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将我国历代典章制度，分门别目，依照时代顺序编为一书，称得上是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其旨趣是追述古今制度的变迁沿革，为当时的制度找寻历史根源，希望从中看出利弊得失之所在。张荣芳编撰的《通典：典章制度的总汇（精）》是《通典》的白话普及版，介绍杜佑及其政治理想，又以九门为序，存其大体，荟萃精华，使读者一窥这部经典的核心内容。

张荣芳，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访问学人、电视历史报导节目制作与策划人，东海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为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中国政治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中国历史文献学。著有《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唐代京兆尹研究》等。

【导读】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前言
上篇 杜佑与《通典》
一、食货
二、选举
三、职官
四、礼
五、乐
六、兵
七、刑
八、州郡
九、边防
下篇 原典精选
旧唐书杜佑传
御制重刻通典序
通典原序
通典序
通典食货门论曰
通典选举门评曰
通典职官门论曰
通典礼门序
通典乐门序
通典兵门序
通典刑门序
通典州郡门序
通典边防门序

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张荣芳
我国史学的渊源极为久远，呈现的面貌也极富
多样性，《尚书》是“纪事体”的始祖，孔子《春
秋》是“编年体”的始祖，到了司马迁的《史记》
，则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此后一直到唐代杜
佑的《通典》，才又开创了第四种体例，是专详于
文物典章制度的通史，一般称为“政书”，又因为
它是专门讲政治制度，所以也称为“典”。
《通典》将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分
门别目，依照时代顺序编为一书，称得上是典章制
度的百科全书。在唐代以前，虽然也曾有人试图编
撰，但都没有成功；杜佑之前， 唐人也曾有类似的
著作出现，但体系不如杜佑《通典》的广博周纳，
都比不上杜佑的成就。
历代史学上的珍贵遗产，许多著作业已成为不
朽的经典，《通典》自不例外。从《通典》以后，
逐渐加上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郑樵《通志》
，合称为“三通”，到清朝形成所谓的“十通”。
这些典章制度史的撰述，都发端于杜佑的《通典》
，可说是典章制度的开山之作。
杜佑，历任唐朝的节度使和宰相，在政坛上活
跃了六十年的时光，因而深通吏事、军事，尤其对
财政经济特别熟悉。唐宪宗曾有诏书称赞他说：“
博学强闻，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
病之要。”从此可以看出他的才学与为政处世之道
。
《通典》一书的旨趣是为当时的制度找寻历史
的根源，说明古今的变迁沿革，希望从中看出利弊
得失之所在。所以清朝大史学家章学诚推崇《通典
》甚得“会通之旨”，今人钱穆先生认为杜佑是开
创唐以后史学的第一人，都不是过誉之词。
《通典》全书二百卷，分为食货十二卷、选举
六卷、职官二十二卷、礼一百卷、乐七卷、兵十五
卷、刑八卷、州郡十四卷、边防十六卷九门，每门
又各分为若干子目。内容上溯于黄帝、尧舜，下迄
唐玄宗天宝年间，同时因唐肃宗、代宗时期也颇有
变革，故附于书里。材料搜集则广采五经、诸史、
魏晋南北朝时人的文集、奏议，分门别类记载下来
，体大思精，时人评论说“详而不烦，简而有要”
，是相当允当的赞语。
《通典》的九个部门，并不是杂乱成编的，而
是有一个系统的编次，蕴含着杜佑的政治理想。他
说：“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
衣食。”政治上的最先要务是教化，但必须使人民
“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所以，教化的根本在经济
。因此，《通典》中居首要地位的是“食货”一门
，包括户口、乡里、赋税、钱币、贸易与物产等几
部分。
其次说：“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
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良好的政治组织必须
要设官分职，有了官职，还得有名实相称的人才来
担当才行，因此先要懂得选拔优秀的人才，所以先
说选举，再论职官。如果政府能尽心尽力选择社会
上的贤能之士，使他们各适其位，各尽其才，来处
理政事，这样国事没有办不好，政治没有不上轨道
的。
接着是礼和乐，他说：“官职设然后礼乐兴。
”礼乐一向是我国传统政治中最看重的两项教化设
施，“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完全可以
看出我国传统政治的理想层面。因此对古代礼制的
阐述特别详尽。
道德教化沦落了，才得使用刑法，所以有“兵
”有“刑”。“兵”大体是以《孙子兵法》十三篇
为主，将历史上的用兵之事，分类归纳在这十五卷
中。“刑”则叙述历代刑法的因革。
一个大一统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必须合成
一个严密而有系统的组织，分级设职，层层节制，
环环相扣，政治轮轴才能顺利地推动，所以中央政
府下面还要划分地域，设立州郡，因此有“州郡”
门。还要有“边防”，用来阻挡外来侵犯。
从这九大部门的分类先后次序，我们已经可以
看出杜佑的政治理论，他“先礼而后教”，“安内
以驭外”的编排方式，本末次第极有条理，也寓有
理想。从这个大纲上，我们应当可以了解《通典》
体大思精的价值所在了。
由于《通典》一书长达百万言之多，要想适当
地采择改写成十万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
在改写之前，首先撰写一篇导论，说明杜佑的生平
、《通典》撰述的时代背景以及杜佑政治理想之所
在，希望能借着这篇短短的论述，让读者了解并把
握《通典》的主旨与精神。至于改写部分，各门目
则尽量存其大体，将历代沿革概略叙述，希望不致
失去会通之意，并保存杜佑对各项制度的评论，因
为这部分才是《通典》一书的精华所在，如此或能
让读者一窥我国最伟大的典章制度宝库的核心，掌
握历代制度演变的脉络。

