的伟
大”虽不及“关系的伟大”更获优待，但若要长期保持关
注，则此一研究对象在品格、性情上，必定应有使人感佩
或愿意亲近之处。梁启超虽也投身政治活动，并一度进入
官场，却绝少此间常见的恶习。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
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
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
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
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
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
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
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
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
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
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
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
，富有感染力。其爱家人，爱朋友，爱文学，爱书法，爱
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使人乐于与之长久盘
桓。
与这样一位时代伟人、启蒙先驱、可爱长者相遇，结
缘三十多年，至今仍不厌不弃，并且，这一缘分还会继续
下去，实为本人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幸事。
而由于持续的关注与话题的延伸，本人的研究也获得
了国内外学界相当的重视。东方出版社精明能干的女编辑
姚恋在做过《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责编后，一
直惦记将我的三本著作集合起来，一并推出，以集束的效
应进行展示，这一建议让我颇为动心。此事从去年说起，
中经家事波折，延搁到今年6月，方才正式启动。
此次重新编排，按照三书为一整体的原则，除《觉世
与传世》保留原貌外，其他两本著作都做了少量调整，具
体情况在各书的“附记”中已有交代。同时，为配合成套
出版的整齐、美观，书名也经过了统一修改：以“阅读梁
启超”为总题，《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易
名为《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阅读梁启超》扩充
为《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
术之间》改题为《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
明年1月恰逢梁启超去世90周年，谨以拙作向前贤致敬
。

本书选取梁启超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点滴，展示了梁启超不为人知的思路细节，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活动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独辟一地，或变革或笔伐，或温和改良或力挽狂澜。此书展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国家的深爱和忧虑。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梁启超研究近年已渐成显学，这从梁启超研究著作的数量之多即显示出来。此次为备课，检索国家图书馆目录，在“题名”一项输入“梁启超”，结果中文文献出来了245条。单是传记，就有三十多部，这还不包括连环画、儿童故事、长篇小说之类，并且，已经剔除了合传与重版，后者包括两岸的同一版本或同书异名。其实，这个统计仍不完全，起码，香港亚洲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毛以亨著《梁启超》，国图就没有收藏，而这部传记是早期梁启超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部，虽然它被放在“少年丛书”中，且篇幅不大。
从传记的情况大致可以看出梁启超研究展开的历史，其间明显受到政治的干扰。梁启超1929年去世后，由于政治的原因，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对梁均无好感，所以梁启超研究一直处于沉寂状态。丁文江主持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36年编成，也只油印了五十部，作为征求意见稿分赠给亲友，直到1958年，才由台湾的世界书局排印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又出了修订版。此外，1949年以前，只有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指导的学生吴其昌写过半部《梁启超》，1944年出版。因吴同年病逝，此书并未完成，梁的生平也只写到戊戌变法失败，出亡日本，梁之事业其实刚刚开始。所以，从完整性的角度看，毛以亨的《梁启超》应该算是最早的一部梁启超传记。此书出版后，伍宪子(名庄，梁之万木草堂同学，后任中国民主宪政党主席)曾发表书评，认为“其持论很公平”，“能将梁启超真相画出，是一部有价值之书”，甚至称赞毛氏的评论“说得极有分寸，亦极中肯”，因谓“毛氏可算任公知己”。不过，此书的价值长久不为人知，直到1975年，才又在台湾出了一版。
至于1949年以后，除了一本27页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的《梁启超》(牛仰山著)，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大陆最早出现的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梁启超传记，乃是孟祥才著、北京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梁启超传》。我1984年写作硕士论文时，那是当时唯一能够参考的传记。此书的诸多论点，今日看来已很陈旧，但在当年却有开启梁启超研究风气的意义。
进入1990年代，梁启超研究日益升温，传记的编著也日见增多。根据国图的书目统计，在此期间出版的梁传有二十多种；单是1999年，梁启超去世七十周年，一年之内最少便出版了五部梁启超传记。其中有些传记出自近代史研究名家之手，如耿云志、李喜所，都曾与人合著过梁传，质量应该比较有保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传记没有下大功夫。我曾见到一位作者在“后记”中说，他因为参与了一套传记丛书的写作计划，只花了半年的时间，连上课带看书、写作，便赶出了这本传记。我看到这样的说明，当然失去了购买与阅读的兴趣。
所以，我在阅读书目中没有列入纯粹的传记。假如需要传记方面的资料，可以阅读《梁启超年谱长编》与《追忆梁启超》。而张朋园先生的两部书，《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与《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虽然前一本初版于1964年，后一本也是1970年代的出版物，但合起来还是可以作为完整的评传读。张本人也以“评传”视之，《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绪论》中说：“本书以梁任公在民国年间的行谊为讨论范围，与拙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上下衔接，权充民国部份之评传。”《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我列的是1999年的第二版，是因为此版重新校对了引文，改正了以前版本中的不少错误。从《再版序》中可以看到，作者对梁启超的评价也有变化，自称因为是早年的著作，“过去的一些观念与我今天的看法大有出人”。他特别提到的是梁启超三十一岁后放弃革命，当时张“感到失望，大大叹息”。但“事隔三十五年，我反过来觉得他的转变是理性的”。因为梁启超认为：“革命之后建设不易，革命可能陷国家社会于纷乱。”张觉得“证之将近百年革命的结果”，梁“的确是一位先知”。尽管有这样的反省，在梁启超研究著作中，张著仍然可谓持论公允。其书多次再版(最少已印三四版)，张自己的总结是，其“广受欢迎，大概与我的不偏不倚态度有关”。
P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