《通典》堪称中国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典章制度史的开山之作。
清朝大史学家张学诚极力推崇《通典》，认为此书甚得“会通之旨”。
钱穆先生认为作者杜佑是开创唐以后史学的首人。
《通典》作者是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所处的唐代，他将我国历代典章制度，分门别目，依照时代顺序编为一书，称得上是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此书亦蕴含着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
张荣芳编撰的《通典：典章制度的总汇（精）》是《通典》的白话普及版，介绍杜佑及其政治理想，又以九门为序，存其大体，荟萃精华，使读者一窥这部经典的核心内容。

上篇 杜佑与《通典》
一
中国历史上以百科全书式体裁出现的史书，最著名的首推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但是，《史记》以降，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叶，编纂巨大篇帙的百科全书式史书不复再现。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时代环境的变幻无常，朝易夕改，动乱的世局之下，很难定下心来专心一意地从事长期编纂的工作；另一方面，随着时代愈后，累积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愈多，加以学术的分工愈细，庞大编纂工作已经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单独负担，个人往往穷一生之力而皓首穷经，很难突破这一限制，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工作的艰难。
大唐帝国统一海内之后，在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以前，长期繁荣富庶，政府也大力推动各项学术工作的发展，奖掖学术。科举的设立，更使得天下士子竞相投诸其流，形成了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与良好的学术环境。后来，虽然唐室迭遭大难，东方藩镇势力兴起，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危，但李唐的国祚命脉却也能不绝如缕，继续维持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措施也尚能大致施行，不致因种种变乱而告停顿，表面上犹可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形象。
时局的动荡，世事的变幻，最容易使人产生各式各样的思想。有人感叹世事无常，醉心释氏；有人目睹世局不安，遁入山林，归于老庄；也有人眼见国家兴亡，危如累卵，亟思力挽狂澜，拯救生民疾苦。
就史学来说，将近千年的蕴育累积，顿时之间遭遇大变，常使有心以历代兴亡为鉴，思古幽情，希望借着学习既往历史教训而有所惕厉振扬。中国史学就在这种情况下，以唐代刘知几为一分水岭：刘知几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着作成绩，汇成一部《史通》；相反的，杜佑即以《通典》开创出史学的新领域。
二
唐玄宗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安史之乱以前，大唐帝国声威远播，达到前所未有的富庶强大；此后，国势如江河日下，再加上朝廷内有宦官跋扈，朋党相争，外有藩镇肆虐，外患频仍，交相进逼之下，中晚唐的政局并不算稳定。
杜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长的人物，也是这一时代的见证者。他虽然在宦海中浮沉升降了六十年之久，也曾历仕六朝，位极人臣；但是，他对唐代中叶的紊乱政局，并未产生丝毫振衰起弊的作用，更谈不上有拨乱反治之功。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所修撰的《新唐书》上，对他的评语是：
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以大节责之，盖碈（）中而玉表欤！
意思是杜佑为一地道的读书人，如果在升平治世的时代，还可望有一番作为，但是碰到中唐这种混乱的环境，就欠缺大魄力与大担当了。
然而，历代之所以赞美《通典》，并不是因为杜佑在政治上位居高位，而是因为他编撰的这部《通典》，罗列古今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损易，内容详赡，脉络分明，可说是典制史上一座蕴藏丰富的史料大宝库。下面就分别说明杜佑为什么编撰《通典》？如何编撰？具备哪些特点？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何在？
三
古人说：江海不捐细流，乃能成其大；泰山不让细壤，乃能成其高。唐代的史学，也正表现出这一种蓬勃的气象，一方面纳川汇海，总结魏晋以来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唐宋以后的契机。当时史学家中较著名的有专门注重名物训诂研究的颜师古等人，有侧重研究史书体例的刘知几，也有意在典章制度的赵仁本、蒋乂等人，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群说毕出，蔚为大观。
以典章制度为主的史书，在中国正史之中，就是所谓的“志”与“书”一类，如《史记》有《平准书》《封禅书》，《汉书》有《食货志》《礼仪志》等。除了《史》《汉》二书外，其余的大都专记一朝一代的典制，很少有贯通古今的记载。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典制史撰述的风气逐渐形成风尚，而且从正史里面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唐朝初期，以着述一代典章制度而单独成书的有李延寿的《太宗政典》，到中唐有苏冕的《唐会要》、刘秩的《政典》，到晚唐还有王彦威的《唐典》等，都是同一类的着作，说明在杜佑《通典》问世的前后，撰述典制史已经形成一股学术风气，不断冲击着史学界。
四
《旧唐书杜佑传》上记载唐玄宗开元末年时，史官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挑选中国经、史、百家的记载，依照《周礼》所描述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职制，撰写了一部三十五卷的《政典》，极享盛名，大得当时著名学者专家的赞誉。而杜佑自从看到了刘秩的《政典》以后，潜心探索其中蕴含的精义、主旨，他认为《政典》的条目、内容都还不够完备，因而加以扩大增广，并且补录了玄宗时代的《开元礼》和《开元乐》，撰述完成《通典》一书，共二百卷。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也曾经记载说：当代叙述兵制，全都取材于《通典》，而《通典》虽然是杜佑所收集编纂，但它的源流乃是出自刘秩。
宋朝距离唐世尚不远，这两种记载都直接指明《通典》本于刘秩《政典》，应当是不错的。然而，除此之外，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宰相张九龄、李林甫等人